《列寧墓：蘇聯帝國的末日歲月》第一部第8章：以“紀念”之名
埃絲特不知道她的祖父是怎麼死的，也不知道他埋葬在哪裡。很有可能，他的後腦勺中了一槍。或許他被埋在高爾基市附近的一個亂葬坑裡。她可以這麼猜測，但永遠不會知道。
在蘇聯這個由大屠殺倖存者和倖存者子女組成的帝國，這種椎心泣血的不確定性是生活的常態。正如漢娜·阿倫特寫道：“集中營通過使死亡本身匿名化（讓人無法知道囚犯是死是活），剝奪了死亡作為圓滿人生終點的意義。”我不確定我們是否遇到過這樣的人，由於沒有辦法在時間和地點上確定死者的下落，他們的祖父母、父母、兄弟姐妹、朋友仍然在夢中徘徊，猶如幽靈一般。倖存者通常以一種最普遍的方式想像死亡——劊子手的橡膠圍裙，在凍土中挖掘溝渠。但痛苦仍綿綿不絕，因為永無止境。這就好像政權犯下了兩項大規模的罪行：謀殺和對記憶無休止的折磨。克里姆林宮在掩蓋歷史的同時，也讓其臣民變得更加瘋狂、更加絕望。
醒來後，人們繼續穿行於噩夢的廢墟。日常生活中，他們住在囚犯建造的公寓樓裡，航行在國家奴隸開鑿的運河上。在哈薩克中部工業城市加拉干達——從空中俯瞰，它就像一個塞滿煙頭的煙灰缸——一天下午，我漫步走進樹林，發現一所廢棄的學校。帶我參觀的煤礦工人指給我看窗戶上的鐵柵欄。“這是一所美麗的學校，但也是一座醜陋的勞改營。”一位礦工苦澀地說。他的父親曾因“反蘇活動”在一個小房間（後來改為二年級的教室）裡度過了一年。房間裡陰暗潮濕，寒風肆虐。在地下室的遊樂廳，這位礦工說，看守夜間執行死刑。地板上有排水管來接血，牆上畫有斑馬和羚羊逗孩子們開心。
很久以後，我又進行了一次旅行，這次是去俄羅斯遠東地區的科雷馬，那裡是一個舊的監獄營區，與阿拉斯加一水之隔。至少有兩百萬囚犯死于科雷馬。倖存者多年前就回家了，但這個地方仍然陰森淒涼。俄羅斯北部曾經是“小矮人”、獵人和遊牧民族、愛斯基摩人、雅庫特人、楚克其人和尤卡吉裡人居住的地區。一位朋友告訴我，距馬加丹以北一小時車程的戈德利亞村，住著一百來個鄂溫人。我想去看看嗎？
早上8點半左右，我們抵達戈德利亞。這個村莊是一片泥濘的海洋、幾堆垃圾、一家空蕩蕩的商店、幾座傾斜在泥地裡的木屋，還有你在幾乎任何蘇聯城市的郊區都能發現的那種混凝土澆築的兵營。我們看到一個年輕女子——一個漂亮的女人，長著一張愛斯基摩人的圓臉——醉醺醺地蹣跚穿過一個水坑。她眯縫著眼睛斜睨我們，突然單膝跪地。再往前走，我們又看到幾個人，有的靠在牆上，還有幾個來回遞著一個酒瓶，沉默不語。早飯還沒吃，半個鎮子就已經垮了。我的朋友告訴我，早上總是這樣，到了太陽下山的時候，幾乎沒有人醒著。他們喝伏特加、浴缸杜松子酒、護髮素、古龍水，甚至殺蟲劑。多年來一直如此。鄂溫人在森林中狩獵馴鹿數百年後，被趕進了這些村莊；一旦他們停止流浪，就會迷失方向。為了培養更完美的蘇聯鄂溫人、蘇聯楚克奇人或蘇聯愛斯基摩人，政府把孩子們從他們的父母和村莊帶走，送到公立寄宿學校接受“教育”，這些學校都是荒郊野外令人作嘔的小地方。等學校把他們教育好，他們身上已經沒有鄂溫人的影子了。現在，他們的俄語說得一塌糊塗，鄂溫語卻根本不會。
在周圍為數不多的幾個清醒人中，有一個蜷縮著身子、瘦胳膊細腿的年輕人做了自我介紹。他說他叫維克多，我認真地問了他一些問題。“鄂溫人快要滅絕了,”他說。“他們無所事事，喝酒喝到喝不動為止。我4歲前一直說鄂溫語。他們是這麼告訴我的。然後他們把我送進學校。那並非真的學校，他們只是讓我們坐在那裡，確保我們只說俄語。所以我們大多數人什麼都不會說。”
我問他認為自己的人生還有哪些機會，莫斯科的變化是否會對他有所幫助。此時，一小群醉漢悄然圍了上來。他們目光呆滯，腦袋微微搖晃，像微風中的蒲公英。
“我們完蛋了。”維克多看著身邊的人說。“太晚了。他們殺了我們。”
維克多把我們帶到另外兩個鄂溫人面前。他們穿著廉價的蘇聯工作服，頭戴阿拉斯加大學的棒球帽，肯定是沿著白令海峽漂到西伯利亞的。鎮上只有他們兩個人在幹活。他們的工作很奇怪。他們用手持火焰噴槍炙烤一頭巨大的死豬的皮，直到變成粉紅色並乾燥。然後，他們把皮切成條狀，用油炸和鹽醃制。“配上伏特加特別美味，”一個人說。下酒名菜，鄂溫薯片。
另一個叫帕維爾·特裡福諾夫的人走過來，和我們一起看了一會兒這個奇怪的儀式。“這就是我們現在做的事情，”他說。“國家禁止我們捕魚。馴鹿也沒有了。他們稱這個村子為國營農場，但這裡已經很久沒有耕種了。大部分時間都在零度以下。我們能種什麼？檸檬？這地方一片冰天雪地。”
我問他，他的家人在到戈德利亞定居之前都從事什麼。
“我祖父是個捕獸者和獵人，他和日本人做生意。“帕維爾說。“至於我嗎？我站在旁邊看著。我不覺得自己是鄂溫人，也不是俄羅斯人。我不覺得自己是什麼人。他們要殺了我們。不，他們已經殺了我們，這是一場緩慢的種族滅絕，已經接近尾聲。”
如何定義這些故事、這種末日感呢？在列寧格勒一個冬日的午後，我拜訪了德米特裡·利哈喬夫，他是列寧格勒普希金之家研究中世紀俄羅斯文學的著名學者。當時，利哈喬夫已經84歲高齡，他的辦公室似乎被設計成無視一切蘇聯事物的樣子。走進那間屋子的感覺與納博科夫的小說《博物館之旅》中那位可憐的流亡者的遭遇恰恰相反，他漫步法國的一座博物館，神奇地發現自己“不是在我記憶中的俄羅斯，而是在今天真實的俄羅斯。”進入利哈喬夫的書房，仿佛進入了另一個時代。書房裡有達爾的俄語大詞典、一座革命前的時鐘、一幅令人驚歎的普希金肖像——而此處本該是某位總書記呆板的面孔。但它以某種方式避免了虛假。這不是幻想，而是一種反抗和蔑視的行為。在這座城市中，主圖書館成千上萬的藏書因忽視而被焚毀，冬宮牆壁上倫勃朗的畫作無人問津、黯然褪色，而利哈喬夫卻創造了一個理想化的閱讀和思考空間。
“最重要的，是我喜歡安靜。”那個冬日的下午，他告訴我。“俄羅斯是一個喧囂的國家。”小時候，利哈喬夫在窗前目睹了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10年之後，他在勞改營服刑5年，更近距離地見證了蘇聯文化的崛起。1928年，利哈喬夫因參加一個名為“宇宙科學院”的學生文學團體而被逮捕。該團體對克里姆林宮構成的威脅就像《哈佛諷刺》對白宮構成的威脅一樣大。為了當選“院士”，利哈喬夫提交了一篇幽默的論文，論述了在語言中恢復“Yat”一字的必要性。布爾什維克禁止使用“Yat”，作為革命後俄語“現代化”運動的一部分。後來，利哈喬夫的一名審訊官斥責他竟敢在這種事情上浪費時間。
“你說的語言改革是什麼意思？”審問者大聲問道。“也許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我們根本不需要任何語言！”
利哈喬夫大部分時間都在索洛夫基度過，這是列寧於1920年在白海一個小島上建立的勞改營。島上的修道院以前曾被用作監獄，但用一項統計數字可以看出沙皇鎮壓與布爾什維克恐怖之間的區別。從16世紀到1917年羅曼諾夫王朝滅亡，索洛夫基監獄共有316名囚犯。在1929年10月28日的晚上，利哈喬夫聽到了300人被處決的槍聲。
“那年秋天，我的父母來看我。我們從一名衛兵那裡租了一個房間。”他告訴。“當天晚上，一個人跑來找我，說看守剛剛去兵營找過我。於是，我告訴父母，我得走了，因為我被叫去上夜班，他們不必等我。我不能告訴父母，他們要來把我帶走並槍斃我。我躲在柴堆後面，不讓他們看見。
“與此同時，槍決如火如荼地進行著。我沒有被發現。這意味著我也在其中，我也是那300人中的一員。所以他們帶走了別人而不是我。第二天早上，當我從藏身處出來時，我已經變成另一個人了。從那時起，這麼多年過去了，超過半個世紀，實際上是60年，但我仍然無法忘記。整整300人就這樣被殺害了，以示警告……300槍，每人一槍。劊子手喝醉了，所以沒能立即把他們全部殺死。不過，他們還是把所有屍體都扔進一個大坑裡。劊子手年紀比我大，到現在還活著。”
1988年春，尼娜·安德列耶娃風波發生後不久，我沿著莫斯科市中心的阿爾巴特商業步行街散步，看到一位20多歲的年輕女子在收集簽名。在1988年，這仍然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我曾在阿爾巴特廣場和普希金廣場附近看到有人因為散發請願書或組織“未經批准”的示威活動而鋃鐺入獄。薩沙·波德拉賓克在街上散發他的地下報紙《快報》時，也經常被捕。
大約有六七個人簇擁在那個女人身邊。幾個人簽了名，其他人則保持距離，他們在觀望，打發時間。她說自己叫埃琳娜，正在為一個名為“紀念”的新的“反史達林歷史”組織呼籲，清風吹拂她手中的請願書，像一遝洋蔥皮似的冉冉飄動。
埃琳娜說，紀念組織希望為史達林時代的受害者“正名”；他們想建立紀念碑和研究中心。她越是解釋這個組織，我就越覺得他們的目標是建立一個蘇聯版的“大屠殺紀念館”，類似專門記錄在大屠殺中遇難的600萬猶太人的耶路撒冷紀念中心。她一直在談論“正名”，讓人們重新擁有自己的名字，當我站在那裡時，我想起了大約20年前參觀耶路撒冷大屠殺紀念館的情景，當時我走進了一個寬敞、昏暗的圖書館，房間裡擺滿了巨大的卷軸，上面記載著死難者的名字。直到那一刻，我才開始理解大屠殺的浩瀚。我的老師曾要求我們想像紐約五個區中的四個區被毒氣毒死的情形。但只有身處那個樸素的房間裡，被所有這些人的名字包圍時，我才真正感受到了這一點。索爾仁尼琴怎麼寫的？他統計的蘇維埃政權受害者有多少？6,000萬人？
這位女士告訴我如何才能瞭解更多關於紀念組織的資訊。她說我應該去找列夫·波諾馬廖夫或尤裡·索洛莫諾夫，他們都是人權活動家，也是薩哈羅夫的朋友。列夫·波諾馬廖夫住在莫斯科郊外，這個社區一邊是公寓，另一邊是綿延數英里的白樺林。他四十多歲，但長相年輕許多。與傳說中蓬頭垢面的俄羅斯知識份子不同，波諾馬廖夫看起來像個宇航員，體格健壯、衣著整潔。波諾馬廖夫女兒偶爾會尖叫著跑進來，宣佈天氣（“下大雪了！”）或晚餐（“快來吃飯！”），他向我介紹了紀念組織最新開展活動的情況。他說，他和其他大多數20、30和40歲的知識份子對戈巴契夫的出現持懷疑態度。但當薩哈羅夫從國內流放中獲釋後，他說，“我們開始轉變立場。”
“和許多人一樣，”波諾馬廖夫說，“我認為，想要廢除這個制度，一開始必須做的就是告訴人們有多少受難者，讓人們知道應該為受難者樹立紀念碑，應該公佈檔案。這才是改革真正的起點。真相！有了真相，改革進程才會不可逆轉。如果不這樣做，如果每個人都不承認這個制度是不光彩的、有罪的，那麼鎮壓總是能夠取得成功。
“1987年冬，我和尤裡·薩莫杜羅夫聚在一起。我們成立了一個約15人的行動小組。當時湧現出許多非正式團體。我們在別人的公寓裡召開了一次全體大會。為了開展請願活動，我們起草了一份一頁長的呼籲書。要使呼籲書的措辭恰到好處非常棘手。例如，我們知道有數百萬人被殺害，沒有人懷疑這一點，但我們不知道是否可以在檔中使用‘數百萬’這個詞。我們仍然沒有法律依據來證實這一點。我們害怕被人抓住把柄。”
紀念組織的創始人主要由一群年輕的無名學者和作家組成，他們首先嘗試在各自的辦公室徵集簽名。這似乎是最安全的途徑。但波諾馬廖夫和其他人發現，就連他們認識多年的好友也拒絕簽名。
“他們中的很多人都同意我們的想法，”他說。“但他們也顧慮重重。你可以看出，他們在懷疑自己的朋友是否突然變成了特工，請願書會不會是某種陷阱。因此，我們決定採取更公開的方式，走上街頭，請路人簽名。因為我們希望我們的呼籲具有法律效力，所以我們要求人們提供姓名和地址。我們對此也心存疑慮。這在我們國家是非常危險的事情。每個人的手心都捏一把汗。但是，反響空前熱烈！這麼多年過去了，人們已經做好了準備。這是一次奇妙的社會學體驗。我們發現有人願意提供姓名和地址，但他們根本不知道我們不是克格勃特工。他們信任我們。”
紀念組織的人通常3人一組走上街頭。一個人舉著《簽署呼籲書》的海報，另一個人負責收集簽名，第三個人則舉著戈巴契夫演講中的一句話：讓歷史不再有“空白點”。列夫說，戈巴契夫仍然擁有巨大的權威和聲望；此外，紀念組織希望總書記語錄能夠驅散員警。但這並不總有效。請願團體經常遭到逮捕，久而久之，他們發現自己被抓進警察局的次數越來越少。大家百思得不其解，只能猜測這是來自上天——或者黨——的干預。
如果紀念組織要成為傑出的歷史保護協會，就需要歷史學家的説明。這是一個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多年來，蘇聯歷史領域已經變得如此墮落，以至於紀念組織的人覺得他們無法信任任何人；而他們信任的人，比如迪馬·尤拉索夫，都不是專業人士。
剛開始，只有一個例外，一位名叫阿爾謝尼·羅金斯基的年輕學者。羅金斯基的父親在史達林時代曾兩次被捕，1951年死於列寧格勒附近的集中營，當時他的兒子才5歲。但通常情況下，克格勃並不會費心把死訊告訴羅金斯基家。直到1955年，阿爾謝尼的母親還月複一月地給集中營裡的丈夫寄包裹，滿心期待他早日歸來。直到收到一封電報，告知他們“不再郵寄包裹”時，羅金斯基一家才得知父親的死訊。後來，羅金斯基家收到一包文件，上面稱死因是心臟病發作。“當我看到那份文件時，才八九歲。”一天下午，阿爾謝尼在紀念組織總部告訴我。“我看到了蘇聯的郵票和印章，但我知道這是假的。他們告訴我們的都是謊言，他們不在乎這些謊言有多荒謬。從那時起，我決心成為一名歷史學家。”
羅金斯基在塔爾圖攻讀大學學位，這是愛沙尼亞的一個大學城，充滿了六十年代伯克利地下學術的氣息。那裡最有影響力的老師——即羅金斯基的導師——是文化歷史學家尤裡·洛特曼。雖然不可能開設被認為是“反蘇”的課程和制定閱讀清單，但洛特曼和他的學生們研究文學文本和文化結構的方式，都被他們視為對自己所生活的社會一種幾乎不加掩飾的批判。他們拒絕使用所謂的“新話”，拒絕將一切納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範疇，這也是一種無聲的抗議。在塔爾圖，羅金斯基的同學包括娜塔莉亞·戈爾巴涅夫斯卡婭和尼基塔·奧霍廷，前者曾與帕維爾·利特維諾夫一起參加了1968年的紅場示威遊行，後者則是紀念組織未來的另一位元領導人。
畢業後，搬到列寧格勒，羅金斯基冒了極大的風險。他成立了一個名為“記憶”的地下組織（不要與同名的俄羅斯種族主義民族主義組織混淆）。羅金斯基的記憶組織是紀念組織的前身。他與持不同政見者運動中的朋友秘密合作，開始建立一個關於史達林時期的西方和蘇聯檔檔案館。羅金斯基效仿索爾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島》中的做法，採訪了數十名集中營倖存者，瞭解他們的經歷。“最重要的是，我想證明歷史研究在這個國家確實可以存在。”他告訴我。沒過多久，員警和克格勃就盯上了他。他們7次搜查他的公寓，竊聽他的電話，並傳喚他接受審問。但是，儘管克格勃顯然知道羅金斯基在搞什麼鬼，卻無從下手，他小心翼翼地掩藏錄音帶和文件。克格勃從未找到這些證據。1981年，克格勃撕破了法律溫情脈脈的偽裝。他們逮捕羅金斯基，判處他4年監禁。他們把他從一個集中營轉移到另一個集中營，以防止他把反蘇思想“傳染”給其他囚犯，並確保他難得過得太舒服。1985年8月，當羅金斯基終於返回莫斯科時，戈巴契夫已經掌權。他準備再次嘗試同樣的罪行。“我不得不假設，歷史將超越愚蠢和殘忍，”他說。
整個1988年春天，紀念組織的請願名單上增加了數千個名字。戈巴契夫計畫在6月底召開一次特別會議，為更加民主的政治制度散播種子。紀念組織希望找到某種方法，利用這次歷史性的會議來樹立自己的形象。為此，它需要得到更高層次的重視；它需要得到至少那些能引起黨內改革派領導層注意的人的支持。活動家們需要一個能為紀念組織帶來政治影響力的核心人物。大多數人的選擇都顯而易見：薩哈羅夫，當然還有阿列斯·阿達莫維奇、德米特裡·利哈喬夫、丹尼爾·格拉寧、列夫·拉齊貢、阿納托利·雷巴科夫和尤裡·卡裡亞金等作家；《星火》雜誌的編輯維塔利·柯洛季奇；以及伯里斯·葉利欽——他在1987年被逐出政治局之後，已經成為一個反抗的神話人物。
名單上還有兩位歷史學家。第一位是羅伊·亞歷山大羅維奇·麥德維傑夫。在赫魯雪夫和勃列日涅夫時期，仍然有一些學者試圖誠實地工作，在黨的規章制度和嚴格保密的檔案系統之外開展研究。比如，阿爾謝尼·羅金斯基的另一位導師米哈伊爾·蓋夫特爾，他因撰寫關於史達林主義“反常現象”的文章而為西方歷史學家所熟知。維克托·達尼洛夫首次嘗試描述集體化運動的規模和殘酷性，這一開創性的工作為他贏得了國際聲譽。
但是，當西方歷史學家幾乎完全依賴於公開出版的蘇聯檔、文獻和逃亡者資料，試圖拼湊出蘇聯災難的規模時，只有一位元仍居住在莫斯科的歷史學家在加深世界對史達林及其繼任者的瞭解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1971年，西方出版了麥德維傑夫的《讓歷史來審判》一書，書中對史達林毫不留情的批判和大量證據之扎實讓外國學者們大吃一驚。
我初到莫斯科時認為，羅伊·麥德維傑夫是一個值得瞭解的人。我的幾十位前任——尤其是美國和義大利記者——都非常依賴他的分析和高水準的小道消息：誰在和誰鬥爭，誰在政治局受排擠。那些在共產黨政壇、官僚機構和新聞界為《讓歷史來審判》提供資料的人，也為麥德維傑夫提供了對外國人來說踏破鐵鞋無覓處的資訊。
羅伊和妻子加琳娜住在距傑列梅捷沃機場不遠的迪班科大街上。他狹小的書房裡，書籍和檔擺放得一絲不苟，空間利用得恰到好處。文件卡從書架上探出頭來，上面寫著“早期列寧主義者”、“貝利亞”或“勃列日涅夫”。羅伊的孿生兄弟若列斯自1973年流亡後一直住在倫敦一個名為米爾山的中產階級區，他也以同樣的方式佈置自己的辦公室。外面是倫敦街頭的嘈雜聲，裡面是若列斯重建的俄羅斯。儘管分隔兩地，羅伊和若列斯一直在熱心的西方外交官和記者的説明下交換必需品。羅伊為若列斯關於蘇聯農業和切爾諾貝利核災難的著作寄去剪報和原始材料；若列斯負責打理羅伊的外文出版權，並給他寄去成包的書籍、橡皮筋、信封、資料夾，以及內衣、襪子和鞋子。
在戈巴契夫上臺前，羅伊·麥德維傑夫被視為持不同政見者。經過長年在外省的學習和教書，麥德維傑夫將1956年赫魯雪夫在黨的第20次代表大會上的《秘密報告》和1961年黨的第22次代表大會上進一步的反史達林情緒視為許可的信號。年復一年，他逐漸積累了大量原始素材，採訪過多位党的官員、集中營倖存者和其他時代見證人。作為一名學者，他不斷挑戰可能的極限。但麥德維傑夫選擇的時機非常危險。當他完成《讓歷史來審判》並將其送往西方出版時，赫魯雪夫已經失勢，而勃列日涅夫正在開始一場為史達林恢復名譽的運動。
麥德維傑夫一直保留著共產黨員的身份，但很快就被禁止參加黨的活動。但是，在他遭到官方拒絕的同時，持不同政見者也從未真正接受過他。薩哈羅夫在回憶錄中很少進行人身攻擊，但他在多處明確指出，到70年代初，他不僅不同意麥德維傑夫的馬克思主義，而且也不完全信任他。儘管沒有明說，但他懷疑麥德維傑夫是否至少得到了克格勃的默許，或者與克格勃有某種令人不快的關係。其他持不同政見者的猜測則遠沒有這般謹慎。
我發覺很難相信最壞的情況。80年代初，麥德維傑夫的門外曾經坐著一名克格勃警衛，我懷疑來者不善。這個幽靈確實嚇跑了一些訪客，但並非全部，在我抵達莫斯科時，羅伊仍在給任何提出要求的人以幫助。我認為，他在持不同政見者中風評不佳，以及後來在整個自由知識份子中的聲譽下降，與他拒絕放棄馬克思主義有很大關係，倒不是因為他與黨及其機構有任何見不得人的勾當。在我看來奇怪的是，那些30年來從未吭聲的人能夠很快原諒自己的懦弱，卻對麥德維傑夫的堅持提出粗暴的批評。70年代中期，在列福爾托沃監獄的一次審訊中，這個人才第一次意識到自己作為一名學者的意義。
“麥德維傑夫同志，請告訴我，”克格勃官員說，“如果你的父親沒有被關進集中營，你還會寫關於史達林的書嗎？”
在開放政策之前的近20年裡，克格勃經常對羅伊和若列斯·麥德維傑夫表現出濃厚的興趣。若列斯相當於科學界的羅伊，他是一位元生物學家和老年病學家，曾寫過關於史達林時期濫用遺傳學研究，以及勃列日涅夫時期將精神病院用作關押持不同政見者的監獄的文章。1970年，當局宣佈若列斯患有“顛覆社會的偏執妄想症”，將他投入精神病院。羅伊以一已之力奔走呼告，他舉辦蘇聯和西方學者的集會，迫使克里姆林宮在3周內釋放了若列斯。
列福爾托沃監獄的克格勃官員向羅伊問了一個無比正確的問題。“為什麼？”從來沒有人如此直接或帶著這麼惡毒的意圖向他提出過這個問題。“我立刻意識到，我的命運與我父親的命運是多麼緊密地交織在一起。”一天，羅伊在他的小書房裡對我說。“我坐在監獄的牢房裡，一瞬間，往事歷歷在目。”
1938年8月的一個晚上，敲門聲響起。熟悉的一幕開始了。克格勃的人以驚人的效率和速度作自我介紹，然後開始工作。這對白皙瘦弱的雙胞胎從床上坐起來，努力分辨臥室門外低沉的騷動聲。
“同志們，你們怎麼這麼晚才來？”他們聽到父親說。
他們聽不到答案。
幾個星期以來，孩子們發現父親心煩意亂，茶飯不思。對他們來說，父親亞歷山大·麥德維傑夫是一位受人尊敬的紅軍軍官，也是托爾馬喬夫軍事政治學院的哲學和歷史教授，但父親為什麼突然被解職，這對他們來說是個謎。那年夏天，他們為什麼會被提前從先鋒營送回家呢？家裡的一些朋友被捕了，但孩子們不能理解他們的父親非常明白的東西——隨機性才是恐怖的決定性原則。除了約瑟夫·史達林的冷酷無情，或許還有他所建立的病態的制度以外，一切都毫無道理。
第二天早上，當孩子們醒來，來訪者還在那裡，他們砰砰嘭嘭地開關櫥櫃，推開傢俱，翻箱倒櫃。臥室的門打開，孩子們的父親走了進來。他穿著軍裝，但沒有系腰帶。他看起來好像已經連續幾天沒有睡覺了。他一言不發地坐在床上，擁抱兒子們。他的擁抱有一種最後的、絕望的感覺。若列斯告訴我，他仍然記得父親那張長滿刺的、沒有刮過鬍子的臉磨蹭在他臉頰上的感覺，父親無言的恐懼是如此明顯，如此強烈，以至於三個人立刻哭了起來。
幾分鐘後，來訪者帶著亞歷山大·麥德維傑夫離開了。
在父親被捕後的頭幾個月裡，羅伊、若列斯和他們的母親陸續收到了亞歷山大·麥德維傑夫的一系列信件。他是從遠東的科雷馬集中營寫來的。其中有些信寫給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最高法院和秘密員警，一再聲稱他是清白的。
“人們總覺得奇怪，這樣的錯誤不可能發生在我們身上。”若列斯說。“當然，這個國家的每個人，當這種事落到他們頭上時，都會有這種感覺。”
羅伊和若列斯崇拜父親。他是一位嚴格的老師，也是他們學習的榜樣，督促他們閱讀從傑克·倫敦到俄羅斯經典作品的所有書籍。他從科雷馬寫給他們的信絲毫沒有流露出自己的苦難。相反，它們把注意力集中在孩子們的未來上。
我親愛的羅伊和若列斯：
春天終於來了，在這個國家的這個地方，春天是一位難得的客人。我離你們很遠，但在我的思想裡，在我心裡，我離你們很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近。我每天都在想你們，你們是我生活的目標和意義。你們即將長大成人。我多想陪伴在你們身邊，把我所有的經驗都傳授給你們，讓你們年輕時少走一些彎路。但命運卻不這樣安排。我不想因為我的離開，而讓你們的青春徒增悲傷。
最重要的是，你們必須堅持不懈地學習，而不僅僅局限於學校的課程。利用你們感知力和記憶力特別敏銳的這段時間。努力做到嚴於律己，因為即使是一個平庸的人，只要嚴於律己，也能取得巨大的成就。你們是有才華、有能力的孩子。你們必須學會思考，善於組織。你們最需要的是耐心。你們必須學會克服困難，無論困難有多大。我很抱歉用說教的語氣……
愛你們的
你們的父親
1941年冬，麥德維傑夫一家收到了亞歷山大的來信，信中說他生病了，需要維生素。幾個月後，他們寄給他在科雷馬的一封信被原封不動地打了回來，上面還蓋著郵戳：“收信人已死亡，退款。”有一段時間，家人無法接受這個顯而易見的現實，繼續寄包裹。但每次都被蓋上同樣的黑印章返回。
當羅伊還是少年，母親告戒他：“千萬不要做哲學家或歷史學家。太危險了。”也太痛苦了。40年代，羅伊在列寧格勒國立大學學習，開始做一些獨立研究。他慢慢發現是誰出賣了自己的父親。在恐怖活動最猖獗的時候，伯里斯·查金既是一名軍官，也是內務人民委員部——克格勃的前身——的情報人員。此人撰寫了大量誹謗同僚的信件。這些信幫助將包括亞歷山大·麥德維傑夫在內的許多人送進集中營。在列寧格勒，羅伊發現查金在自己就讀的歷史系擔任一個頗有聲望的職位。查金是辯證唯物主義教授。
麥德維傑夫兄弟不露聲色，觀察著這個背叛了他們父親的人。若列斯尤其深入研究了查金的著作：《馬列主義與修正主義哲學的鬥爭》和《馬列主義與反動哲學的鬥爭》。他們沒有採取任何行動。他們沒有與之對抗。他們只是想瞭解。“我對他感到不屑，但沒有仇恨或報復的欲望，”若列斯說。
幾十年後，當羅伊為《讓歷史來審判》採訪集中營倖存者時，一位女士打電話到他家裡。“你是亞歷山大·麥德維傑夫的兒子嗎？”她問。羅伊說是的，這位婦女邀請他去她的公寓做客，她和其他幾名來自科雷馬集中營的倖存者住在一起。在那裡，麥德維傑夫第一次聽到了父親去世的故事，他是如何在開採銅礦時手臂意外受傷，被轉移到溫室工作的。他患上了癌症，住進集中營醫務室。當囚犯們看到營地工頭像孔雀一樣在泥濘的院子裡走來走去時，才知道他們的朋友已經走了——他穿著亞歷山大·麥德維傑夫剛到科雷馬時套在背上的深色羊毛夾克。
作為一名專業學者，羅伊·麥德維傑夫並不支援紀念組織，紀念組織也不支援他。雖然名義上他是該組織“公共諮詢委員會”（該委員會由著名的高層人士組成）的成員，但麥德維傑夫一次也沒出席會議，甚至懷疑該組織存在的價值。羅伊相信戈巴契夫，相信黨是唯一合法的權力機構。在他看來，紀念組織似乎是一個烏合之眾，無足輕重。
相比之下，另一個人很快就成為了紀念組織的首席學者政治家，他是一個公認的偽君子，一個精於算計之人，曾經是《共產主義者》雜誌的編委，也是共產主義青年團高等學校的教員。尤裡·阿法納西耶夫對自己的過去毫不避諱。“在我不願回顧的漫長歲月裡，”一天晚上，他在電視上說，“我一直是一坨屎！”
他的聲名鵲起令人震驚。我到莫斯科的第一年，阿法納西耶夫已經是民主運動的召集人。在你參加的幾乎所有會議上——無論是週六上午的《莫斯科論壇報》會議，還是關於史達林的講座——阿法納西耶夫總是站在麥克風前，進行調解、介紹和演講。他是“資產階級批判史學”專家，但他那牛蛙般的脖子和圓桶似的胸膛看起來卻像個高中足球教練。他在多個執行委員會中擔任要職，先是共產主義青年團（共青團），後來又是激進反對派，他的言談舉止充滿派頭。
他的蛻變與其說是可笑，不如說是可憐。此公在70年代從來不敢為羅伊·麥德維傑夫辯護，到了80年代末卻嘲笑他為“無可救藥的反動分子”。但我發現，儘管阿法納西耶夫妄自菲薄、厚顏無恥，但他對國內正在發生的事情和當前形勢走向的分析卻令人匪夷所思。有時，阿法納西耶夫的自信讓我想起諾曼·梅勒。他知道自己的一生錯誤累累，卻堅持要讓別人聽到自己的聲音。他發起的“還原歷史”運動，他早期對“史達林-勃列日涅夫主義”最高蘇維埃和戈巴契夫本人的攻擊，總是嘩眾取寵。他並不討人喜歡——他沒有薩哈羅夫的才華和風度，但他經常是對的。相比之下，麥德維傑夫現在的預測遠不如他過去的八卦那麼可靠了。例如，1990年12月，愛德華·謝瓦爾德納澤辭去外交部長，預示獨裁政權將崛起，麥德維傑夫向所有願意傾聽的人宣佈，謝瓦爾德納澤下臺是因為格魯吉亞共和國出現了麻煩。
阿法納西耶夫在列寧故里烏裡揚諾夫斯克長大。他的父親是一名家庭維修工，曾在東西伯利亞的監獄服刑好幾年，理由很簡單：他從集體農場偷了幾公斤麵粉送給一個貧困家庭。“但奇怪的是，”一天下午，阿法納西耶夫在歷史檔案研究所的辦公室裡對我說，"我們並沒有把這件事視為不幸或悲劇，因為當時我們認識的每一個人，幾乎都曾因為在農場撿剩飯菜或曠工坐過牢。我們從來不談論史達林，我對他沒有任何懷疑。”
和戈巴契夫一樣，阿法納西耶夫也是一個外省男孩，學習成績優秀，考上了全國最好的大學——莫斯科國立大學。談及學生時代，阿法納西耶夫說，“我和別人沒什麼不同。我像其他優秀的共青團員、共產黨員一樣把《簡明教程》背得滾瓜爛熟。”1953年3月，史達林葬禮前夕，阿法納西耶夫在克里姆林宮附近徘徊。成千上萬的人前往史達林靈柩停放的圓柱大廳弔唁，把大街擠得水泄不通。人們如喪考妣，失聲痛哭他們永垂不朽的上帝升天後留下的恐懼。在瘋狂湧向大廳的人群中，有數十人，甚至數百人窒息而亡。阿法納西耶夫掙脫出人群。走著走著，他聽到一些醉漢在小巷裡唱歌。他從未聽過如此歡快的歌聲。酒鬼們在慶祝史達林死了。
“我想，人的生命中總會有一兩次那樣的時刻，當你看到一些或聽到一些什麼東西時，你的生活會稍稍向另一個方向傾斜。當我聽到那些人唱歌時，我原本純潔的政治意識突然受到了玷污，”阿法納西耶夫說。“我人生第一次感到懷疑。直到3年後赫魯雪夫發表講話，我才真正開始更徹底地反思，但正是這場在莫斯科黑暗角落裡舉行的醉酒慶典，讓我產生了懷疑。我不再是原來的我。”
畢業後，阿法納西耶夫在克拉斯諾亞爾斯克擔任共青團領導人，那裡離他父親坐牢的地方不遠。他當然不是激進分子。他相信黨的“無限可能”。他和朋友們憧憬列寧主義思想的偉大遠景，暢談共產黨——其實是工人們——正在建設的大型水電站。
“這種熱情，”他說，“一直持續到60年代末，直到勃列日涅夫試圖重振史達林主義才結束。”
回到莫斯科後，阿法納西耶夫在共青團的中央領導層工作，然後拿到了歷史研究生學位，專攻法國史學。阿法納西耶夫知道要遠離蘇聯歷史這個領域——“那是所有真正的白癡和兩面派待的地方”——但即使在自己的作品裡，他也確保粉飾太平盛世，詆毀“外國影響”。多年來，他出版的著作一直致力於證明“資產階級”歷史學家嚴重歪曲十月革命。基本上，他說，“我是在仔細研究這些文本‘挂一漏萬之處’。”
但是，和他那一代的許多人一樣，阿法納西耶夫發展出了一種雙軌思維。身為官方路線的忠實信徒，他曾多次被派往法國留學。在巴黎，阿法納西耶夫閱讀了持不同政見者和流亡者的書籍。他生活在學術氛圍中，可以更自由地發表意見。因此，當他回到莫斯科時，阿法納西耶夫又發生了一些變化。他再一次聽到了來自黑暗角落的呐喊，他做出了回應——或者至少部分做出了回應。漸漸地，他越來越難以抗拒證據。他的信仰——僅存的一點信仰——也受到了侵蝕。大學裡的波蘭學生告訴他史達林在卡廷森林屠殺波蘭軍官的事。阿法納西耶夫目睹了大學歷史系的資深教授如何在偏離教義太遠時遭逮捕，或至少被開除和禁言。
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阿法納西耶夫是莫斯科一家研究所的“資產階級批判史學”常駐學者，並擔任黨的主要理論刊物《共產主義者》的編輯。戈巴契夫上臺後，阿法納西耶夫就蘇聯歷史科學的現狀給他寫了一系列大膽的信件，呼籲他利用總書記的職權取締對學術研究的限制，開放黨和克格勃的檔案。阿法納西耶夫沒有得到直接答覆。但他確實在1986年贏得了接任歷史檔案研究所所長的重要任命，並迅速利用這一職位舉辦了首次公開演講，批評史達林，並向公眾介紹了幾張新面孔——其中就包括迪馬·尤拉索夫。
阿法納西耶夫決心利用他的新職位來幫助開拓對蘇聯歷史的研究。憑藉這一身份，他可以接觸一些罕見的黨史檔案，為此他查閱了赫魯雪夫領導下的共產黨控制委員會成員奧爾加·沙圖諾夫斯卡婭的信件。在這些信中，沙圖諾夫斯卡婭寫道，她收集了64個資料夾的檔，稱根據克格勃和黨的資料，在1935年1月至1941年期間，有1,980萬人被捕，其中700萬人在監獄中遭處決。她的說法得到了具體資料的支援，這些資料描述了多少人被槍決，以及被槍決的時間和地點。但沙圖諾夫斯卡婭描述的檔案被宣佈為“失蹤”。通過閱讀這些信件，阿法納西耶夫開始意識到，黨和克格勃可能已經銷毀了檔案中許多最有力的犯罪證據。
當阿法納西耶夫開始堅持認為國家的主要歷史學家應該由專業學者擔任，而非中央委員會（甚至總書記）時，他與黨的高層發生了第一次衝突。雖然戈巴契夫1987年的歷史演講有助於開啟了這一進程，但阿法納西耶夫說，不能再有這樣的演講了。“只要這種事情還存在，”他說，“歷史就不應該在檔案館、大學和作家那裡創造，而應該在黨的會議和委員會上創造。這樣，歷史就仍然是宣傳的工具和政策的延伸，而不是科學或文學層面的知識領域。如果權力想要獲得權威，那麼它就必須誠實地說：‘我們與前政權沒有任何關係。’
“當我們談論改革時，我們是這樣看待它的：以前的社會主義模式不好，所以讓我們制定一個新的模式，並將其付諸實踐。我們又走回頭路了。我們必須放棄這種有意識地建設一個更完美的社會的想法，放棄相信人的思想具有無限潛能和機遇的整個文化，放棄構建一個社會工程模式然後實現這一切的能力。
“教育家和烏托邦思想家曾經認為，機遇是無窮無盡的。公正社會的理念可以在人類的頭腦中形成，可以在理論的基礎上被發現；在他們看來，這些理論可以在實踐中實現。換句話說，一個普遍公正和繁榮的社會可以通過思考建立起來。我們現在正經歷著這種文化的最後階段。馬克思和列寧正在消失。就像牛頓力學的“真理”被愛因斯坦和相對論取代一樣，它們也被取代了。”
到1988年6月，戈巴契夫在尼娜·安德列耶娃風波中的勝利令紀念組織領導層終於看到了希望。阿法納西耶夫和電影製片人協會的自由派領袖葉列姆·克利莫夫決定抓住黨的十九大這一關鍵時刻。兩人都當選為會議代表，這是向共產黨高級官員提交紀念組織綱領的契機。
阿法納西耶夫已經為紀念組織的計畫奠定了政治和思想基礎。會議召開前幾周，他出版了戈巴契夫時代最重要的政治書籍：《別無選擇》。這本書收錄了“解凍”一代主要知識份子的35篇文章，他們都是“公開化”時代的火炬手。戈巴契夫自己的著作《改革》充斥著黨八股式的陳詞濫調，而《別無選擇》則提供了令人心悅誠服的清晰度和可能性。《別無選擇》由大型國營出版社“進步”出版，阿法納西耶夫編輯，讀起來像一本地下宣言，但它是正式印刷的，紙張也更好。阿法納西耶夫、米哈伊爾·蓋夫特、文藝復興學者列昂尼德·巴特金和記者列恩·卡爾平斯基都撰文論述了史達林主義的腐朽性，以及為了創造一個人性化的未來而評估過去的必要性。文集中的每篇文章都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表達了對認清歷史、瞭解真相的渴望，其中包括瓦西裡·謝廖甯對蘇聯官僚機構的分析、阿列克謝·亞布洛科夫對生態災難的調查、尤裡·切爾尼琴科關於集體農莊制度的“農業古拉格”的文章、加夫里爾·波波夫批判中央集權經濟制度弊端的論文。所有的作者幾乎不是學者就是記者，他們多年來諱莫如深、說話隱晦或根本不發聲。然而，一位作者的出現頓時使整本書熠熠生輝。安德列·薩哈羅夫的加入和他的文章《改革的必要性》表明，持不同政見者與更廣泛的群體——自由知識份子——之間存在著聯盟關係。薩哈羅夫的文章與他的地下出版物並無二致，不同的是讀者。該書首次印刷就達10萬冊。在薩哈羅夫從流放地獲釋之前，全國上下可能沒有一萬人知道這個名字，只知道他是《真理報》和《消息報》上一個可恥的反動分子。薩哈羅夫在他的文章中寫道，改革“就像一場戰爭。我們一定要取得勝利。”他寫道，為了贏得這場戰爭，領導層必須停止在阿富汗的愚蠢行為，徹底修改刑法，放寬言論自由，並同意大幅削減戰略武器和常規武器。在接下來的兩年裡，戈巴契夫幾乎原封不動地執行了薩哈羅夫的建議。
在買到藍銀色封面的《別無選擇》幾天後，我去參加了紀念組織在莫斯科一個體育館外舉辦的示威活動。那是一個陽光燦爛的日子，體育館外的街道上，人們呼喊口號，高舉寫著“反對政治迫害”、“打倒史達林主義”、“史達林的靴子仍踩在我們頭頂”的標語，他們顯然為自己可以自由的表達歡呼雀躍。六位《別無選擇》的撰稿人在臺階上發表了演講。但有一個時刻最讓我印象深刻。在離薩哈羅夫不遠的地方，一個年輕人舉著一個牌子，上面用俄語寫著：“我想呼喚你們所有人的名字”，這是安娜·阿赫瑪托娃的長詩《安魂曲》中的名句。
在史達林的恐怖統治時期，阿赫瑪托娃花了17個月的時間，日復一日地排著長隊，等待打聽她在大清洗高峰期被捕的兒子的下落。“有一天，有個人把我‘認了出來’，”她在這首詩的序言中寫道。“當時，站在我身後的一位嘴唇發青的女人——她當然從來沒有聽說過我的名字，從我們習以為常的麻木狀態中驚醒，扒在我耳邊（那裡每個人都是小聲講話的）問道：‘您能描寫這個場面嗎？'我說：‘能。'當時，像是一絲微笑掠過曾經是她的那張臉龐。”
正是在這首長詩中，紀念組織找到了自己的聲音和使命。詩中寫道：
祭奠的日子又臨近，
我看見了，聽見了，感覺到了你們：
她，半死不活地被拖向窗口，
還有她，已不能在故鄉的土地上行走，
還有她，把美麗的頭顱擺了一下，
說了一句：“我來這裡，如同回家。”
我真想提到每一個人的姓名，
可惜名單被搶走，我已無處去打聽。
我用我從她們那兒偷聽到的可憐的哭訴，
為她們編織了一面寬大的遮布。
我無時無刻無處不把她們回憶，
新災新難臨頭時，我也不會把她們忘記。
千萬人用我苦難的嘴在呐喊狂呼，
如果我的嘴一旦被人堵住，
希望到了埋葬我的前一天，
她們也能把我這個人懷念。
倘若有朝一日，在這個國家裡
有人想為我把紀念碑樹立，
我對這隆重的盛舉表示同意，
但，有一個條件不要忘記——
不要建在我誕生的大海旁邊：
我跟大海已經絕緣，
也不要建立在皇村公園中心愛的樹樁旁，
傷心已極的影子在那兒正把我尋訪，
而要建立在這裡：在我佇立了三百個鐘點的地方，
當時門閂緊鎖，不肯為我開放。
再有，在安寧的死亡時我怕忘記
黑色馬露霞的輪旋聲急，
忘記那可恨的牢門怎樣砰的一聲關閉，
一個老婦像受傷的野獸在嚎泣。
讓融化的積雪像滾滾的淚珠
從那不眨動的青銅眼皮下流出。
讓獄中的鴿子在遠方啼鳴，
讓輪船在涅瓦河上悠悠航行。
示威結束幾天後，阿法納西耶夫和克裡莫夫拖著一大袋請願書走進了克里姆林宮的大門。這天是黨的十九大開幕式，党的官員們用狐疑的目光打量著他們。阿法納西耶夫和克裡莫夫把請願書交給戈巴契夫及其助手，等待答覆。
在蘇共第十九次全聯盟會議的最後一天——在伯里斯·葉利欽戲劇性地東山再起之後，在一場關於改革方向的激烈論戰之後——戈巴契夫健步走上講臺，發表了長篇講話。就在講話結束前，他說已經“引入”了一個想法，這個想法與赫魯雪夫在1961年提出的類似建議不謀而合——為史達林時期的罹難者建造一座紀念碑。他說，現在黨必須最終批准這個想法。戈巴契夫的話有一種倉促的感覺，聽起來像是臨時起意。事實上，這是改革時代政治和情感生活中最重要的時刻之一。儘管党後來試圖封殺紀念組織，儘管党拒絕為紀念組織提供資金和會議場所，但該組織已經播下了第一顆種子，一場深刻的、複雜的鬥爭即將到來，令所有人都始料未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