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峽三峽-11】三峽工程防洪效益有限 （陸欽侃 答 陳可雄 問）

陸欽侃，75歲，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1936年浙江大學土木系畢業，供職於國民黨政府的資源委員會屬下。後來獲得過美國科羅拉多大學水利碩士學位。解放後一直從事水電規劃事業，原任水電部規劃局處長，副總工程師。1988年他是拒絕在三峽工程論證可行性研究報告上簽名的十個專家之一。

問：聽說您在國民黨時代就被派到美國去，研究設計了第一個三峽工程的方案？

答：那是因為1944年美國水利權威薩凡奇博士到中國考察，提出了“揚子江開發計劃“，指仿照美國TVA（田納西河流域）模式，搞一個三峽工程。當時薩凡奇寫了一個報告給國民黨政府，國民黨政府很感興趣。於是1946年由當時錢昌照主任的資源委員會派遣50名人員，去美國丹佛研修，設計方案，我在其中；同時國內著手搞勘測。我還記得在那個三峽工程方案裡定的是蓄水位200米，發電一千多萬千瓦。但搞了一年後，就搞不下去了。

問：為什麼搞不下去了呢？

答：那是國民黨兵敗如山倒，政局動盪，美國原許諾投資，後來不幹了。我們50人中撤回國內的只有30多人，有十幾個不願意回來了。

問：解放後關於三峽工程上不上馬的問題曾有過幾次爭論，當時您採取何種立場？

答：1955至1957年，我曾作為水電部代表，在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工作兩年，負責水和水力計算，因此對長江防洪發電做過一番研究，認為三峽工程投資太大，週期太長，一些技術問題也沒搞清楚，以暫不上為宜。那時候毛主席已暢遊長江，寫了“高峽出平湖”的詩句，“長辦”主任林一山與水電部副部長李銳在報刊上撰文公開爭論。後來，1959年李銳在“廬山會議”上倒了霉，他在水電部挨批判時多了一條罪狀，那就是反對毛主席要搞的“三峽工程”。他屬下凡是持相同觀點的共產黨員，都劃入了“李銳反黨小集團”內。我因為不是黨員才倖免。

 1959年成都會議後，因為搞“大躍進”，“三峽工程”又緊鑼密鼓，叫得很響了。中央調集了一萬名科研人員，到武漢研究如何上馬。那時我有點怕了，不敢再反了，就跟著搞規劃。後來國家遇上困難時期，才作罷。“文革”十年也是幾上幾不上。粉碎“四人幫”之後的1979年提出了要“大幹快上”，“長辦”向中央領導人匯報了上三峽工程的計劃。據說當時的總理華國鋒和其他幾位副總理都點了頭，但趙紫陽作為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有保留，他說：“上三峽工程要淹這麼多地，遷移這麼多人，四川各方面還沒有過關，吃不消。

問：在去年第八次三峽工程論證會上，您為什麼拒絕在論證報告書上簽名？畢竟四百名專家絕大多數都簽了名啊！

答：當時分14個專題論證，我參加的是防洪專題組，我沒有簽字，因為據我研究三峽工程建起來後防洪效益有限。

問：不會吧。就一般人的想法，防洪效益正是三峽工程上馬的關鍵和價值所在。

答：是的，從五六十年代起，主張三峽工程上馬的理由，始終是“防洪第一”。但最近已從這一提法上退了下來，改為“防洪，發電，航運並重，綜合利用”，防洪“第一”不起來了，因為三峽工程實際上解決不了多大問題。

問：但報告書上明明寫著，”三峽工程的防洪作用是不可替代的“，”能有效控制中下游洪水的主要來源“，”只有興建三峽工程才能有效的解決長江的防洪問題“啊！

答：我們可以就建國後實際發生的長江洪水的三種類型做些分析：第一種是1954年全流域性的大洪水；第二種是1981年上游很大而中下游不大的洪水；第三種是上游不大而中下游較大的洪水。1954年的洪水，是近百年實測水文記錄中最大的，主汛期七，八兩個月長江支幹流洪水總量為4587億立方米，超過堤防泄量的超額洪水量為1032億立方米，當時實際受災人口1888萬人，受災農田4755萬畝，損失是很嚴重的。但經過30多年來長江堤防多次的加固加高和按1980年確定的長江中下游平原防洪規劃方案實現後，長江泄量擴大，再遇1954年那樣的洪水時，超額洪水量可減至一半。興建三峽工程，僅能控制上游川江的洪水，對中下游湘資沅澧和漢江贛江等眾多支流不能控制。按“防洪”報告上所說的，它對1954年大洪水500億立方米所需分蓄洪量，僅能替代城陵磯以上的一部分，長江中下游仍需分蓄洪300～400億立方米；僅能減少分蓄洪區淹沒的農田177～327萬畝，中下游還要受淹670～820萬畝。而且對“頭頂上一盆水”的武漢市，既不能降低洪水位，也不能減少七附近的蓄洪量，對下游江西，安徽更是無能為力了。

 再說第二種1981年長江上游發生的嚴重水災，在重慶寸灘實測洪峰流量達85700立方米/秒，至宜昌因江槽儲蓄而降為70800立方米/秒，中下游沒有洪災。因此對這種類型洪水沒有必要興建三峽工程攔洪。相反，工程建起後蓄洪攔沙，回水曲線將壅高重慶本以很高的洪水位，會加劇四川的洪災。

 第三種僅中下游發生的洪水我看不言自明，無須細說了。

 所以，從總體上說三峽工程的防洪作用是有限的。

問：但“長辦”和論證報告中說，如果歷史上的“1870年洪水重現，荊江南北兩岸堤防都將潰口”。並假設“以荊江北岸（中段）鹽卡潰口為例分析”。“將死亡50萬人”，作為三峽工程非建不可的理由。對此，您以為如何？

答：據許多鴻痕石刻調查到的最高洪水位，1870年是長江上游發生的比1981更大的洪水，但又據當時漢口已有的海關水尺實測記錄，該年最高洪水位為27/36～27.55米，比1954年低2米多，在120年間也僅排第六位。可見該年中下游的洪水並不大。另據調查當時情況，洪水首先向南沖開松滋口，大量泄入洞庭湖。當時很薄弱的荊口大堤在監利以上並未潰決。現在松滋口已有現成分洪道，荊江大堤已大大加固加高，一百多年前的1870年洪水尚未衝垮它，在條件已大大改善的今天怎麼會突然潰堤，造成幾十萬，上百萬人的死亡呢？而且，根據頻率曲線，1870年洪水為2500年一遇，以此來確證三峽工程應上馬，我看理由太不充足。

問：您是否從根本上反對三峽工程上馬？

答：不是的。我主要想說明三峽工程的防洪作用，並不像有些同志設想的那麼重大，需要給予客觀的評估；對由此而來的經濟效益的測算，也應當實事求是的論證。上三峽工程需要一個合適的時機。

問：那麼，什麼時候才是合適的時機呢？

答：樂觀一點說，5年至10年以後。就是待國民經濟進一步好轉，工程的科學技術問題進一步弄清楚。長江的大洪水五年或十年就會發生一次，目前防洪的正確途徑是加固加高堤防，搞好分蓄洪區的安全設施，陸續興建支流水庫，加強流域上的水土保持，以逐步提高長江的防洪能力。

問：如果三峽工程立即上馬您主要的擔心是什麼？

答：首先它將在在資金上擠掉國內其他所有重要的水利工程。從1984年以來，因為要上三峽，已擠掉了四川的二灘（裝機300萬千瓦），湖南的五強溪（120萬千瓦），隔河岩（120萬千瓦）等；目前已設計規劃好的大渡河瀑布溝（300萬千瓦），構皮灘（200萬千瓦），紅水河的龍灘（400萬千瓦），烏江的盆水（120萬千瓦）等工程，也有統統被擠掉的危險。毛主席是說過“高峽出平湖”，但1969年他還說過：“武漢頭上頂盆水，有什麼好處呢？“”要研究四川境內長江支流的應用。“有人經常喜歡引用前者，對後者為什麼避而不談呢？

問：如果三峽工程由國家另立投資，是不是就可以搞呢？

答：根本不可能另立投資。本世紀尚餘的十來年，所有能源，交通，原材料工業及教育，科研等各行各業，都缺資金和經費，國家哪能拿得出這一大筆錢呢？你想想看，整個三峽工程預算達一千億元，施工期20年，要遷移113萬相當於歐洲一個國家的人口，這可能會形成一個重大的經濟的，環境的，社會的和政治的問題，對這個時期的整個國計民生也必然會產生影響。而且一旦上馬，就下不來了，因此決策要慎而又慎。

問：這些觀點您過去力陳過嗎？

答：在政協和水利電力部擴大會議上我幾次呼籲過。就在去年我沒有簽字的下一個論證會議上，我因為要比較詳盡的說出意見，前一晚加夜班先寫出發言稿，但第二天沒等我說完，主持人便以時間超過打鈴叫我下去。後來還是錢正英出來打圓場，說陸欽侃不僅代表他自己，還代表不能出席會的孫越崎老人，算雙份，讓他下午再講吧。所以我在下午發言首先說了一句：“很感謝老部長讓我吃小灶”。

問：可是外界對三峽工程的不同意見很少聽到。

答：新聞界對討論三峽工程的報道不公正。一方面贊成上馬的消息見諸於各報刊；另一方面我們送給報社的高稿件都被退回不用。因此容易給人民群眾造成錯覺。1988年政協開會，我和五名委員聯名擬了一個提案，說”關於三峽工程上馬的兩種不同意見，應平等的都見報“。後來中宣部答復是：”不宜在報上公開辯論“。我不明白，黨的十三大關於政治體制改革中說，”重大事情要讓人民群眾知道“，”要增加透明度“，像三峽這樣動一牽萬的大事，為什麼不能公開討論，讓人民群眾了解並參與判斷呢？

問：聽說2月20日將在北京舉行三峽工程第十次論證會，然後就要遞送報告給國務院審查通過。對此，您有何想法？

答：屆時我們仍要向國務院領導申說我們的不同意見。在政協，有的委員說，再不聽，我們要上街遊行，宣傳。我已經七十多歲，沒有幾年好活了，兒女們也勸我算了，但我很贊同北大教授黃文西的話：“我們不要為子孫後代留一座愚蠢的紀念碑。”

問：有人發誓說：“看不到三峽工程的興建，將死不瞑目。”而您作為三峽工程的第一代設計者，如省錢看不到它的興建，您難道不感到遺憾嗎？

答：我不遺憾。因為凡事要從全局出發，要從進入2000年的國家整體利益出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