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書] Tokyo Vernacular, Jordan Sand (2013)
東京，經歷不斷摧毀與重建的城市，1923年的關東大地震、1945年的美軍轟炸，讓東京成為一個幾乎沒有留下歷史遺址的城市，「往昔」的痕跡幾乎難以尋覓。然而，1970-80年代，下至地方性的社區運動、保存運動，上至政府政策，都開始以「往昔」為精神號召，用不同方式追尋、重建、紀錄與詮釋東京的「往昔」。「往昔」作為一種文化與歷史遺產，也轉變為消費性的文化商品與全球觀光業中城市品牌的資產。
本書要探究的問題是，這個歷史化、遺產化的意識與過程，是如何具體在這座東京這個城市中萌芽與實踐？作者以Vernacular（方言、地方、本土）的概念，指出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地方語彙，由居民在共同時空下集體編織出的形式、空間與感知。
東京20世紀後半葉的公共參與與市民政治，經歷了一種轉變：從1960年代反安保條約、左翼學生運動、示威遊行與宏觀歷史敘事的政治運動，轉向個人的、碎片化的、地方的、日常的、鄰里社區的微觀政治與身體實作，轉向理想化的日常生活。導論從政治、經濟與建築史發展去說明政治意識轉向的社會基礎，其後從廣場、社區、街道物件、博物館四個領域，說明公共政治領域如何轉向城市景觀、地方文化與日常生活。
1950-60年代，東京經歷快速都市化，大量移民湧入創造東京戰後的經濟奇蹟，現代核心家庭的生活方式與資產，成為現代生活的典範。1976-80年代，日本從重工業轉型，半導體產業、工廠外移、製造業轉向微電子科技的經濟發展，成功讓首都東京在80年代邁入後工業城市，80年代去管制化、民營化、「民活」政策掀起的泡沫經濟時代，東京成為「發展機器」：房地產投資、土地買賣、舊房拆遷，建商開發公司以高樓改變了城市地貌，政府標語從「我的城鎮東京」改成「世界城市東京」，反映出東京捲入全球城市品牌打造、旅遊業與文化生產的浪潮。80年代「下町」（shitamachi）文化再次被發明、江戶學興起，大眾文化與本土文學出現對過往鄰里生活的懷舊風潮，尋找不存在當下的異托邦，正是在變遷最快速的泡沫時代，保存運動、社區運動開始茁壯。
第二章，作者以東京近郊的「谷根千」社區運動為案例，谷根千（谷中、根津、千駄木）是一個由社區刊物所創造出來的社區共同體，成為日本80年代造鎮運動與保存主義的典範。1984年，三位當地年輕母親發起，其中一位主編過去曾參與左翼學生運動，主婦的身份與性別，讓她們獲得了從事鄰里事務的正當性。刊物發行前，三個區原屬於不同行政單位，儘管各自都有少數遺留的歷史痕跡，但大多遺跡都消失在現代化開發的洪流之中，儘管日本一直有「町會」的傳統組織，然而東京60年代的大量城市移民，使得許多鄰里關係必須重新開始——人們在此時開始思考，如何創造一個好的社區（komyuniti）。60-70年代對現代化疏離人際關係的批判，政府開始推動社區營造（machizukuri）、建築研究者調查鄰里關係的互動、批判商品化的家屋建築摧毀了社區的可能性。1975年聯合國文化遺產年，該年日本也推動保存法修法，學者、記者、政府、地方，聯合推動城鎮規模的保存運動，下町文化脫離過往工業時代的晦暗形象，轉變為親切溫暖、乘載鄉愁的勞動階級文化氛圍，在社區運動與調查中，下町文化有了具體的物質與空間的形式。
社區刊物的發想，來自於一趟社區小巷的散步，從城市散步的感官經驗與日常中，編輯重新以新的眼光，發現長年生活的地方紋理。作者引用1980年代社會科學界的旅遊文化批判，將「觀光客的凝視」放回社區運動中重新定位，提出這種將熟悉的地方陌生化、異國情調化（exoticism）的「居民旅遊」。當地居民透過刊物，重新再發現、想像地方生活。主事者既是居民與草根組織者，也是居民觀光客。具體而言，刊物透過在地民眾專訪、地圖劃定、讀者來信、在地歷史的挖掘與收集，以紙上印刷串起了實際生活中新的網絡，雜誌作為平台，將訂閱者、居民、讀者、販售者、編輯、工作人員構築成一個多聲歷史與草根行動的集合體。
1987年一場拆遷爭議，透過谷根千的報導，傳播效應升高至全國媒體，居民透過刊物、媒體效應與隨之而來的地方觀光，逐漸長出一股認同感，儘管保存運動本身有其矛盾性，運動的論述總是強調日常生活中由巷弄、小路、老屋門牌等環境細節所建構的生活方式，但保存物件並不是公共文化遺產，而是私人家屋，谷根千區域從未脫離建商的開發壓力，但也並未惡化或走向過度士紳化。儘管這樣的組織性或許未必強而有力，但透過地方保存運動與在地歷史收集與再現，東京都市社區運動，反映出70-80年代新的社會基礎與政治參與的活力。
第三章描寫1986年東京發起的「路上觀察學」，並考究了起源、過程、方法與社會效應。發起者前衛藝術家赤瀨川原平，在70年代便開始Tomason hunting，尋找日常街道上的無用之物，加以記錄、描述、詮釋，彷彿是一種另類素人考古，且不聲稱其所有權。80年代他與文化圈合作正式發起「路上觀察學」，蔚為風潮，許多雜誌競相模仿推廣為生活風格。作者從「挪用」與「所有權」兩個概念去分析路上觀察學的意義，根據黑格爾的定義，所有權是人將意志延伸並控制外在事物的能力，Lefebvre則定義挪用為：「抵抗財產權所隱含的靜態所有權性質的行動。」作者進一步指出，挪用——去聲稱擁有某樣事物的所有權——是為了指出所有權本質上的瘋狂，價值並非天生內在，永遠都是外加賦予的。
路上觀察學的方法，尋找的物件都是無用之物，不符合市場經濟邏輯、甚至愚蠢或無美感，這些不合時宜之物隱藏在城市日常角落，透過一種實證主義精神的調查、蒐集、分析，這些物件以怪異的方式獲取大眾注意力，對主流消費文化的戲謔與抵抗——但另一嘲諷之處，這個抵抗商品化邏輯的行動，本身也再度被市場吸納為另一種文化風潮，這種矛盾永遠存在，但是透過路上觀察學，城市居民在泡沫經濟年代與其後的幻滅中，重新找到個人政治參與的新路徑，嘗試取回對自己城市的詮釋權。
作者的另一個歷史背景是國際藝術界50年代的前衛運動，結合左翼政治理念，但在東京的歷史情境中，這些觀察者透過發現「越軌」（deviant）的物件，重新發現隱藏的城市性。觀察者主要以實證主義的精神，將城市視為田野，透過實際觀察，去抵抗抽象的事物——被商品化的理論、貨幣與房市經濟、被抽離生活領域之外，可具體實踐的民主。路上觀察學提供了一種方法與工具，讓所有城市居民去發現、拼貼、挪用出屬於自己個人意義的後現代城市景觀。
從上述的公共領域的活動，作者回到原點，試著回答：一個沒有遺產的城市如何在歷史化的過程中找到歷史與記憶，保存運動到底要保存的是什麼？為什麼要保存？70-80年代的保存運動，與其說是為了建築本質性的歷史價值，不如說，這是一種政治行動，透過往昔的物件與痕跡，去重新奪取原有的城市空間，重新定義作為一個國家市民與社區行動者的參與權，透過的媒介即是日常生活，日常生活是社會關係的領域、地方的原真性，它的政治模糊性允許每個人都能夠參與。
60年代末，新宿西出口的廣場佔領行動畫下句點，國家再度縮限了公民權的行使，群眾運動被大眾消費取代，這股政治動能，從作者的觀點而言，並未消失，而是轉移到地方歷史、邊緣地帶、日常生活與探索物件，透過這種方式，市民重新發明、想像並詮釋了城市景觀。國家的角色從未消失，地方性社區運動與效應，往往與國家的政策、文化商品市場邏輯並不違背，甚至可能加強。懷舊作為後現代的關鍵詞彙，反映更多的是危機而非樂觀，懷舊是對現在此刻的抗拒與逃避，但本書中，所有人都不認為自己只是在懷舊，他們大多繼承了60年代的社會運動精神，強調一種進步的、集體性的行動原則，透過實證主義的在地歷史書寫，回到日常，回到物質，回到個人行動層面，東京的歷史化是市民政治的產物，同時也是全球旅遊業與文化經濟的擴張，但這些在地行動——不論多微小，都開啟了微觀政治與公共空間的參與，在東京各地開啟各種社會可能性，作者並不批判或評斷這些政治行動效果與力量為何，從歷史的觀點來看，這些行動都銘刻著歷史。
本書摘要來自閱讀 Jordan Sand (2013) Tokyo Vernacular: Common Spaces, Local Histories, Found Objects 中幾個篇章： “Introduction,” “Yanesen,” “Deviant Properties,” and “Conclus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