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雪忠教授的逻辑和方法问题——再论“改造国民性”
上星期前写了一篇文字，与羽戈兄商榷国民性之存在以及“改造国民性”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羽戈兄给我发了张教授关于此话题的两个文章链接。
张教授我是很佩服的，只是我他的有些观点我并不敢苟同，比如说他对鲁迅、柏杨、龙应台等人的轻视以及对“改造国民性”的完全否定。
为了更好地说明我的观点，我先讲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例子——分蛋糕。
在一群人中，怎样公平地分蛋糕？
流行的方法是让切蛋糕的那个人最后拿，这样切蛋糕的人为了自己不吃亏，只能将蛋糕尽量均匀地切开。
这种分蛋糕的方法当然非常聪明、甚至可以说绝妙。这个例子也经常被用来证明“好制度”的重要性。
然而，我总有些怀疑，这种方法真地就一定能保证蛋糕会被公平分配吗？
因为我还记得小时候看《365夜故事》时读到过的狐狸帮小熊分饼的故事，也记得中学物理对定律、公式的应用大多数时候都有“理想条件下”这样的前提。上面那种切蛋糕方法能够奏效的一个前提是这一群人都有良好品德、都愿意遵守既定规矩，不会像狐狸那样耍花招。
否则，
如果分蛋糕是两个人的场景，身强力壮的那个人说“我来切，你要是敢拿大块的，我就揍你”，怎么办？
如果这是十个人的场景，切蛋糕的人拉拢了五个人结成一个团伙，然后故意给切成六块大的、四块小的，并对剩下的那四个人说“我们先拿，不然开打”，怎么办？
甚至，如果切蛋糕的人说“最大的那块归我，谁拿走那块最大的，我拿刀子捅谁”，又怎么办？
.......
这时，可能会有反应比较快的朋友要质疑了：“要是这些情形，这种分配蛋糕方法从一开始就不会被接受和实施吧？”
的确如此，如果这群人实力极不均衡、有实力的人又极其蛮横，很有可能从一开始这个分蛋糕的方法就不会被接受。而且即便这个分蛋糕的方法为所有人接受了，在实施过程中仍然随时可能出状况。
说到这里，可能又有反应比较快的朋友要说了：“可以给每种情况都设计一套类似分蛋糕的方法来规避它们的出现啊！”
那么我就要反问，是不是每种规避方法也和分蛋糕方法一样都无法完全避免例外和极端情况呢？若如此，只是问题的无限循环罢了，类似于你说“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而我则回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固然层层叠叠的精密制度貌似能够让出状况概率持续降低，但是我们也要记得精密的手表不如枕头经摔这个问题。
这里我必须要澄清一下，我说这些，绝不是想要否认“好制度”的重要性。好制度绝对非常重要，是保证公平分配蛋糕的绝对必要手段。只是对于好制度是否就一定能保证蛋糕分配的公平，对于好制度能否构成“公平分配蛋糕”的充分条件，我有怀疑。如果众人都没有识破狐狸诡计的智识或者都没有面对强人、刀子挺身而出的勇气，只怕要想公平分蛋糕还是挺难的吧。
以上是为了有一个基本概念。
接下来讲讲更贴近于现实的模型。
清末四亿人，假设有十分之一的人也就是四千万人认识到应该推翻帝制，有百分之一的人也就是四百万人敢于公开讲出这种观点，有千分之一的人也就是四十万人在为推翻帝制做了些事情，有万分之一的人也就是四万人愿意为推翻帝制牺牲生命。而实现推翻帝制的最低要求是起码要有四百万人为推翻帝制出力、四十万人不惜性命。
此种情况下，梁启超在鼓吹君主立宪的同时痛斥中国人“麻木不仁”、“缺乏公共精神”：居然只有四百万人敢讲推翻帝制、居然只有四十万人愿意为推翻帝制做实事、居然只有四万人愿意为推翻帝制牺牲生命。
张教授则认为梁启超是知识不足，不知中国人的“麻木不仁”、“缺乏公共精神”是“权力结构”所导致，才将其归结为国民性，进而认为不应该谈“国民性”，只要“权力结构”变了，中国人终将会变得勇敢热诚、富有公共精神，所以让更多人认识需要推翻帝制最重要。
我觉得张教授的观点有逻辑和方法上的问题。
逻辑上的问题
虽然我也同意中国人的“麻木不仁”、“缺乏公共精神”主要是“权力结构”所致，也同意只要“权力结构”变了，中国人终将会变得勇敢热诚、富有公共精神，但谁来改变现有的“权力结构”并将新的“权力结构”维持住？或者以分蛋糕的例子来说，谁来迫使身强力壮的人同意以那种方式分蛋糕，谁来震慑拿刀的人不起歪心思？
是不是得依靠勇敢热诚、富有公共精神的中国人？
现状之所以没有改变是不是因为这类中国人的比例还不够高？
而让这类中国人的比例变高属不属于改造国民性？
所以，改变现有“权力结构”是不是需要改造国民性？
这里还有一种误解必须予以澄清，那就是认为只有愿意为推翻帝制而牺牲的人从四万增加到四十万才叫改变国民性，而从四万增加到五万便不算。我认为，即便只是从四万增加到四万零一，那也是改变。
方法上的问题：
要想推翻帝制，传播知识让更多人认识到应该推翻帝制，这是一个方法；批判“麻木不仁”、“缺乏公共精神”、改造国民性让更多的人敢于讲出推翻帝制这种观点、为之付诸行动、乃至为之献身，这是另一个方法。
张教授看重前一种方法，却对后一种方法认识不足。
梁启超既投身维新、鼓吹君主立宪，同时也积极宣扬“新民”，属于两者并重。他的“新民说”激励了当时的许多青年，这在很多名人那里都得到证实。
说起来，实际上梁启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应该是受福泽谕吉的启发。在他流亡日本期间，亲眼目睹鼓吹日本文化、思想向欧美靠拢的福泽谕吉对日本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对他的刺激肯定很大。不只福泽谕吉对本国国民性进行过批判，伏尔泰也曾批判法国人迷信、无知且轻浮，罗素也曾批判英国人过于保守，当然，后两者的批判没有福泽谕吉那样沉痛。
至于张教授所批评的鲁迅、柏杨和龙应台，说他们因“知识不足”所以不能认识到“权力结构”决定了国民行为，我也表示怀疑。他们可能的确不知道“权力结构”这个名词，但是对“国家制度塑造国民性格”这一点应该有所认知。
我记得鲁迅曾经讲过中国人之所以不堪，主要还是当权者的缘故。而他的文字侧重批判国民性，我的理解是对改变当时的制度他提不出什么新鲜的见解来——毕竟已经五权宪法、议会、选举，而在国民性上他却有独到心得。
柏杨和龙应台则应该是出于无奈。柏杨因为一幅漫画就坐了好几年牢，在他出狱后当局宽容他写字发表的前提就是不允许谈政治；而龙应台能写《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就已经算是鼓足了勇气。在这方面他们的确不如雷震、林义雄、陈菊这些人勇敢，也许张教授的确有资格、可以批评他们胆小。但是至少龙应台《野火集》的积极作用不该被抹杀。
说“中国的启蒙运动被鲁迅、柏杨和龙应台等人带入歧途”、“将各种政府治理危机渲染成社会道德危机，从而妨碍公共政策的检讨和改进”，我是完全不能同意的。
事实是，鲁迅、龙应台的文字更多的是激发了人们检讨公共政策、问责政府的热情和勇气，而不是相反。很多人中国人甚至可能是大半中国人的现实批判精神来自鲁迅，龙应台的《野火集》也刺激和鼓舞了许许多多的读者向当局发难。
当然，必须得承认，“国民性”这种说法的确存在被滑坡为“素质论”甚至“人种论”的现象，这些是我坚决反对的。但是正如不能因为菜刀会被用来行凶就应该禁绝使用一样，不能因为“国民性”这种说法会被误解甚至被利用就认为不该提“国民性”。终究还是要看利大于弊、还说弊大于利。从梁启超等人的历史实践来看，我认为是利大于弊的。
在张教授身上，其实也能得到验证。张教授之所以有现在的影响力，是因为知识高深、见解独到吗？是因为《新常识》这本书吗？只怕都不是的，张教授之所以为人敬佩是因为他展现出的远超同侪的道德勇气给人们带来的刺激和鼓舞。而在鼓舞道德勇气方面，恐怕十部《新常识》都不及龙应台一篇《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尽管一百篇《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也没有一部《新常识》知识多。
而改变“权力结构”不仅需要对宪政的认知，也需要道德勇气。传播知识上面可能张教授更专业，但鼓舞道德勇气却是鲁迅等人更擅长，尽管他们本人不一定比张教授更有道德勇气。
因此，在改变“权力结构”这项事业上，绝不是如张教授所言“文艺的归文艺、知识的归知识”，而应该携手同行，事实上也必须如此、只能如此。
以潘恩的一段话作为结尾吧：
“如果说在那七年多的历程中，我对国家有所报效的话；那么同样可以说，通过自由地、毫无偏私地将文学用于人类的伟大事业，证明这世上还有着不甘媚俗的才华，我也曾为文学增光添彩。”
希望很多人将来回首自己一生时，也能这样骄傲地说。
张教授文章链接：
羽戈文章《“改造国民性”可休矣》链接：
《与羽戈兄商榷：“改造国民性”未可休也》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