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混沌與中國─周浩的紀錄片
作者：房間裏的人（社科研究者）
說起「中國」，你會想到什麼？
中國共產黨、天安門、毛澤東、義勇軍進行曲、鄧小平、改革開放、《基本法》、北京奧運……還是拱北、人民幣、自由行、太二、喜茶、《國家安全法》、大灣區？
就像是軟硬天師那首《中國製造》的歌詞一樣，全部名詞放在一起後，你看得懂每個字，卻無法明白到底代表了什麼意思。
長久以來，中國所以難以被理解和描述，一方面固然因為它確實複雜，另一方面更為重要的原因，在於官方宣傳和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之間存在太過明顯的間隙。
前者的宏大敍事說得太多，後者的茶米油鹽卻乏人問津。那廟堂裏的中國和尋常百姓裏的「中國」如果可以被彌合的話，也許只能通過一個又一個活生生的故事，周浩就是那個紀錄故事的人。
作為兩度金馬奬最佳紀錄片的得主和當代中國最知名的紀錄片導演之一，周浩亦是攝影記者出身，曾經任職於新華社和《南方周末》等媒體。在三十歲後才開始拍紀錄片。
在「一席」的演講中，周浩這樣解釋轉變的原因。他曾經很好奇為何外國攝影師在拍攝中國時總能找到有趣的角度。後來他才明白原來那是因為外國人對於中國沒有先入為主的印象，所以對所有中國事物都抱有好奇。後來隨著功力漸長，也能拍出自認為不錯的照片。這個時候，他卻開始不滿足照片那個「決定性的瞬間」，開始想探索照片本後人物的故事。
就這樣，在2002年拍出了第一部紀錄片《厚街》，這是一部有關東莞農民工生活狀況的紀錄，正如影片的簡介所示：「2002年的東莞，那裏鞋廠和家俱廠多如雨後春筍，『厚街』成了農民工與流氓的聚腳地。為了謀生，二房東、妓女、扒手、賭博、假證、黑市診所等產業鏈應運而生，一條街便是一個江湖。」
《厚街》也墊定了周浩的拍攝題材風格─中國人的日常政治。例如有關高考的《高三》(2005)、名叫「龍哥」的罪犯人生的《龍哥》(2008)、紀錄廣州火車站裏的派出所工作日常的《差館》(2010)、獲得金馬奬最佳紀錄片揭示農民與工人在全球化下的生存狀態的《棉花》(2014)。
以及令人忍不住猜想，到底是如何拍出來的分別紀錄了河南省固始縣委書記郭永昌離任前3個月發生的故事的《書記》(2010)和在山西大同市大興土木被戲稱為「耿拆拆」的市長耿彥波五年主政生涯的《大同》(2015)。
周浩的紀錄片並沒有明顯的故事綫，初看會覺得似乎只是把大量的錄影素材剪接拼湊起來。但如果想到他拍攝的對象，無論是農民工、罪犯、警察、農民或地方官員，本來就是人數眾多、形象「臉譜化」卻在現實中失語的群體，最大程度的還原他們的「生活」，本身已經比任何故事更加引人入勝。
作為紀錄者，周浩曾經掙扎過很久到底經過自己二次加工後的紀錄片，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真實」，後來他終於明白到，相較真實，自己的作品更重要的功能其實是表現「混沌」─打破觀眾對「中國」即有的認知，看到其中人物和故事的多樣性，如果可能的話，嘗試去理解。
這次的「澳門國際紀錄片電影節MOIDF」帶來了周浩的五部作品：《厚街》、《龍哥》、《大同》、《棉花》和《孤注》，囊括了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其中不少更是在澳門首次放映。是認識周浩的一次很好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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