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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和乌克兰:反帝国主义还是另一种形式的帝国主义?│The left and Ukraine: Anti-imperialism or alter-imperi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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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派现在面临着一个重大的危险。如果在一个帝国主义冲突加剧的世界中,它坚持认为美国及其盟国是唯一的帝国主义势力,那么它就有可能从反帝国主义滑向另一种形式的帝国主义:不是反对所有的帝国主义大国和计划,而是只反对其中的一个或几个,同时明确或默许地支持另一个。

﹝波多黎各﹞拉斐尔·贝尔纳贝(Rafael Bernabe)

肖弋戈 译


一个国际主义的左翼必须提供一种整合的视角,结合反对所有帝国主义阵营的斗争,同时捍卫各民族的自决权和所有国家与民族中被剥削和被压迫者的斗争,包括那些遭受帝国主义攻击的群体。


注意:最近,几个网站发布了我关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一些文章的译文版本。[1]对此,我表示感谢。然而,我认为有必要更新其中一些评论,这些评论有些是在一年多前写的。


在日益不稳定和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左翼应牢记三个基本原则:

1. 始终坚持反帝国主义立场;

2. 承认人民自决权;

3. 支持所有国家和民族中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的斗争。


当然,第一点包括反对美国和北约帝国主义的斗争。我们反对将北约或其成员国视为民主力量的概念。一些北约成员国(土耳其)远非民主政府,即使按照最不苛刻的标准也是如此。一些北约盟国完全不民主(如沙特阿拉伯)。北约成员国不止一次支持推翻民选政府,并保护那些推翻这些政府的人。简而言之:北约是西方帝国主义的一个工具,美帝国主义在西方帝国主义集团中起到了主导作用(该集团内部一直存在紧张局势)。

北约在苏联和华沙条约组织解体后解散的想法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其存在的理由是针对苏联及其盟国的冷战。但这是其目标的一部分:更广泛的目标是在全球范围内捍卫西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统治,以抵御任何威胁。近几十年来,这包括在全球范围内强行推行新自由主义秩序。这就是为什么苏联和华沙条约的解体非但没有导致北约的解体,反而紧随其后的是北约的东扩,并将其重新定义为“安全”条约,使其能够在成员国边界之外采取行动。而这种扩张带来的摩擦加剧了紧张局势,这无疑是北约与俄罗斯联邦当前冲突的原因之一。那些谴责北约扩张在促成冲突中所起作用的人是正确的。这无疑是我们不能忽视的战争的一个方面。


左派应该如何应对北约扩张主义和西方帝国主义政策?这种应对的总体方针是众所周知的。它包括捍卫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和切身利益;将这种捍卫与反军事、反干涉主义政策结合起来,同时努力使这一运动具有日益明确的反资本主义方向。

 

然而,在我们与美国和北约帝国主义作斗争的同时,我们决不能将帝国主义简化为其西方的形式。俄罗斯和某国在过去几十年中的变革造就了两个资本主义大国,它们致力于巩固自身的势力范围,并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进行控制,将其利益扩展到国境之外。这些帝国主义计划尽管比西方帝国主义弱小,但这并没有改变它们的本质或性质。正如列宁在他的经典研究中所描述的那样,我们正面临一个帝国主义之间冲突日益加剧的世界。北约的东扩与俄罗斯联邦试图在前苏联领土上建立自身势力范围的企图相冲突。美国及其盟国在亚太地区的优势地位与某国在这一广阔地区划定其势力范围的目标相冲突。


那些认为普京或某国是在对西方帝国主义做出反应的人是正确的:西方帝国主义确实是一个占主导地位且具有侵略性的力量。但必须强调的是,俄罗斯和某国政府的回应并非出于反帝国主义的立场,而是为了实施它们自身的控制和统治计划。俄罗斯联邦入侵乌克兰是这一帝国主义政策的一部分,因此显然侵犯了民族自决权。在肯定这一权利的同时,我们必须承认乌克兰的抵抗是一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战争。如果我们要遵守上述提到的前两项原则,那么我们便要反对北约扩张主义,但反对北约扩张主义并不意味着支持俄罗斯的扩张主义。我们支持俄罗斯国内反对普京对乌克兰发动战争的运动。


一些左翼人士坚持认为,普京关于北约扩张和美帝国主义的论点是正确的。普京认为,西方在道德上没有权利谈论民主。事实上,美国和北约帝国主义的罪行已经足够多了,任何人,包括普京,都可以指出和谴责这些罪行。这就是我们坚决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原因。然而,西方帝国主义的罪行并不能成为支持俄罗斯帝国主义的理由。俄罗斯的资本主义寡头集团有什么道德地位来谈论民主?在这一点上,西方帝国主义和普京都没有任何道德高位。


工人阶级和被压迫的人民必须通过组织和动员反对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来对抗北约扩张主义,这与反对新自由主义、紧缩政策以及来自各方雇主的进攻(针对养老金、工资、劳工权利、社会保障)和捍卫民主权利(包括妇女权利、生殖权利、LGBTQ权利)的斗争密切相关。一个反帝国主义的政府(无论是在俄罗斯还是其他地方)应该与这些运动紧密结合。这样的政府将与这些运动一道,谴责在军事项目上浪费大量资源,并且自身也将采取和实施工人阶级和民主议程。但这并不是普京的议程或计划。作为资本主义寡头集团的代表,他对北约扩张主义的回应并非如此。相反,他制定了自己的帝国主义议程,这只是其帝国主义对手的一个镜像。作为反帝国主义者,我们既反对北约帝国主义,也反对普京对其作出的帝国主义反应,以及随之而来的反工人阶级和反民主政策。


应该强调的是,由于所有帝国主义都是侵略性和掠夺性的,因此它们之间的相互指责往往是真实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社会爱国者谴责沙皇制度的专制性质,法国帝国主义则谴责德国的军国主义。战后,德国帝国主义谴责凡尔赛和约的苛刻条款,日本帝国主义则谴责西方帝国主义在亚洲的过激行为。这些指控都是真实的。但这并不能成为在战争期间支持德国、俄罗斯或法国帝国主义的理由,也不能成为战后支持德国重新武装,或支持日本帝国主义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理由,更不用说支持日本入侵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亚或菲律宾了。同样,我们对北约和西方帝国主义的拒绝,也不能导致我们支持(或容忍或不谴责)俄罗斯联邦对乌克兰的入侵。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战胜国对战败的德国施加了严苛且羞辱性的条件。正如一些人当时已经预测的那样,这助长了德国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重新崛起,他们试图突破所强加的限制。左翼势力能够并且确实谴责了凡尔赛条约中许多不公正的条款以及帝国主义胜利者的报复性政策。但这并没有使复兴的德国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成为进步或反帝国主义的力量。同样,美国及其盟国在1990年代在俄罗斯推行的资本主义休克疗法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也无疑是普京领导下民族主义反应的一个因素,普京试图修复叶利钦(以及杰弗里·萨克斯等美国顾问)统治下造成的部分经济损失。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指出西方在这一切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承担的部分责任,但正如1930年代德国民族主义复兴的情况一样,这并不能使普京成为反帝国主义者。


左派现在面临着一个重大的危险。如果在一个帝国主义冲突加剧的世界中,它坚持认为美国及其盟国是唯一的帝国主义势力,那么它就有可能从反帝国主义滑向另一种形式的帝国主义( from anti-imperialism to alter-imperialism):不是反对所有的帝国主义大国和计划,而是只反对其中的一个或几个,同时明确或默许地支持另一个。


简而言之,我们反对北约帝国主义,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支持以普京为首的俄罗斯联邦的扩张主义。我们不会因为反对一个帝国主义而去支持另一个帝国主义。我们是反帝国主义者,而不是另一种形式的帝国主义者(We are anti-imperialists, not alter-imperialists)。因此,在谴责西方帝国主义的同时,我们也明确反对俄罗斯联邦对乌克兰地区的入侵和占领。


在当前帝国主义冲突的另一方同样如此。我们反对俄罗斯的扩张主义,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北约帝国主义产生任何同情或幻想。这也将是从反帝国主义滑向另一种帝国主义的危险。


支持乌克兰的抵抗并不意味着或需要对泽连斯基政府的认可。这与我们之前提到的第三项原则相符。诚然,泽连斯基政府已经延续或发起了一系列坦率的反民主、镇压、反工人和新自由主义的措施。这些政策必须受到谴责,抵制这些政策的人必须得到支持。


但反对泽连斯基或他的政策是一回事,支持普京的干预或俄罗斯的占领则是另一回事。泽连斯基的反动政治是反对他或他的政府的理由,而不是支持普京入侵的理由。左派不能接受普京作为其民主议程的代理人。如果泽连斯基需要被赶下台,这应当是乌克兰人民的任务,而不是普京的任务。


不同的声音谴责了极右翼势力在乌克兰的存在。关于它们的影响力问题存在争议。然而,同样的观点也适用:他们的存在必须受到反对和谴责,但这并不能成为普京领导的入侵或支持这种入侵的正当理由。


让我们回顾一下中国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先例。在1930年代,面对日本的侵略,国际左翼支持中国。尽管中国政府由专制和腐败的国民党控制,该政府由强烈反共且在1927年制造大屠杀的蒋介石领导,并且受到西方帝国主义的支持,左派仍站在中国一边。中国的抵抗是一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正义斗争,尽管其政府的性质以及它从敌对帝国主义那里得到的支持。同样,乌克兰的抵抗也是一场反对俄罗斯侵略的正义斗争,尽管其政府的性质以及它从敌对帝国主义那里得到的支持。


这里概述的立场与列宁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密切相关。列宁强调必须与一切形式的民族压迫作斗争,而这种斗争要求承认民族自决权。沙皇制度在包括乌克兰在内的帝国被压迫民族中培养了对俄罗斯的仇恨。要结束这种压迫,并实现因沙皇制度而疏远的各民族之间的和解,就必须承认自决权以及采取其他相关措施。普京以他自己的方式非常清楚这一点:他公开指责列宁的乌克兰独立的主张,认为这是对俄罗斯的犯罪,而他的入侵则是试图纠正这一点。从逻辑上讲,他还否定了列宁关于民族自决权的学说,认为这种学说是荒谬且站不住脚的。无论有意与否,那些在俄罗斯(或其他地方)与普京的战争作斗争并捍卫乌克兰自决权的人,事实上是在恢复列宁的立场。


但列宁也认为,所有民族文化和所有民族主义,包括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都包含不民主的、压迫性的、歧视性的和沙文主义的方面。同样,激发反对民族压迫斗争的民主精神也要求我们与所有民族文化中的压迫性因素和所有民族主义特有的这些方面作斗争。例如,在波多黎各反对美国殖民主义的斗争中(即我自1970年代以来参与的斗争),我们还必须反对波多黎各文化中的保守、性别歧视和种族主义方面。这适用于乌克兰和所有处于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国家。在与俄罗斯帝国主义作斗争的同时,也必须反对乌克兰民族主义中的反动方面。从民主和解放的角度来看,忽视这一点与反对俄罗斯侵略的斗争是矛盾的。同样,利用乌克兰民族主义中的反动因素来支持俄罗斯的侵略,也是不可接受的:这从民主和反帝国主义的角度来看同样是矛盾的。


为了抵抗,乌克兰必须尽可能地获得武器。如果不承认这一权利,谴责普京的入侵就只是一种空洞的姿态。在目前的情况下,乌克兰可能只能在北约帝国主义阵营中获得这些武器。谴责北约帝国主义与支持乌克兰使用其军事物资抵抗俄罗斯侵略之间并不存在矛盾。与乌克兰的许多人不同,我们不对北约抱有幻想,也不会呼吁停止有效抵抗所需的军事物资流动。这同样适用于其他地方。面对美国的侵略,我们承认古巴或委内瑞拉有权在任何地方寻求物质和军事支持,包括俄罗斯等敌对帝国主义。我们不会对普京抱有幻想,也不会呼吁停止有效抵抗美国侵略所需的军事物资流动。再强调一遍:这是保持一贯的反帝国主义立场的唯一途径,而不是接受某种形式的另类帝国主义。


另类帝国主义会让我们在帝国主义之间做出选择。对一些人来说,任何对北约的反对都意味着对普京的支持。为了反对俄罗斯帝国主义,他们会让我们站在北约帝国主义一边。对另一些人来说,反对普京意味着亲北约的倾向。为了对抗北约帝国主义,他们会让我们接受俄罗斯帝国主义。我们拒绝这两种基于相同另类帝国主义逻辑的公式。我们可以而且应该同时反对北约和俄罗斯帝国主义,并与他们侵略行为的受害者站在一起,无论是古巴、委内瑞拉还是乌克兰。


同样,尽管许多人出于人道主义的意图呼吁停止军事援助以结束战争,但这实际上是在面对俄罗斯侵略时解除乌克兰的武装。这正中了普京的下怀。这意味着以乌克兰投降为代价的和平。如果美国入侵古巴或委内瑞拉,我们会寻求解除他们的武装以结束战争吗?当然不会。我们会呼吁结束美国的侵略,同时希望古巴或委内瑞拉武装自己,利用他们掌握的一切资源,无论这些资源多么令人不悦,以尽最大努力抵抗。同样的立场也必须应用于乌克兰和俄罗斯的侵略问题。


有时,某国和俄罗斯作为美帝国主义的竞争对手的崛起被描述为多极世界的出现,似乎不再受美国的控制。但是,将单极与多极对立起来的看法过于抽象。我们必须问:当今世界正在形成什么样的“多极化”?我们应该记住,导致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世界秩序正是一个多极世界。换句话说,一个帝国主义冲突不断的世界本身就是多极的。在这样的世界里,左派的角色不是为多极化的崛起欢呼或庆祝,而是明确地反对所有这些相互竞争的帝国主义扩张计划。


我们最近遇到了一种论点,即“无论你对乌克兰的看法如何,在非洲、俄罗斯都在与帝国主义作斗争。”这里的前提是,任何与西方帝国主义发生冲突或处于紧张关系中的国家都是反帝国主义的。同样,日本帝国主义的例子也很能说明问题。在1930年代,日本是否在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地与西方帝国主义发生冲突并进行对抗?是的。它是在与帝国主义作斗争吗?不:它是在推进自己的帝国主义计划。换言之,敌对的帝国主义之间彼此冲突,而俄罗斯与西方帝国主义的冲突并没有使它变得不那么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列强通常以令人钦佩的理想来修饰他们的计划。美国和北约帝国主义以自由和民主的名义行事,最近还打着反恐甚至妇女权利的旗号。左派正确地驳斥了这些宣言,认为它们不过是骗局,试图揭示其背后隐藏的严酷现实。但这一点对于新的帝国主义扩张计划同样适用,不论是现在还是将来。这些项目将会以多极化、合作、反霸权主义等名义进行宣传(例如,日本帝国主义曾将其太平洋帝国描述为“共荣圈”)。他们将为自己拒绝民主权利进行辩护,称这是主权行为,或是西方堕落文化的替代品,并将任何批评视为外国干涉或欧洲中心主义。左派必须看穿这种言辞,并引导他人也看穿它。否则,左派将从反帝国主义滑向另一种形式的帝国主义,接受某个帝国主义阵营的意识形态辩护。


同样,我们也必须拒绝诸如俄罗斯帝国主义的“亚洲”来源之类的概念,这些概念与“欧洲”民主价值观相对立(这种观点有许多变体)。事实上,没有什么比帝国主义更能代表欧洲了,自资本主义崛起以来,帝国主义一直是欧洲发展的一部分。当代俄罗斯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程度不亚于其沙皇时代的前身(两者都混合了各种非资本主义因素)及其当前的对手:它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的,而不是“亚洲的”。


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确实为全球南方的非帝国主义国家在与大国博弈中争取让步创造了一些回旋余地。这种国家间博弈以寻求更多援助、更好的贸易安排或债务减免是合理的。然而,政府往往可能会超越这一点,采纳其最亲密的帝国主义盟友的观点、方向或政策,无论是美帝国主义还是俄罗斯帝国主义。反帝国主义者如果希望避免滑向另一种帝国主义,就不能追随他们走这条路。


在目前的情况下,很容易陷入片面的观点。面对美国和北约的侵略、军事集结和宣传(例如在拉丁美洲),人们很容易忽视对抗俄罗斯和某国帝国主义或支持乌克兰抵抗的必要性。面对俄罗斯的侵略,人们也很容易忽视反对北约帝国主义的必要性。一个国际主义的左翼必须提供一种整合的视角,结合反对所有帝国主义阵营的斗争,同时捍卫各民族的自决权和所有国家与民族中被剥削和被压迫者的斗争,包括那些遭受帝国主义攻击的群体。这就是我们在本文中试图呈现的观点,这种观点可以将不同战线上战斗的进步人士团结在一起:那些在西欧进行工人阶级斗争的人,那些在全球南方直接对抗美国和北约帝国主义的人,那些在俄罗斯反对普京的资本主义威权主义、从而抵抗俄罗斯对乌克兰侵略的人,以及那些在为自己国家的民主转型而斗争(反对国内反动势力)的人。这不是一个具体的行动纲领,而只是一个通用的框架。它必须由所有这些斗争的参与者来发展。但它可以作为一个共同的起点。


原文链接:https://newpol.org/the-left-and-ukraine-anti-imperialism-or-alter-imperialism/ 

拉斐尔·贝尔纳贝(Rafael Bernabe)是波多黎各维多利亚公民运动的参议员。他著有多本书籍,包括与塞萨尔·阿亚拉(César Ayala)合著的《美国世纪的波多黎各:1898年以来的历史》(Puerto Rico in the American Century: A History Since 1898 教堂山: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2006年)。


[1] 见 links.org.au/war-uk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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