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秦淮日记
搬到新家的第五天，还在逐渐适应。
第一天清晨四点五十二分，被窗外的鸟叫声惊醒。事实上，一整夜都睡得断断续续，或许是前一天搬家收拾东西太累，也可能只是身体面对一张新床一间新屋子有点别扭。在梦与醒的间隙，窗外的鸟叫声开始一阵越过一阵。我很遗憾并不知道是哪一种鸟，可以确定的是不止一种鸟，鸟叫声也不是“唧唧喳喳”，而是包裹着银亮色的波涛。在脑内搜索了一圈竟没有找到恰当的拟声词，伸长手臂够到床头柜上的手机，正是四点五十二分。
我还清晰地记得上一次这样被鸟叫醒是什么时候：三年前的那天，前一晚Y老师表白，我波澜不惊地答应，结果一整夜都没睡稳，从此知道了六月的四点二十分便有鸟儿鸣啼。真奇怪，我还想起高中每天早晨走进校园时，一浪又一浪的鸟鸣自远处与高处随着梧桐叶的摆动被送到耳边，偶有一两声与众不同，落在金色的阳光里便碎了。
领证，买房，装修，搬家，短短几年好像经历了许多。单说搬家，买了十个大大小小的纸箱竟然全部装满，外加两胶箱与两手提箱的书——其实纸箱的底部也都塞了些。两个人翻出各式压箱底的新奇玩意儿：一罐呼伦贝尔空气，一盒坏掉的佛音播放机，一台玩具手风琴，一个装满门票、明信片与宣传册的纸盒，两年前的核酸检测单和隔离证明……两个人都可以领取“捡垃圾大王”的称号。刚开始还兴致勃勃地边哼歌边收拾，等到天色擦黑，发现还有一堆衣服一个浴室柜没装时，已经累得说不出话来，轮到中年人的腰用酸痛彰显存在感。又想起认识Y老师之后，已是经历过两次搬家。第一次，两个人扛着被压缩过的打包袋艰难地走在前司荒凉的仓库边，下午三点多的阳光淡得像水，自嘲是要进城务工去。第二次是从公寓九楼搬到七楼，看着我们一次次从屋里抱着书往手推车上堆，从没打过照面的对门姑娘呆立了一会儿，问：“你们是作家吗？”现在，是第三次。我望着已经堆成华容道的箱子心虚得不行，忍不住拉住Y老师：“我们选的是两口之家的车？要不要打电话确认一下拉得完吗……”
果然，第二天两位搬家师傅一进门，一位壮实些的中年大哥搬起这箱，略一皱眉：“这个是啥？”又搬起那箱：“怎么这么沉？”另一位头发有些花白的大叔蹲下来试图抱起满是书的胶箱：“怎么回事？搬不动！”他随即转换目标：“你们的衣服箱子呢？”下一秒：“这里面没有衣服吧？！衣服箱子应该很轻的啊！”我站在一边不知道该解释还是道歉。所幸两位师傅最终发挥出职业水平，把十多个箱子搬上了面包车，堆得严丝合缝，胜过俄罗斯方块，再多一件都没地儿放。其间，花白师傅自言自语：“上一次搬货刚扭了腰，才休息好…”我屏息不敢说话，默默为师傅们的健康祈福。
虽然我与Y老师相互勉励：“丢掉丢掉！断舍离！”，但最终还是留下了一堆“宝贝垃圾”。离开公寓旧家时，我一手端着一杯水养的小葱，一手举着一支去年朋友送的独角兽气球。
新家在老小区，五楼，没有电梯。两位搬家师傅硬往上扛，很快就直喘粗气，脸涨得通红。让他们赶紧休息一下，壮实大哥摆摆手：“这个时候不能歇。”顺手抹掉了正在往下滴的汗珠。没想到搬家公司竟然没有准备上楼机之类的工具，纯靠打工人的一口气。
师傅们打量了一圈我们的新家，连连赞许：“恭喜恭喜，你们已经超过很多同龄人啦！”还开玩笑说：“看来是读书改变命运啊。”有意思的是，对我们周围的一些亲戚朋友来说，三十岁出头才买房，五十多平的二手房还有三十年的贷款在等着，实在不算什么成功人士，恐怕还要加一句“读了那么多书也没什么用”。可是对师傅们来说，这职业式的祝贺却是如此真诚，让我有些不好意思。没想到师傅们也不好意思：“按理说你们这么重我们该多收钱，但是你们打包得太好了，我们不好意思收……”当然，最后还是加了两个超重费。
我们这个小小的新家在夫子庙——这座城市最繁华的旅游景点之一——边上，九二年建起的老小区只比我小一岁。小区外热热闹闹：带着童年似曾相识感的理发店、总有人排队的老字号麻油菜包店、开了二十多年的鸭血粉丝店。在这里，虚头巴脑的洋气货活不久。从装修到搬家的半年多里，我们见证了一家罗森便利店和一家国潮点心店的倒掉。与之相反，露天菜市场门面在楼下连成一排，爷爷奶奶们拉着小推车淡定地在菜摊前掰叶子。小区外生鲜水果杂货小超市一家挨着一家，冰柜里都是不超过五块钱的冰棍雪糕。“我们老秦淮（其实应该是老白下）才不吃那些华而不实的东西。”我跟Y老师调侃。
小区里也是热闹的。下楼撞见隔壁阿姨，被她热情邀进家里参观，给我看“当大队长的小孙女”的默写本。搬家时保安大哥拉住我闲聊，说他们家有小平层和三辆车，儿子儿媳“上进得很”。大叔们用旧面包车后备箱与塑料雨棚搭起一个小活动空间，早上下象棋遛鸟，晚上打扑克掼蛋。奶奶们喜欢坐在小区侧门边晒太阳聊天，小狗们在旁边不分彼此地打在一起，野猫从栏杆下钻进了门外的鱼摊中。对我们这种“年轻人”来说，办公室与上下班路上很少能见到大量的老年人，有时候会产生一种这个城市永远年轻的错觉，而在这个小区里，大概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老人，甚至独居老人。在这个城市最繁华的旅游景点的边上，有一群不被光鲜的城市代表们注意到的人一直生活着。
这个九二年的老小区，自个儿热热闹闹着，却又难掩一丝落魄与寂寥。小区外有一片放着全民健身器材的空地，天气好的白天与夜晚，这里总聚集着各种老年人：压起腿来比我这个社畜厉害得多的大叔，推着助步器来回缓缓走动的面无表情的奶奶，三四台轮椅挨着石凳一起聊天说话。这时总有几个孩子在人群里穿梭，吵着叫着跑远了。小区里呢，唯一的小卖部——这个复古词儿最适合描述它——门前挂着“殡葬服务一条龙”的牌子。Y老师说，前两天回来看见有人在地上画了五个圈，以为要玩什么，结果每一个圈里被放了一扎纸。我说是啊，我们这里给亡人烧纸有时会画圈。那天晚上，我沿着栏杆已经生锈的楼梯向上走，听见一户人家传来吹竖笛的声音。爬音阶，练习曲，不太熟练的竖笛声里混杂着很多气息，就这样在老小区的夜晚飘来荡去。是哪个百无聊赖的孩子呢，我忍不住想。
搬到新家的第五天，还在逐渐适应。发现早晨五点是窗外的鸟鸣，六点是楼下买菜卖菜的声音，七点是早点店飘上来的炸油条味儿。客厅的窗外有几棵树绿意葱葱，映得天地都自由明亮起来。如果在卧室阳台往外看，秦淮河的支流正不疾不徐地从楼下流过，河对岸早早就有钓鱼人蹲守，岸边一株盛大的泡桐开出它紫色的花。这个时候，Y老师从这间屋走到那间屋，笑眯眯地说：“我们家真大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