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與常人

［水巷碑銘］博雅教育的奇妙之處，正正在於其既入世又出世的矛盾主張。而此矛盾早見於亞里士多德著作，到底他更推許冥想的生命（βίος θεωρητικός, bίos theoretikόs）抑或政治的生命（βίος πολιτικός, bίos politikόs），學界至今仍爭論不休。 

博雅教育漸成定制後，矛盾持續，鐘擺恆常在雄辯與玄思兩端間搖蕩。西塞羅及坤體良（Marcus Fabius Quintilianus）以修辭為教育之鵠的。塞內卡認為學習的首務在明德。奧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則視博雅課程為認識上帝的前戲。到中世紀的大學，自由七藝成為深造神學、法學或醫學前的預備工夫。正如開首提過，自由七藝由三學及四術組成。三學的理則、文法及修辭，上承演說家一脈。四術的算術、幾何、音樂及天文，則親屬哲學家。而各科地位時有升降，大體而言，阿爾卑斯山以南的院校要比其北更重視古典的公民教育傳統，繼而成為後來文藝復興的前哨站。

雖然理念間有分歧，諸家大體接受博雅教育有個統一的目標，而其名下課程皆為不同目標而有所調整。但到博雅教育移植美國後，爭議的重心驟變，論者更多執著於課程應該自由開放抑或保守傳統，教育有共同或最高目標此一前設不再理所當然。而「通識教育」一名之流行，亦始於美國。

歸根究柢，博雅教育本作自由人的教育，而古時的自由人乃屬於少數的管治階層，難免貴族教育色彩。美國殖民地時期建立的學院，仍沿襲歐洲中古學制，旨在培養神職兼公職人員。獨立戰爭後，現代民主漸見規模，傳統學制迎來教育的普及時代，不得不順勢而改革。

現代民主的一大訴求，在人人平等，普及教育遂成義務。教育一旦普及，學生與學生的差異將更形顯著，如何使能力不均志趣各殊的大眾在共同的制度下受惠，成了改革者必須面對的難題，亦啟發爾後一系列論爭。有論者主張放任學生自由選課，令其盡展個人所長，有利提拔精英及激發創意。反對者則以教育首務在照顧普通人，令貴賤賢愚皆各得其所，有助提倡互愛及凝聚民心。此即康納德所謂傑佛遜主義（Jeffersonianism）及傑克遜主義（Jacksonianism）之爭。（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