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明揚：明清文人如何謀生？
每個時代都有不見容於時世之人，特別在王朝鼎革之際，總會有那麼一些知識精英或前朝遺民，堅決不與現政權合作。
最早的不合作者可能要追溯到商朝末年的伯夷、叔齊。不過，伯夷、叔齊沒有為後世的異見同志們提供可操作性的謀生方案，這兩位前輩「恥食周粟」，在首陽山上採薇（野菜）為生，但當他們意識到普天之下，莫非「王草」的時候，就毅然絕食而死了。伯夷、叔齊自然是壯懷激烈，但即使是他後世的崇拜者們也覺得，在投靠現政權和餓死之間，總應該有個站著把錢掙的第三條道路吧，或者說，如何做一個自食其力的伯夷、叔齊？
對此，魏晉之際的嵇康給出了無人可以複製的答案：鐵匠。作為曹操的曾孫女婿，嵇康對於路人皆知的司馬家來說自然是一個挺危險的存在，而嵇康自然也不會去當司馬家的官。《晉書·嵇康傳》寫道：「康居貧，嘗與向秀共鍛於大樹之下，以自贍給。」嵇康的打鐵生活於中國的不合作史來說，也是一曲後世文人無法複製的「廣陵散」。
同為政權的反對者，梁山好漢和農民起義軍的經濟生活遠比遺民精彩，打家劫捨有時就是一門大生意。而遺民就是堅決不與現政權合作的前朝知識分子，所謂的「反對」至多就是「非暴力不合作」罷了，知識分子不食周粟不與現政權合作，也就喪失了「貨與帝王家」的機會，必須重新尋找體制外的謀生方式。
對於明清之際的晚明遺民們來說，他們的經濟生活堪稱一部驚心動魄的謀生史，為歷史提供了最大可能的豐富性。以明遺民為例，也可以稍稍總結一下古代體制外的幾種謀生方式。
在明遺民之中，最具商業天才的無疑是顧炎武。讓人很難想像的是，這位終身以反清復明為己任的「職業革命家」竟然是那個時代最卓越的「地產商」。顧炎武的下半輩子基本在旅行中度過，四處勘察地形潛心調研山河險要之處，為反清復明做「地理」上的準備，同時也寫下了《天下郡國利病書》一書。但最厲害的是，在反清復明「之余」，顧炎武竟然順帶著做起了大生意，每到一地，他便運用自己豐富的地理（地產）知識，尋找當地有投資價值的土地開墾，開墾好之後便交由學生或者朋友經營，他繼續前往下一處尋找新的土地投資機會。高峰時期，從江蘇淮安，到山東章邱、陝西華陰，再到山西雁門關以北、五台山之東，到處都是顧炎武的地產，和他一起經營地產事業的人也有數十人之多。憑借著自己在土地上的收益，顧炎武的反清復明事業從未遭受過缺錢的困擾。
更具傳奇色彩的是，梁啓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更是將顧炎武從「地產精英」進一步捧上了「金融大佬」的地位。在梁啓超的這則「商業謠言」中，清代盛極一時的山西票號也是由顧炎武最早創辦的，「一切組織規則，皆由手定，後人率循之，遂成為兩百餘年金融中心」。
呂留良也是一位「遺民界」中的商業奇才，他的生意是做出版，更準確地說，是做教輔生意。在楊念群先生的《何處是「江南」》一書中，這位傳說中的呂四娘她爹被刻畫為一位非常糾結的出版商，他一方面在價值觀上非常鄙視八股文，一方面又成為了那個時代最成功的編選八股文的出版商之一。換句話說就是，呂留良乾的就是出版那個時代的「高考高分作文選」，順帶還做些權威作文評點。在任何一個時代，這恐怕都是一個非常賺錢的生意，呂留良的「天蓋樓」教育品牌不僅在南京發揚光大，而且出版網絡一直發展到了福建。
不過，作為當時遺民界的領袖之一，呂留良的八股文出版生意曾引起了同志們很大的不滿，認為這一行是最陋俗的謀生手段，用楊念群先生的話來說就是「行徑似乎顯得首鼠兩端」，但考慮到後來呂留良被雍正毀棺戮屍而成就了高大全，這一段出版往事的得失也就被忽略了。
很遺憾的是，在晚明遺民那個堪稱龐大的群體中，除了顧炎武和呂留良這兩位之外，其他人的謀生故事幾乎都糾結於悲慘與尷尬之間。正如趙園先生在《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一書中所說，當時「治生」在某種意義上已成為了保全「節操」的前提條件，很多晚明遺民就是因為經濟上的困頓而「廉恥道盡」，不得已而投靠清廷，所謂的沒有恆產，則無恆心。
即使不失節，對於大多數遺民而言，在明亡之前非貴公子即衣食無憂的讀書人，四體不勤，五穀不分，除了讀書之外不屑於謀生，更不具備任何現實生活的謀生能力，在王朝更迭的大變之前，措手無策進而窮困潦倒簡直是一定的了。
張岱就是這樣一位貴公子。史景遷在《前朝夢憶》一書中不無尖刻地寫到，「張岱提到他飢腸轆轆，無米可炊，甚至沒有柴薪舉火，這時他才恍然大悟，中國自古以來流傳忠心耿耿的隱士，寧可餓死在山中，也不願侍奉二主的故事，與事實差距甚遠」。可以說，張岱名著《陶庵夢憶》就是他在經濟困頓之時，對於昔日「繁華靡麗」生活的一種追憶。當然，張岱沒有真的餓死，原因之一是，他找到了一位「體制內」的朋友：浙江提督學政谷應泰。谷應泰給了張岱一個共同修史的工作，也就是那部著名的《明史紀事本末》。
說到這裡，很難不產生一個疑問，作為一名「體制外遺民」，可以有體制內的朋友麼？更直白點就是，可以接受體制內官員的經濟援助麼？必須說，這是一個非常敏感卻又微妙的問題，一著不慎，遺民很可能就會失節落水，被體制所裹挾，從交體制內的朋友直接發展為和體制交朋友。
不過，從晚清遺民的主流意識形態來看，與體制為敵不代表和體制內中人為敵，這點微妙的界限晚明遺民們還是把握得相當清楚的。比如說，顧炎武也有一位做清朝刑部尚書的侄子徐乾學。雖然他拒絕了侄子為他養老送終的孝心，但也曾時常接受侄子的吃請，也並未對其表示出一名反對者對體制內親人的不屑與痛心疾首。不過，將這個邏輯推向極端甚而有突破底線危險的，是成為體制內官員的幕僚，雖說理論上幕僚服務的是官員個人而不是體制，但越界與否也只有冷暖自知了。
大書法家傅山（《七劍下天山》中的傅青主）也有一位體制內朋友——魏一鰲。據白謙慎先生《傅山的世界》一書中的說法，傅山第一次給魏一鰲寫信就要求對方給予經濟上的接濟，其後無論是兒子娶媳婦，還是家鄉田地賦稅的減免，魏一鰲屢次伸出援手。而傅山的回報則是，給魏家的家人和朋友看病，寫字畫畫。
如果說遺民們接受體制內官員的私人經濟援助尚屬不得已而為之的話，那麼大清官員此舉就更值得玩味了。一方面，體制內官員面臨著出仕異族政權的道德拷問，需要通過幫助在野遺民來獲得一些合理性和內心的崇高感，緩釋心中的內疚；另一方面，帝制時代國家與社會的關係相對不那麼緊張，公為大清皇帝之臣，私為大明遺民之友，也未必有這個時代看起來那麼緊張刺激，反而折射出那個時代體制的柔軟身段與歷史的幽暗曖昧之處。更為誅心的猜想是，體制內官員或許也在打著兩邊下注、分散政治風險的主意。
按照晚明遺民的正統價值觀，謀生手段中最為政治正確的是種田，所謂的「耕讀傳家」。但問題是，對於這些文人出身的遺民來說，種田恰恰是他們最為不擅長的「技藝」，能靠此養活一家的寥寥無幾；私塾教書也是一種異議較少的謀生方式，正如靠此維持生計的張履祥所抱怨的那樣，學生家長太計較學費高低，經常為此而糾纏不休，老師根本就沒有了師道尊嚴；至於行醫賣文賣畫這些我們現在看起來很專業人士範兒的謀生方式，晚明遺民們更是認為商業味太濃，有斯文掃地的風險。從某種角度上來說，遺民之所以為遺民，就是因為他們對於自身人格尊嚴近乎偏執的看重，而此種價值觀自然也會延伸至謀生方式的選擇之上。
令人唏噓的是，作為一種源遠流長的不合作方式，出國流亡也曾成為明末遺民的一種政治選擇，正所謂「道不行，乘桴浮於海」。朱舜水在明亡之後，東渡日本，在長崎、江戶授徒講學，成為了日本德川時代奠基儒學興盛的一代宗師。
從土地投資到出版教輔，從種田到教書，從行醫到賣畫，從隱居鄉間到流亡海外，晚明遺民們為「不食周粟」提供了那個時代最為豐富的歷史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