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胡適到余英時

這是篇小文，不是大文。要從《讀胡適《戴東原的哲學》劄記一二》這篇文章談起。

這篇文章的最後，引用了胡適的呼聲：「我們關心中國思想前途的人，今日已經到了歧路之上了，不能不有一個抉擇了。我們走那條路呢？我們還是『好高而就易』，甘心用『內心生活』、『精神文明』一類的揣度影響之談來自欺欺人嗎？還是決心不怕艱難，選擇那純粹理智態度的崎嶇山路，繼續九百年來的致知窮理的遺風，用科學的方法來修正考證學派的方法，用科學的知識來修正顏元、戴震的結論，而努力改造一種科學的致知窮理的中國哲學呢？我們究竟決心走那一條路呢？」

而余英時在生前曾經接受南方人物週刊的訪談，有下面這一個問答：

人物周刊：儒家的價值觀和現代社會之間重新建立制度性聯繫是否還有可能？是否還有必要？

余英時：儒家價值怎樣在今天再發揮正面的作用，這是一個極複雜的問題，不是三言兩語說得清楚的。簡單地說，我認為在儒家價值與現代社會之間建立制度性的聯繫是行不通的。

我們今天必須在「公共生活領域」和「私人生活領域」之間劃下清楚的界線。在「公領域」我們必須靠政治體制、法律、憲法之類的機制來運作。這是全體人民通過選舉、代議機構等等來決定的。但在「私領域」中，每個家庭或個人都有權選擇自己的價值體系，儒家、佛教、道教、基督教或伊斯蘭教都可以是選擇的對象。儒家不是有組織的宗教，今天只能靠家庭、私人個體來傳播，國家權力不宜介入。

讀一些老書，其實內容已經沒什麼大用了。但偶爾可以得到一點「歷史感」。

胡適知道老蔣不好，他還是跑回台灣當中研院院長，當到過世。他還想「努力改造一種科學的致知窮理的中國哲學」。這是偉大中見徒勞，也是徒勞中見偉大，就看讀者對他老人家還有多少溫情。

胡適還曾經是「全盤西化派」的倡議者之一。錢穆那些老古董，就不去說他們了。

總之，他們算是一整代的「大儒」。而到了現在，能夠稱的上大儒的，也只有余英時一個人。

余英時有一種大學問家的老實派頭。他一定也讀過《戴東原的哲學》，他當然知道胡適的呼聲。但他就很老實的跟你說：儒家哲學真的不行，在公共領域不能起到任何作用（我覺得他的回答裡，真意應當是「有害」，而不是「沒有用」）；儒家哲學只能放到「個人的精神文明」裡面，求其最後的價值。

而這正是胡適在吶喊的......難道我們要「好高而就易.....甘心用『內心生活』、『精神文明』一類的揣度影響之談來自欺欺人嗎？」媽的，余英時你有聽到我老人家講的話嗎？

我想，余英時做學問的工夫，其嚴謹的程度應當是超過胡適（胡適的外務太多了），他一點都不「就易」。只是當他踏實的做完學問之後，結果就是這樣了。

余英時研究儒家研究了一輩子，決定留在美國好好生活，果然得到善終。他用腳和屁股很誠實的告訴我們，一個現代大儒最好的歸宿就是當一個美國學術圈裡的邊緣人，這樣會得到自由，以及在中文世界巨大的影響力。

至於所謂的儒學，後繼無人，及身而止，那也是沒辦法的事情。

懷念、紀念、追思、崇拜、吹捧、乃至於湊熱鬧來蹭余英時的人，在台灣、香港、中國、乃至於新加坡、馬來西亞等華人區，真的太多太多了。其中某些人的言行，在我看來，是和余英時的理念對著幹，結果他居然說他是余英時的鐵粉。

我是余英時的一個普通讀者，但是我自我感覺良好，覺得自己比起很多的「余粉」，可能多讀出了一些余英時「有情」的背後，不忍心講的難聽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