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上空的黑洞：「攫取型」体制的必然之恶 | 赵思乐

文｜赵思乐

「全国都买不到防护用品，工厂都在给武汉赶工。全世界都买不到防护用品，都被华人扫货发去武汉。武汉医院的医护人员依然严重短缺防护用品。武汉上面有黑洞吗？」

这是最近几天中国网络上传得很广的一条微博，起因是武汉疫情中收治新型肺炎最多、最有名的医院之一武汉协和医院发出的一条消息：「协和的防护用品不是告急，是没有了！」很多人纷纷把这个黑洞指向了武汉红十字会——接收世界各地捐赠物资的唯一指定单位。

网友们扒出了武汉红会的种种「黑幕」：在一天的物资发放清单上，武汉协和获得了3000个普通口罩，而两家专长为性病和妇科的私立医院却获得了3.6万个N95口罩；武汉协和的工作人员凭介绍信去红会领物资却遭到拒绝，连搬上了车的物资都被截下来；大量物资滞留在一个博览中心裡不与派送。一时间，针对武汉红会的民怨沸腾，相关新闻连续几天佔据多个微博热搜。

我一开始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就觉得哪裡不合逻辑，并不是对中国红十字会运转的低能程度感到惊讶，而是红十字会在中国谈不上有实权的组织，他们也没有理由要特别针对协和医院；何况，如果红十字会有本事在全国关注下针对一家知名医院而不怕被追究，就应该有本事把热搜撤下——武汉上空的「黑洞」恐非区区红十字会，而在更深的政治结构中。

武汉红会的说辞在诸多与武汉协和的交涉、记者的採访和压力下的声明中逐渐释出，也相互印证：武汉红会只能按照武汉疫情指挥部的指令下发物资，因此物资堆积如山却不能迅速发放；武汉红会给两家私立医院的口罩是中国标准的「KN95」，实质功能跟一般按美国标准说的「N95」一致，但红会拿到的医疗标准物资清单中没有KN95，于是红会就当作不合规的物资发给了两家私立医院；而武汉协和不知为何被指挥部从物资分配的名单上漏掉了，因此协和的医生来领物资时就未予发放——这显示着权力集中体制的系统性失能，而武汉红会只是失能系统的脆弱末端，被放在新闻裡挡枪。

武汉疫情处理的溷乱程度，之所以让普通民众一再感到惊讶，是因为这种无能跟许多中国人平时看到的「无孔不入」的政府权力对比过于强烈：小民乱穿马路尚无法避免被政府公布示众，为何派发医疗物资能漏掉一个最知名的医院？

症结就在于中国的体制并非通常理解的以治理为目标的政府体系，而是一个典型的「攫取型」制度——制度整体设计的目的不在于上下互动的治理，而在于由下向上的持续输送，用整个社会供养其统治结构。

这个概念的提出者是美国政治经济学家阿齐默鲁和罗宾逊，较为人知的着作是《国家为何失败》，两位作者都是备受尊崇的学者，儘管此书并非严谨的学术着作，他们用于与「攫取型」制度对应的「包容型」制度似乎也只是西方民主制的另一个叫法。然而，「攫取型」制度的概念确能很好地解释中国的体制，以及它在武汉疫情中暴露的危机。

中国看起来具备一个高度制度化的国家种种特质（按亨廷顿的四项标准，此处不展开），但它的所有的制度都是为了统治系统能由下至上层层攫取资源而设计的，一旦要它由上至下地输送，不论是物资、照料还是权力，都只能是手足无措、漏洞百出。因为这个体制只会用自己熟悉的方式处理：要麽变本加厉地向社会索取，比如顶级项目火神山医院的建设队向民众募雨衣雨鞋；要麽把社会问题堵在最底层了事，比如武汉封城后自己在家「等死」的感染民众们。

是的，武汉上空有个黑洞——仍在扩大，仍在索取，宛如寄生人体的病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