悸动多彩的一九八零年代（6）书籍杂志

6. 书籍杂志

1980年代也是出版物爆发式增长的年代。在1976年之前，我家里除了《毛泽东选集》之外基本上没什么书。到了1980年，在我经常去逛的县城新华书店里，货架上已经可以说是琳琅满目。

那时我对自然科学极有兴趣，很喜欢的一套丛书是《十万个为什么》。现在对其中关于气象的那一本还有印象：“为什么‘天上钩钩云，地上雨淋淋’？”、“为什么 ‘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自从读了那本书以后我就开始留意天上云彩的形状。最喜欢的自然科学杂志是《科学画报》。印象较深的两类内容包括：（1）建筑，如各种管子露在外面的蓬皮杜中心、贝聿铭设计的罗浮宫玻璃金字塔、古代世界七大奇迹、莱特设计的“流水别墅”等。（2）现代武器，如驱逐舰、巡洋舰、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等。那时我很纳闷为什么要给军舰和导弹起这些怪怪的名字。后来才知道这些名字都是译自英文。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科学画报》上刊登了一篇文章谈一个人喜欢什么颜色与他的性格之间的关系。我于是思考了很久我到底喜欢什么颜色，最后是停留在绿色和蓝色之间，不能作出最后决定。现在想来，问自己喜欢什么颜色也是“寻找我自己”的尝试之一了。

我的“蓝绿之争”直到近年才有一个分解：我喜欢蓝天的纯净，也喜欢绿色植物的蓬勃和宁静，但二者相较，绿色似乎略胜一筹。蓝天只有一种蓝，而植物的绿有无穷多种色调：每一种植物都有其独特的绿，同一种植物在不同季节的色调又不相同。我喜欢这种“一”之下的“多”、“多”中的“一”。这算是“寻找我自己”的努力的一个成果吧。

面向儿童的文学类杂志也种类繁多，令人眼花缭乱。我喜欢读的有《儿童文学》、《少年文艺》、《故事会》等。我尤其喜欢那些描写边陲少数民族生活的故事。与大自然为伴、与各种野生动物打交道令我神往。我每天生活中所见的野生动物只有老鼠和麻雀。

上中学以后，《读者文摘》（后改名为《读者》）成了我最喜欢的杂志。现在还记得的其中一篇文章是菲律宾政治家罗慕洛的《愿生生世世为矮人》：

“我身材矮小，和大名鼎鼎的人物在一起，常常特别惹人注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是麦克阿瑟将军的副官，他比我高20厘米。那次登陆雷伊泰岛，我们一同上岸。新闻报道说：‘麦克阿瑟将军在深及腰部的水中走上了岸，罗慕洛将军和他在一起。’一位专栏作家立即拍电报查询真相。他认为如果水深到麦克阿瑟将军的腰部，我就要被淹死了。”

这段话一直记到现在，当是因为作者对自己的生理特征的那种自信和幽默。那时 –现在可能也差不多吧– 孩子的身高是父母念念不忘的话题，他们总是想让孩子长得高点、再高点。身高也是择偶的最重要的标准之一。一米七以下的男性被通称为“二等残废”。读到《愿生生世世为矮人》时，我正是长个子的时候，我的个头也被母亲经常唠叨。虽然我还不算太矮，所以也没有对此产生过太多的自卑，读到这篇文章还是让我眼前一亮。

现在回想起来，虽然这篇文章是在说个子，其实蕴藏着更多的智慧：它在讲人是应该屈从于世人的判断，还是坚持自己的价值观。我有的已经够用，不仅不必羡慕别人的高个子，也不必羡慕别人的其它一切拥有。假如我当时能领会到这些，我后来在各种人生十字路口处的选择可能会更聪明一些。

《读者文摘》大获成功，很快跃居全国杂志发行量榜首，这说明那些文章中的智慧不仅对我，也对成千上万的读者有真实的触动。在1980年代后期，街面上涌现出无数的报亭，售卖各种杂志和报纸，生意也相当火爆，而《读者文摘》总是摆在报亭最显眼的位置。一些其它杂志也开始模仿其风格，如《青年文摘》。

那些年中有大量西方作品的译文进入中国。比如，当时《读者文摘》上刊登的文章绝大多数是译作。我想《科学画报》上的多数文章可能也是译作。

译作作为单行本出版时，译者的序言中通常有一个标准格式：在讨论原作的一些特点之后，引用马克思、恩格斯或其他革命大人物的言论指出原作的致命缺点。一个例子是戈尔丁《蝇王》的译者序言（1984年）中的这段：

“总而言之，戈尔丁的作品并没有也不可能‘阐明当今世界人类的状况’，从中倒可以看到严峻的西方社会现实的曲折反映，看到作家想寻找出路又找不到出路的苦恼。……恩格斯说过：‘人来源于动物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程度上的差异。’（《反杜林论》）……”

我猜想，多数译者应该是原作的铁杆“粉丝”，完全明白原作的价值，也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和毛泽东不是艺术家，没有资格作这样的盖棺定论。但他们不得不服从“教皇”和“教廷”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在序言中将他们最爱的作家矮化、宣称原作的唯一价值在于揭露了西方社会的不可救药。这总比原作永远无缘与中国读者见面要好。也许可以把这些译者比作在“教廷”的交叉炮火之下匍匐前进的士兵。

当然，只要“教廷”认为有必要，它随时可以将炮火压得更低，断绝那些匍匐前进者的念头。它也的确时不时大发神威、向敢于犯上作乱者发出严正警告，一个例子是它打击“伤痕文学”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顾名思义，伤痕文学是以文革狂潮给人们心中割开的伤痕为题材的文学。我印象较深的是根据郑义同名小说拍摄的电影《枫》，讲的是文革中一对年轻恋人分别参加了互相敌对的两支造反派组织“红旗派”和“井冈山派”。在两方真枪实弹的武斗中，女主人公因己方兵败而跳楼自杀。几年后，女主人公一方重新掌权得势，将男主人公判为现行反革命枪决。我还记得在血色夕阳的背景中男主人公抱着女主人公尸体的那个剪影。

这部电影在公映不久后即被禁。伤痕文学被教廷严厉打击，我想是因为文革本来就是教廷自导自演的。大家不断地抠这些伤疤，让教廷的脸面在哪里摆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