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營攝影師》：底片是人的存在與苦難的證據
如果在你眼前的是一個人，那你成了什麼？
寒冬裡男人們全裸排開，靜待點數，士兵數完後轉向滿臉屍白、模樣像會用刀叉切食精緻人肉的納粹軍官回報，沒有應到未到，只有件數編號。在這裡他們沒有名字，只是一個數字，如果你是9527，那就得透過勞動證明你值個9527，否則就是廢棄物倒入焚化爐，無用之人作堆送進毒氣室。
猶太作家普利摩李維在他的自傳式小說《如果這是一個人》當中，寫下1944年在義大利被捕捉後遠送納粹德國大後方，在奧斯威辛集中營體系中長達八個月的非人生活。集中營裡不只有義大利猶太人，還有來自全歐各地操著不同語言的同胞，編號數字愈大，在這裡就愈菜，愈容易被占便宜，死得愈快；數字愈小人愈少，剩下的都只是還未被淘汰的。
猶太人之外，就是第三帝國公民政治犯、性侵犯、西班牙人、波蘭人、希臘人、英國人、法國人和女性囚犯。集中營也講階級，猶太人有老菜鳥之分，非猶太人住的排房和伙食都老菜鳥都更高級，只要跟黨衛軍（SS）關係打好，工作肥缺也往往是這一批人佔去，男性囚犯甚至還有性專區，供他們洩慾的就是那些女性囚犯。集中營裡的猶太人女性呢？愛好分類的德國人早在進入集中營前，就把老弱殘幼和女人一起處理掉了。
亞利安之外非我族類的納粹德國，二戰期間的種種惡行放到八十年後的今天來看仍是變態至極，而作家透過紙筆揭露罪刑，攝影師以相機和底片為良心。《集中營攝影師》的故事是改編自西班牙人法蘭西斯博伊科斯（Francisco Boix）的真實經歷，片中的史實考究準確，尤其在管理制度的細節上，在在讓人想起普利摩李維的自傳。
二次大戰前夕西班牙爆發內戰，共和黨人和反對獨裁者佛朗哥的異議份子中，有許多人被抹去國籍流放至法國，來自加泰隆尼亞的博伊科斯也是其中之一。1941年他和其他共和黨人被抓進毛特豪森集中營，無國籍的人胸前會別著三角形布料，上頭繡有S字母，在攝影操作和技巧還是少數人才擁有的技能的當時，博科伊斯被選中擔任集中營攝影師，協助納粹軍官保羅（Paul Ricken）拍攝新進囚犯的大頭照和紀錄集中營內部各項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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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個不允許擁有思想的環境，想存活下來首先得放棄思考，一旦基本溫飽滿足了，人便會開始意識周遭，此時過往美好的回憶就會夥同集中營一起讓你生不如死。博伊科斯攝影技巧是他的護身符，甚至成了他階級流動的依憑，在保羅的賞識下他能一起進入暗房，洗出他和保羅拍下的集中營記事，並將底片歸檔，但很快他就發現這個喜愛古典音樂和貝多芬，懂得享受高尚藝術的軍官，果真是個不折不扣的斯文變態，他的底片裡全是死狀扭曲的猶太人，還有雪地裡集體裸體的柴瘦囚犯、排房內下西洋棋的囚犯，以及其他一堆在他命令下擺拍的所謂「藝術作品」。他目睹了令他噁心的這一切，明白終有一天戰爭會結束，而在那之後他必定要將這些照片公諸於世，否則世人絕對不對相信。
如同倖存下來的猶太被害者，他們對於戰爭結束後最大的恐懼不是人們的眼光和世事的虛無，而是沒有人相信他們在這裡的遭遇—人們一旦在距離之外，且事情超越自己的想像力，想要說服他們向信簡直比登天還難—而在這裡喪失最基本的身而為人的人格之後，如果沒有人知道，那他們真的經歷過這些嗎？博科伊斯的動機和行為，就是在為人的存在和苦難留下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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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博科伊斯和共和黨人暗地將底片藏於各處分散風險努力存活的同時，還有一批和納粹關係良好的人，他們就像後來史丹佛大學著名的囚犯與獄卒實驗一樣，如狗一般忠誠地為上位者執行囚監的職責，「拿一根棍子給一個普通罪犯，他就會變成獄卒。」
這樣看來集中營就是一個大型的極端扮家家酒遊戲室，納粹人扮演上帝，囚監扮演稱職高效的馴獸員，囚犯則是供人奴役玩弄的動物。
如何識別一個「好的囚監」？老是把「法律與秩序」掛在嘴上，喜歡用暴力維穩且積極巡夜，以撲滅自由出路為己任的人就是。當然這只是一種看法。
普利摩里維在自傳中同樣也提到，那些第三帝國公民或一些高級囚犯，有權進到女囚的排房，但猶太人禁止進入的關係，因此他在關於醫務室（ka-be）的描寫，以及斑疹傷寒、白喉等恐怖病狀的敘述，描寫得遠比女囚的遭遇還詳盡。電影中保羅為了犒賞博科伊斯，主動付錢讓他和女囚犯上床，但保羅的變態底片徹底攪渾了他的腦袋，讓他無法完事，卻也意外得知女囚犯是西班牙老鄉，受迫害之人猶如水泥底下的玫瑰，他們成了保存底片的共犯，以生命守護證據的英雄。
最終博科伊斯活了下來，他在納粹逃亡之後，不與共和黨人一起獵殺營中的殘部，而是扔掉步槍奪走了保羅鍾愛的萊卡相機，紀錄毛特豪森解放的這一天。女囚們坐在排房外的草地上，看起來精疲力竭還有一絲如釋重負，乍看甚至有點像在野餐的嬉皮，實則畫面令人揪心；人們合力拉下集中營門口的納粹象徵；盟軍進城。電影中黨衛軍高官全裸高掛在流刺網上，營養充足的右片屁股上被塗上大大的卍字，博科伊斯走過時並沒有按下快門，推測應該是電影裡的安排。
片長不過兩個小時，但博科伊斯事實上花了四年才走出集中營，三十歲時便在法國死於腎衰竭，但正因為他和共和黨一干人保存下來的2000多張底片，讓他能夠在戰後出席紐倫堡大審判，並在庭上作證指認戰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