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爱国
一
先讲一个小故事。
现在一般广为流传的说法是，端午节是为了纪念屈原，但是在苏州地区，人们认为端午节是为了纪念一个叫伍员的人。
伍员（音云），字子胥，春秋时期楚国人。他的先祖伍举，是楚国大臣，以直言敢谏而闻名。
到了楚平王时期，伍员的父亲伍奢被拜为太子太傅，负责教导太子建，太子被奸人费无忌陷害获罪，伍奢也被囚禁，其子伍员与伍尚逃亡。
楚平王和费无忌担心伍奢的两个儿子报复，以伍奢的性命为要挟，要求伍员与其兄长伍尚投案自首。
伍员知道是陷阱，劝伍尚不要去，伍尚不听，最后，伍尚就和伍奢一起被楚平王处决。
后来，伍员逃亡至吴国，也就是现在的苏州地区，立志要为父兄报仇，最终果然带着吴国的军队杀到楚国首都郢。
这时楚平王已死，继位的是他的儿子楚昭王。楚昭王不得不逃亡国外，伍子胥抓不到昭王，就掘了楚平王墓，鞭尸三百报仇。
二
我们都知道“约法三章”的故事，刘邦攻入秦朝都城咸阳后，废除了秦朝的苛法，只保留三条：
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
意思很简单，无非是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直到现在，这种思想也普遍存在于中国人的头脑中。
《春秋公羊传》说：不复仇，非子也。
《礼记·曲礼》说：父之仇弗与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交游之仇不同国。
儿子和杀父仇人是你死我亡的关系，只能有一方可以存活；如果是杀兄之仇，路上遇到了直接就上，即便没带趁手兵器也要上；如果是好友被杀，只要和仇人不在同一个国家，就可以不报仇了。
但是，一个人的父亲冤死了，他可以向统治者或国家报仇吗？
如果我们回到当时的场景，以楚平王身份的尊贵，大概不会亲手给伍员的父兄行刑，是楚国官员把伍奢和伍尚押赴刑场，刽子手手起刀落，两人人头落地，围观群众还会品评一番砍人的刀法。
把伍奢和伍尚押赴刑场的官员，亲手行刑的刽子手是伍员的仇人吗？
罪魁祸首当然是楚平王。伍员要报仇似乎应该直接找楚平王，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痛快淋漓。
但是整个楚国都是伍员报仇的阻碍，整个楚国都在追捕他，边境守卫严防死守不准他逃到国外。
对于普通人来说，找国君报仇几乎不可能，除非是超人，但伍员不是超人，要报仇只能灭了楚国。
三
为了报私仇灭了自己的祖国，是道德的吗？
当时人们对伍员的评价很高。
战国纵横家陈轸说：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为臣。孝已爱其亲，天下皆欲以为子。
司马迁则称他是“烈丈夫”。
宋代范仲淹说：胥也应无憾，至哉忠孝门。生能酬楚怨，死可报吴恩。直气海涛在，片心江月存。悠悠当日者，千载祗惭魂。
元代以后，伍员的名声逐渐转为负面。
金代王若虚说伍员勇而无礼，为而不顾，既害了自己国家的国君，又害了其他国家的国君，认为他是真小人。
明代邵宝认为伍员知有亲而不知有国，因为仇视一人而害了整个国家。
实际上消灭自己祖国的事情，不止伍员干过。
汉高祖刘邦灭了自己的祖国秦国，隋文帝杨坚灭了自己的祖国北周，唐高祖李渊灭了自己的祖国隋，这些人在史书中名声都不错，至少没人因为他们灭了自己的祖国而谴责他们。
参考以上，伍员的真正错误实际上是他没能真正把楚国灭掉，毕竟后来楚国又在秦国的帮助下复国了。
四
古人说，忠君爱国。
忠君和爱国是什么关系？
法王路易十四说过，朕即国家。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忠君就是爱国。
但是，这会产生一个问题，如果是昏君，反对昏君就是反对国家，就是卖国了吗？
有人认为君主不等于国家。
梁启超说：“今夫国家者，全国人之公产也。朝廷者，一姓之私业也。国家之运祚甚长，而一姓之兴替甚短。国家之面积甚大，而一姓之位置甚微。”
但是这也会产生问题，如果我说我们应该走社会主义道路，你则认为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两个人谁是爱国，谁是卖国？
如果国家是全民的，全国这么多人，想法各不相同，对国家的看法肯定有分歧，有时候分歧还很大，如何判定哪种行为是爱国，哪种行为是卖国？
比如，芬兰的曼纳海姆为了避免芬兰被苏联吞并，选择投靠希特勒的德国，现在曼纳海姆被奉为民族英雄。
汪兆铭认为，为了避免亡国投靠日本才是正途，如今他却被认为是卖国贼。
类似的行为，为何得出不同的结论？
五
谁来判定哪种行为是爱国，哪种行为是卖国？
再讲一件小事。
有人发文考证，外蒙古是蒋介石和苏联达成协议，允许其独立公投的。有网友跟帖称，蒋介石签的协议凭什么代表中国，至少我不同意。
不仅蒋介石不能代表当时的中国人，更无法代表千千万万还未出生的中国人。
那么国家之间签的协议都是废纸了吗？
显然不是。
总要有人或者一群人来代表国家行使主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人就是国家，他们是国家的统治者。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路易十四的“朕即国家”没有问题。
是不是爱国应该由统治者说了算？
在任何一个国家统治者都不可能只有一人，区别是民主国家的统治者多一些，独裁国家的统治者少一些。
打个不恰当的比喻，相比于外人，房子的主人肯定更爱护自己的房子，同样的，国家的统治者肯定比一般人更爱自己的国家，毕竟他是国家的大股东，在所有股东中，独裁者最爱国。
从语言上来看，“我的书”和“我的国家”是同一种结构。在这里“的”表示领属关系，也就是说“书”是属于“我”的，“我”可以把书送人、卖掉、甚至直接撕了，“我”对“书”有处置权。
同样的，“我的国家”则表示，“我”对“国家”有所有权、有处置权，但是你真的对国家有处置权吗？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三种权力，你有哪一种？军队归你管吗？
因此，只有国家的统治者（所有者）才真正适合“我的国家”这个词，被统治者当然也可以说“我的国家”，就像猪说“我的屠宰场”一样，那只是你居住的地方。
只有国家的统治者（所有者）才能定义什么是真爱国。
但是，被统治者就不应该关心国家、爱护国家吗？不是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吗？
六
顾炎武从来没说过“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相反，他对国家兴亡并不很在意。
很多人把“天下”和“国家”搞混了，顾炎武的原话是，“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顾炎武说，爱国是“其君”“其臣”“肉食者”的事情，这三种人实际上就是国家的统治者。
但是，国家崩溃如洪水肆虐，洪水会区别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吗？爱国难道有错吗？
对此，我想提一下贾府的屈原。
鲁迅曾经说，《红楼梦》里的焦大实在是贾府的屈原，假使他能做文章，恐怕也会有一篇《离骚》之类。
焦大从小跟宁国公贾演打仗，曾从死人堆里把奄奄一息的主子背出来，没有饭吃，他饿著肚子去偷东西给主子吃，没有水喝，他自己喝马尿，把得来的半碗水给主子喝。虽然劳苦功高，身份依然是奴仆。焦大以奴才的身分，仗着酒醉，痛骂贾府骄奢淫逸，从主子骂到奴才，结果呢——给他塞了一嘴马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