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丨统一社会党与史塔西的复杂关系
题图：1985年，昂纳克授予米尔克卡尔·马克思勋章和党中央委员会荣誉旗帜，以表彰他“为了同社会主义的敌人作斗争做出的贡献”。
作者：Walter Süß
翻译：Deutschesreich
原文链接：The Socialist Unity Party (SED) and the Stasi: A Complex Relationship
Walter Süß是前民主德国国家安全档案联邦委员会（BStU）的研究助理，于2012年退休。在1992年进入BStU之前， 他是柏林自由大学的苏联史专家，在1989-1992年间担任驻东柏林记者。他还在威尔逊冷战研究中心兼职。他发表了大量关于史塔西、统一社会党和德国统一的作品，1999年出版的Staatssicherheit am Ende: Warum es den Mächtigen nicht gelang, 1989 eine Revolution zu verhindern是关于两德和平统一的代表作。
执政的东德社会主义统一党（Sozialistische Einheitspartei Deutschlands）与史塔西（Stasi）之间近四十年的关系中存在一些常态，也有不同时期和剧烈的冲突影响了二者的关系和史塔西的活动，比如1953年6月的起义和1961年柏林墙的修建。有两种同样通俗但又相互矛盾的流行语用来描述这种关系，一方面，史塔西构成了“党的剑与盾”，是为了执行和保护党的特权而存在的机构，因此只是党的仆从；另一方面，史塔西构成了“国中之国”——即它是一个基本不受党控制的独立行为体。尽管这两种表述都直接来自于当事人，并且起到了推卸责任的作用，但事实并不是介于中间的某个地方，而是比这种简单的套话看起来要复杂得多。
本文将试图通过概述党与史塔西之间关系的发展来填补这种复杂性，重点是从历史的角度审视其结构特点。本文将论述国家安全部的建立及其与统一社会党的基本关系，因苏联情报机构在东德的存在而在这种关系中出现的问题，史塔西与统一社会党官员之间的具体合作形式，以及在民主德国日渐式微时史塔西-统一社会党关系的结束。
制度性关系
依据东德人民议会（Volkskammer）未经辩论一致通过的一项法律，于1950年2月8日设立国家安全部（MfS）。十天后，即1950年2月18日，威廉·皮克（Wilhelm Pieck）总统正式批准生效，这一天也就是史塔西真正的成立日。该法并未提及共产主义政党，即统一社会党，并且非常简短：“内政部国家经济保护总局将变更为独立的国家安全部。”[1]然而，该法是根据未公开的统一社会党政治局决定通过的——这揭示了真正权力关系。[2]
1950年6月召开的统一社会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某种程度上正式确定了党和国家安全局的关系。党下达指示，指出国家安全机关要改进工作，以便“揭露和消灭工人阶级的敌人和帝国主义代理人”。[3]从这里就能看出是谁定的调了。该指示还强调了国家安全部的两大职能：对外防御和对内镇压——也就是说，国家安全部在结构上具有情报机构和秘密警察的双重性质。
甚至在史塔西尚在组建之时，就能看出东德作为一个国家有两个对立结构的特征。虽然统一社会党领导人急于将所有国家机器都置于他们的指导和控制之下，他们却还保持着党和国家之间的正式分工。鉴于他们对权力的绝对要求，这确实是意料之外。他们其实也可以将党的机器和国家的机器融为一体，但是却从未试图这么做，是有他们自己的考虑。然而，党和史塔西的关系比和其他任何政府机构都更接近于一体，因为史塔西必须对党绝对忠诚，才能实现其主要任务：用秘密警察的手段执行和维护党的统治。
当然，上述口号有意识形态的特点，即史塔西构成了“党的剑与盾”。尽管史塔西的目的是为了确保党的全面统治，然而利用史塔西的那个集体却并不是“党”，用东德持不同政见思想家Rudolf Bahro的话说，是“政治官僚机构”。[4]这个政治官僚机构由统一社会党的最高领导班子和党的全职机器组成，在1989年时约有4万名雇员。史塔西的职责是控制东德社会，包括占成年人口1/6以上的党员。只有党的机器得以控制250万名党员，才有可能实现党对国家和社会的独裁统治。[5]
专门负责同一任务的安全机关甚至在国家安全部成立之前就已经存在。它们在德国苏占区的苏联安全机关的指导下采取行动，并与统一社会党内部的情报机构合作。[6]他们不仅协助去纳粹化，还破坏针对占领当局的一切抵抗，扶植建立独裁政权，支持经济和政治改革进程。在党内，安全机关的首要任务是惩戒社会民主党人，原因是怀疑他们在被迫与东德共产党合并后仍有反心。[7]
鉴于史塔西主要任务的政治性质，只有经过精心挑选的、政治上忠心耿耿的人才有资格为组织工作；专业资格在初期只起了次要作用。正如50年代初的史塔西干部工作指导方针所指出的，“……国家安全机构的职位只对经过筛选的、政治清白的统一社会党和自由德国青年（共产主义青年组织）成员开放。”[8]史塔西的这个必备条件与其他国家机器有所不同，如人民警察(Volkspolizei)和军队，一些机会主义者和同路人能够加入他们的队伍。在人民军早期甚至有前国防军军官。但史塔西在其为数不多的文职部门有新报道的干部或雇员时，最多仅能暂时容忍没有党员身份。[9]虽然上述指令中没有提到这一点，但亲历者称，在早期还必须征得苏联“顾问”的首肯，然后国家安全部才能招募这个候选人。[10]
史塔西与苏联的机构
正如这个未明示的招募条件强调的那样，史塔西在早期的确是“双重效忠”，其第二主人就是苏联占领当局。苏联情报机构将前苏联特工置于东德的镇压机器之上，其中就包括国家安全部的前两任首脑威廉·蔡塞尔（Wilhelm Zaisser）和恩斯特·沃尔韦伯（Ernst Wollweber），第三任部长埃里希·米尔克（Erich Mielke）在某种程度上也算。
苏联人在初期依赖前特工的情况不仅发生在高层，在史塔西早期，苏联特工随处可见，连部长本人都有自己的苏联“首席顾问”。苏联“友人”也经常参加委员会或国安部办公厅（Kollegium des MfS）。办公厅是国家安全部的最高集体机构，对所有操作流程都有深入了解的苏联教官被派往所有行政单位或下属部门担任负责人。[11]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发生冲突是可以想象的，沃尔韦伯部长在1953年的一次工作人员会议上明确表示，在这种情况下，特工们最终应该听从苏联人的指挥。“如果有苏联教官介入……你可以表明你有自己的想法，但你必须听从教官的建议。”[12]
苏联顾问还指挥大型行动，包括1953-1955年间的大规模逮捕，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是“闪电”行动，有521人被捕。在这次行动的作战计划的空白处有一段用铅笔写的有趣评论，显然有人忘了擦掉：“从俄语翻译的”。[13]这说明了苏联参与史塔西行动的另一个特点：苏联人力求尽可能少地留下痕迹，在与史塔西合作的整个历史中，直到最后，他们在这方面基本上是成功的。
苏联秘密警察在史塔西中的主导地位给统一社会党领导班子带来了麻烦。归根结底，这是权力问题。当统一社会党和苏联共产党之间出现政治分歧时，几乎不可能知道秘密警察会站在哪一边。这个问题导致恩斯特·沃尔韦伯被解除国家安全部部长职务。作为苏联的亲信，他在1957年被瓦尔特·乌布利希的心腹埃里希·米尔克取代。[14]
50年代中期，苏联开始全面收缩其在东欧卫星国的锋芒。基于这种调整，苏联顾问对国家安全部的影响也在减弱，教官的数量大幅减少，苏联在东德的“顾问”只剩下32人。不过，苏联的影响还是显而易见的。史塔西的柏林总部和各区分局都有苏联的联络官，这些职位仍有相当的分量。此外，苏联和东德安全机构在各个层面——上至部长，下至各个部门——都进行了紧密的合作，这得益于毗邻柏林-卡尔斯霍斯特的克格勃驻地，这里的其几百名雇员主要负责对西方进行间谍活动。[15]
国家安全部的法律框架
关于设立国家安全部的法律虽然没有提到党，但1953年10月15日东德总理奥托·格罗提渥（Otto Grotewohl）签署的国家安全秘书处[16]第一部秘密“条例”弥补了这一点。[17]与设立国家安全部的法律一样，这也是党做出秘密决定之后的事。[18]这个秘密条例终于正式确定了史塔西与党的关系，明确规定党的领导机关的决定对史塔西是最重要的，东德国家的法律是次要的。这无疑在实践中得到了贯彻。
1953年7月出任国家安全秘书处长官的恩斯特·沃尔韦伯在1954年统一社会党代表大会上对这种关系的性质进行了最好的阐述。沃尔韦伯为了与前任威廉·蔡塞尔划清界限，指责他无视“党的领导作用”。[19]
“我们国安处的同志有一个特殊的任务，这是党的任务……正如揭露蔡塞尔事件所表明的那样, 我们的党可以依靠史塔西的同志。一定是这样的，因为无论敌人在哪里安营扎寨，史塔西都应该是我党无情打击敌人的一把利剑！”[20]
这句话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一是把史塔西定义为党的“利剑”，二是表明了甚至是对党的高级官员采取行动的意愿——毕竟蔡塞尔曾是政治局委员。沃尔韦伯当然不是要表明史塔西对党的优势地位，相反，他试图强调其忠诚度。他关于国安部愿意打击“敌人”的解释也只能理解为对党的领袖乌布利希的忠诚，即使沃尔韦伯也是最高领导班子的一员。史塔西为乌布利希冲锋在前,50年代前期尤其如此，当时的史塔西甚至对高级官员都有权威。1956年，沃尔韦伯在对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的讲话中表明了史塔西对政治局的服从态度：“对重要人物的逮捕……不是由史塔西单独决定的，而是将这些决定提交给（政治局）安全委员会。”[21]
这个安全委员会成立于1953年，是一个由统一社会党高官组成的小圈子，其成员由党的第一书记乌布利希最终拍板。[22]这个模式很可能来自苏联，因为它类似于1937年斯大林在中央政治局内设立的“领导小组”，其成员甚至可以下令逮捕和处决政治局成员。乌布利希和领导同志对这种做法有所顾忌，毕竟斯大林去世后时代已经变了。尽管如此，即使在民主德国，安全委员会也是一个奇怪的结构：一个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甚至不受党章约束——直接监督一个国家机构的党的委员会。
沃尔韦伯提到逮捕重要人物必须获得批准，这反映了对史塔西决策权的限制。事实上，只有在特殊情况时和在乌尔布利特的直接控制下，史塔西才被允许对整个党的全职机器中的人实施逮捕。一旦将史塔西作为党内斗争的工具会最终危及党的领导，因为史塔西可能会变得独立，并转过头来对付自己的缔造者，因此谨慎一些是必要的。民主德国的领导班子对国家安全部作了具体的限制，包括禁止调查党的机器的全职雇员和禁止招募统一社会党成员作为非官方合作者（Inoffizieller Mitarbeiter）。虽然第二条规则不断被打破，但在统一社会党内中崭露头角的党员绝对是史塔西的禁区，必须与相关干部断绝一切非官方的联系。[23]而在党的机器之外，单纯的党员从来都是不安全的。但在后来的几年里，史塔西遇到这种情况主要是作为党监察委员会的线人。
现在应该很清楚，党的领导决定了史塔西的活动范围，包括一些必须遵守的规则。史塔西在50年代受到的约束很少，参与了无情的残酷镇压。尽管这似乎是源于苏联“顾问”的指示，这些顾问只是引入了自己的手段，但仅凭这个事实并不能解释史塔西的残暴。当苏联的影响力在50年代后期明显下降，并且乌布利希在苏共二十大后短暂的自由化阶段感到更有掌控力的时候，史塔西加强了对政治犯罪的起诉，尽管它再也没能达到50年代初那样高的定罪量。
此外，苏联集团内部的事态发展也助长了史塔西的残暴行为。1956年苏共二十大和去斯大林化的开始，在东欧政权中引发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当局势似乎再次得到控制时，执政的共产党于1957年11月在莫斯科召开会议，宣布了指导其行动的新的总路线。至关重要的是，这次会议的总结性“声明”把各党反对修正主义的立场说得非常清楚：“在目前的情况下，主要的危险是修正主义，换句话说，是右倾机会主义。”[24]
这种反修正主义作为一种新的敌对概念具有深远的政治影响。乌布利希热烈欢迎，认为这是对一切改革企图的否定。三个月后，统一社会党中央全会宣布结束“对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结果的机会主义阐述”——换句话说，结束去斯大林化。全会批评了沃尔韦伯领导下的国安部旧领导班子过于专注于对西方的工作，而忽视了对内镇压的需要，却没有提到苏联安全部门已经下命令了。相反，全会将这种确定优先事项的做法定性为“对敌人意识形态上和物质上的颠覆的短视”。
在这样的背景下，曾在史塔西高层作为乌布利希心腹的埃里希·米尔克被任命为新的国家安全部部长。在给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米尔克对史塔西在其内部委员会，即办公厅会议上的政治方向调整做出了必要的结论，调整之一就包括打击“意识形态颠覆”。这个词是他创造的，并将其定义为“敌人用来瓦解党的手段，以消除党在建设社会主义中的领导作用，弱化民主德国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25]
在赫鲁晓夫的领导下，把“修正主义”定义为“主要危险”的反转在政治上是灾难性的。然而，在苏联内部，它的持续时间是有限的；它代表了共青团最高层派系斗争中的一种战术性策略。与此相反，在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的领导人和国安部却坚持这种重新定位，并将其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把一切形式的政治异议与“敌对”活动联系起来，从而将其污名化。从这一点来看，史塔西得以将打压正当化，哪怕是最谨慎的批评都能成为“颠覆”的形式，这扼杀了民主德国的政治生活。
当然，所有这些都是在与党的领导人磋商后进行的。统一社会党在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和政治局会议上确定政治路线，然后，国家安全部在党的人事会议和组织会议上把党的路线传达到全党上下，再加上“分析”的要求，即从中得出结论，以利于自己的工作。这对于将“敌人”概念化也很重要，它强化了史塔西人员的意识形态、工作方向和动机。统一社会党传达下来的几个“敌人”的概念是相对稳定的，如“帝国主义”和“外国颠覆分子老巢”，但另一些概念则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如前述的“意识形态颠覆”一词。就史塔西而言，它可能通过报告的形式给统一社会党造成不利局面扩大的印象，比如夸大所谓的“威胁”。
国防委员会
如上前所述，在1950年代，国家安全部隶属于政治局的安全委员会，即使在东德，这个机构也有点奇怪。1960年情况有了变化，根据法律设立国防委员会接替原来的安全委员会，这就正式确定了统一社会党领导班子与“武装力量”之间的关系，使后者再次从属于政府机构。[26]国安部仍然服从党的领导人，因为只有国安部的高级官员才能进入国防委员会。(这与国务委员会不同，国务委员会是国家的集体领导，至少有其他党派的代表。)只有国防委员会主席才有权向下级国家机关发布指令，但他通常与国务委员会主席、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是同一个人，所以这种合一性就形成了个人与党的稳定联系。[27]国防委员会不仅负责国家的武装防御准备工作，还负责“抵御反革命活动”[28]，这两项职能都是它从安全委员会手中接过来的。
1968年的《民主德国宪法》首先在法律上确定了所有国家机关的从属关系，从而也确定了国家安全部对党的从属关系。该宪法第1条将国家定义为“工人阶级及其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领导下的城市和土地上的劳动者的政治组织。”[29]随后在1969年颁布了第二部国家安全条例，更具体地表达了这种从属关系。这第二部条例取代了1953年的版本，一直生效到东德的最后一天。与第一部条例一样，1969条例从一开始就说明了国安部行动的“根基”。这些依据首先是统一社会党的纲领和决议，之后才是东德宪法、法律和国防委员会的决议。[30]
就统一社会党给史塔西规定的活动空间而言，重要的是要注意到1953年和1969年的两部条例都明确批准使用非官方合作者（“来自真正的爱国者的支持”），以及“特殊的手段和方式”。这种含糊不清的措辞为秘密搜查住宅、窃听窃取情报等行为提供了正当理由，包括监听电话、查阅邮件和其他的秘密警察干预。这是一张空白支票，允许史塔西从事东德法律禁止的活动。换句话说，国家安全局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在法律真空中运作。
昂纳克时期统一社会党和史塔西指挥结构的交织
在用来描述党和史塔西之间关系的两个短语中，我们到目前为止只考察了将国家安全局视为政治官僚机构的“剑与盾”的观点。可以肯定，这是史塔西的主要职能。然而，把国家安全局说成是“国中之国”——虽然总体上不准确——确实有一个合理的内核。
1971-1989年东德领导人埃里希·昂纳克（Erich Honecker）统治期间出现了一个核心问题：统一社会党和史塔西的指挥结构相互交织。这两个机构都是按等级组织起来的：国家安全部按照“民主”的——但实际上是官僚主义的——中央主义的原则，而国家安全部则实行军事指挥结构。
在经历了早年的冲突之后，双方高层之间的联系相对简单。在乌布利希的领导下，前两任国家安全部部长威廉·蔡塞尔和恩斯特·沃尔韦伯已被证明是棘手的，他们和党的领袖闹翻后被免职。一心想要接替沃尔韦伯的米尔克曾与乌布利希密谋反对他的上级，因此在乌布利希眼中，他特别适合担任这一职务。但同时，乌布利希也拒绝将米尔克纳入权力的核心圈——政治局，政治局一直保持着明确的管理权。尽管如此，早在60年代，米尔克就能成功地捍卫自己的领域，抵抗中央委员会机器的控制。[31]
在昂纳克领导国家的70和80年代，情况更加复杂。1971年，新任总书记让米尔克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是自1953年以来国家安全部部长首次进入权力中心。这就构成了昂纳克领导下的重大变化，史塔西的权力大大增加。然而更重要的是，大多数与史塔西直接相关的问题甚至不是在政治局解决的，而是在昂纳克和米尔克之间秘密达成的，他们为此在政治局会议结束后的周二举行会议。米尔克在1989年11月被迫辞职后，这样描述决策结构。“我什么事都决定不了。我提交决议，然后收到批准。”[32]这可能有些夸张，因为米尔克本人也曾在其他场合吹嘘自己曾用自己的信息影响了政策决定。
虽然这些周二谈话记录没有留存下来，但仍然可以描述两人之间的关系，并深入了解米尔克是如何成功地在国家安全部部长这一敏感职位上做了32年。米尔克充分尊重昂纳克的权威和政策方针，即使他自己处境更加困难时也毫不动摇。他保持着这种态度直到昂纳克下台前不久。昂纳克的下台是由第三方挑起的。[33]与此同时，米尔克利用和总书记的特殊关系不让其他人染指自己的管辖权，同时也为史塔西争取最大的财政以及个人资源。然而，米尔克和昂纳克之间的关系结构并没有下传到地方级别。地方的军事纪律和党的纪律可能会发生冲突。如果一名国安局官员受当地党员的指挥，那就违反了国安部的等级制度。
当米尔克从1976年开始正式成为政治局委员时，甚至相关党纪的规则也可以用来庇护国安部。此时，国家安全部部长的地位在统一社会党的等级制度中高于所有党的地方官员，同时，国安部内部也更加集权，因此即使是很小的决定也必须由高层拍板。例如，在70年代中期，地方史塔西是否应该阻止莱比锡的一位民权活动家在反对派团体里发言必须由国安部长本人亲自做作出决定。地方史塔西的负责人在与地区党政官员的会谈中解释说，这个问题必须在“柏林”决定。在党的高层，党和史塔西之间的主要沟通方式很可能是直接命令，而在下层，可能占主导地位的情报沟通与合作。
史塔西和党在这一时期的交流非常密切，国安部地方分局定期——通常是每天——向统一社会党提供“党的情报”，这包括秘密警察认为重要的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报告, 比如工厂和“群众组织”中的情绪和谈话，卫星党，异见人士和教会的活动，以及诸如供应瓶颈等可能导致更大不满的琐事。简而言之，任何可能危及政权稳定的事都会引起他们的兴趣。此外，史塔西各单位负责人每周还要向党的区县组织的第一书记口头汇报一次。
对于什么信息可以交换，都有一定的书面或口头规定。史塔西不会告知党政官员具体的非官方合作者，这些人的使用情况，以及秘密行动的方式。换句话说“来源和方式”是党的地方官员的禁忌话题。此外，向党的官员提供的信息必须经过编辑，以使接收者无法辨认目前受史塔西行动影响的人。然而，史塔西可能必须征得党的同意，才能在政治案件中进行逮捕。
这些限制在国安部的党组织内也是有效的。早在50年代中期起，国安部的党内会议就严禁讨论任何具体的业务工作。这意味着，情报和秘密警察的手段对党保密。但是，我们不应该据此得出结论，认为史塔西实是事实上的“国中之国”。相反，使用这些阴谋手段对党有好处，尽管也为史塔西提供了非同寻常的行动自由。相关的政治决策是党的机器做出的，但史塔西可以通过筛选上报的信息来影响这些决策。党的机器几乎无法控制这些信息，因为史塔西在与统一社会党的关系上也保留了阴谋手段。
结论
在总结史塔西和统一社会党之间复杂关系之前，我想先说说这种关系是如何结束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史塔西始终承认并尊重党的特权，即使在1989年秋天也是如此。正如我们所知，东德政权已经陷入了深深的危机，也是它最后的危机。无奈之下，埃贡·克伦茨（Egon Krenz）领导的统一社会党新的领导班子宣布了放弃使用武力、“变革”和“对话”的政策。[34]米尔克部长在10月中旬的一次工作人员会议上解释了政策的变化，他宣布国家安全部完全服从党的新政。“国家安全部采取的所有措施都必须符合总路线……和中央委员会及其政治局的政策决定”。[35]这是命运终点的纪律。
在员工会议之前的几个星期里，史塔西与人民警察一起继续实行警察国家的方法。他们驱散示威游行，殴打难以计数的人，还临时逮捕了几千人，以防止对东德四十周年庆祝活动的一切干扰，这些活动旨在给政权背书。然而，史塔西内部的高级军官不相信仅靠镇压就能克服危机，他们在等待新的领导班子提出倡议，在政治上按照苏联的改革模式调动党的大本营。米尔克促成了昂纳克的下台，因为他对后者及其政策失去了信心，但新任总书记埃贡·克伦茨也被证明是不称职的。他的犹豫不决和拖延使人们对党能够改革的一点残余希望也破灭了，甚至使最坚定的政权支持者也失去了信心。
在1989年12月1日东德议会通过相关宪法修正案之前，史塔西的将军们就清醒地认识到“党的领导”已不复存在。因此，作为执政党的秘密警察而设立的史塔西就成了累赘，将军们也无法再给下属指明什么方向。当史塔西走向终点时，再次印证了它仅仅是政治官僚机构的一个工具。
注释：
[1] GBl [Gesetzblatt] DDR 1950, No.15, 21.2.1950, p. 95.
[2] 统一社会党政治局1950年1月24日的决定, 引自Dierk Hoff mann, Karl-Heinz Schmidt, and Peter Skyba, eds., Die DDR vor dem Mauerbau. Dokumente zur Geschichte des anderen deutschen Staates 1949–1961 (Munich, 1993), 55-56.
[3] “Die gegenwärtige Lage und die Aufgaben der SED,” in Protokoll des III. Parteitages, 225-75, here 251–52. On the exact circumstances of this campaign in the GDR, see Karl Wilhelm Fricke, Warten auf Gerechtigkeit. Kommunistische Säuberungen und Rehabilitierungen. Bericht und Dokumentation (Cologne, 1971); Georg Hermann Hodos, Schauprozesse. Stalinistische Säuberungen in Osteuropa 1948–1954 (Frankfurt and New York, 1988), 176-98; Wilfriede Otto, “Visionen zwischen Hoffnung und Täuschung,” in Thomas Klein, Wilfriede Otto, and Peter Grieder, Visionen. Repression und Opposition in der SED (1949-1989) (Frankfurt/Oder, 1996), 217–22; Hermann Weber, “Schauprozess-Vorbereitungen in der DDR,” in Kommunisten verfolgen Kommunisten: stalinistischer Terror und “Säuberungen” in den kommunistischen Parteien Europas seit den dreißiger Jahren, ed. Hermann Weber and Dietrich Staritz (Berlin, 1993), 436–49.
[4] See Rudolf Bahro, The Alternative in Eastern Europe (London, 1978).
[5] See Ralph Jessen and Jens Gieseke, “Die SED in der staatssozialistischen Gesellschaft ,” in Die Geschichte der SED. Eine Bestandsaufnahme, ed. Jens Gieseke and Hermann Wentker (Berlin, 2011), 16–60.
[6] See Jan Foitzik and Nikita W. Petrow, Die sowjetischen Geheimdienste in der SBZ/DDR von 1945 bis 1953 (Berlin et al., 2009); Jens Gieseke, Mielke-Konzern. Die Geschichte der Stasi 1945–1990 (Munich, 2006), 39–50.
[7] See Andreas Malycha and Peter Jochen Winters, Die SED. Geschichte einer deutschen Partei (Munich, 2009), 79-92; Klein, Otto, und Grieder, Visionen, 170–229.
[8] Dienstanweisung No. 43/53 of 6.11.1953, quoted in Jens Gieseke, “Die Hauptamtlichen 1962. Zur Personalstruktur des Ministeriums für Staatssicherheit,” Deutschland Archiv 27 (1994): 940–53, here 950.
[9] See Jens Gieseke, “Erst braun, dann rot? Zur Beschäft igung ehemaliger Nationalsozialisten als hauptamtliche Mitarbeiter des MfS,” in Staatspartei und Staatssicherheit, ed. Siegfried Suckut, and Walter Süß (Berlin, 1997), 129–50.
[10] See Jens Gieseke, Die hauptamtlichen Mitarbeiter der Staatssicherheit. Personalstruktur und Lebenswelt 1950-1989/90 (Berlin, 2000), 79–81.
[11] See Jens Gieseke, Das Ministerium für Staatssicherheit 1950 bis 1989/90. Ein kurzer historischer Abriss, BF informiert 21 (Berlin, 1998), 10; Bernhard Marquardt, “Die Zusammenarbeit zwischen MfS und KGB,” in Materialien der Enquete-Kommission “Aufarbeitung von Geschichte und Folgen der SED-Diktatur in Deutschland” (12. Wahlperiode des Deutschen Bundestages), ed. Deutscher Bundestag (Baden-Baden, 1995), 8:297–361, here 301–303.
[12] Staff meeting at 21.8.1953; BStU, MfS, SdM 1921, p. 228.
[13] In Karl-Wilhelm Fricke and Roger Engelmann, “Konzentrierte Schläge”. Staatssicherheitsaktionen und politische Prozesse in der DDR 1953– 1956 (Berlin, 1998), 29.
[14] See Roger Engelmann, and Silke Schumann, “Der Ausbau des Überwachungs staates. Der Konfl ikt Ulbricht-Wollweber und die Neuausrichtung des Staats sicherheitsdienstes der DDR 1957,”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43 (1995): 341–78.
[15] See Roger Engelmann and Walter Süß, “Verhältnis des MfS zum sowjetischen Geheimdienst,” in Das MfS-Lexikon. Begriff e, Personen und Strukturen der Staatssicherheit der DDR, ed. Roger Engelmann et al. (Berlin, 2011), 275–79.
[16] 因1953年6月17日的东柏林事件，东德政治局将国家安全部降级为国家安全秘书处（Staatssekretariat für Staatssicherheit, SfS），1955年11月24日恢复国家安全部的级别。
[17] “Statut des Staatssekretariats für Staatssicherheit of 6.10.1953,” in Grundsatzdokumente des MfS, ed. Roger Engelmann and Frank Joestel, BStU (Berlin, 2004), 61–63.
[18] Decision by the SEDPolitbüro of 23.9.1953, Anhang; BArch-SAPMO, DY 30, J IV 2/202/62.
[19] Decision by the SED-Politbüro of 23.9.1953, Anhang; BArch-SAPMO, DY 30, J IV 2/202/62. p. 4.
[20] Cited by Karl Wilhelm Fricke, MfS intern (Cologne, 1991), 83.
[21] BArch-SAPMO, IV 2/1/156, cited in DDR vor dem Mauerbau, 239–40.
[22] See Armin Wagner, Walter Ulbricht und die geheime Sicherheitspolitik der SED. Der Nationale Verteidigungsrat der DDR und seine Vorgeschichte (1953–1971) (Berlin, 2002), 78–87.
[23] 没有找到党的相关决议或史塔西的内部命令，但是在各种非官方合作者的档案中有大量的案例。
[24] “Erklärung der Beratung von Vertretern der kommunistischen und Arbeiterparteien der sozialistischen Länder, die vom 14. bis 16. November 1957 in Moskau stattfand,” Einheit 12 (1957): 1473–85.
[25] Engelmann and Schumann, Kurs, 26.GHI
[26] Gesetz über die Bildung des Nationalen Verteidigungsrates 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 vom 10.2.1960; GBl DDR I, Nr. 8 of 13.2.1960. See Wagner, Walter Ulbricht, 160–71.
[27] “Statut des Nationalen Verteidigungsrates 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 vom 23.10. 1967; Bundesarchiv-Militärarchiv, DVW 39487, pp. 5–25, here p. 9.
[28] Ibid., 11.
[29] “Verfassung 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 vom 6.April 1968 in der Neufassung vom 27. September 1974,” in Verfassungen der kommunistischen Staaten, ed. Georg Brunner and Boris Meissner (Paderborn et al., 1980), 95.
[30] “Statut des Ministeriums für Staatssicherheit 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 30.7.1969,” in Grundsatzdokumente des MfS, 183–88.
[31] See Siegfried Suckut, “Generalkontrollbeauft ragter der SED oder gewöhnliches Staatsorgan? Probleme der Funktionsbestimmung des MfS in den sechziger Jahren,” in Staatspartei und Staatssicherheit, ed. Suckut, Süß, 151–68.
[32] Erich Mielke, “Vernehmung des Beschuldigten am 16.1.1990,” appendix in Erich Mielke. Eine deutsche Karriere, ed. Jochen von Lang (Berlin, 1991), 270–75, here 271.
[33] 米尔克和乌布利希的关系也是如此，后者的下台也有第三方参与。
[34] See Walter Süß, Staatssicherheit am Ende. Warum es den Mächtigen nicht gelang, 1989 eine Revolution zu verhindern (Berlin, 1999), 343–45.
[35] BStU, MfS, ZAIG 4885, pp. 1–79, here p. 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