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波兰人”：保守革命下，波兰女性会经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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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镇人

兹沃比卡（Zgłobicka）有天早上起床后，正在厨房做早餐时，回头就看到爷爷正满面愁容地盯着她，欲言又止。她一脸茫然，忙问怎么了。

“我昨晚做了个噩梦，给吓醒了”，爷爷沉默一阵后开口。

“什么梦？”

“我梦见你嫁给了一个外国人。”

他接着补充，“还是个黑人。”

“天啊，我才二十二岁，你怎么会做这样的梦？”

“总之，你一定不能嫁给一个黑人。”兹沃比卡正想反唇相讥，这个男人撂下一句话就走出厨房，留下她独自发怔。

我和兹沃比卡在克拉科夫老城区的一间露天酒吧“面对面”（Vis-à-vis），她给我讲了这个故事，并且一发不可收拾，开始历数她与家人新近的矛盾。

“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老人们对外国人这么仇视？和外国人，和黑人结婚有什么问题吗？种族主义对他们来说就这么自然吗？自从我来了克拉科夫，和他们的关系就越来越差。我爷爷怕我嫁给黑人；假期我想去克拉科夫电影节实习，我妈早已安排我各种家务；我周末在表姐的冰淇淋店打零工，一下班就被她数落，觉得我不该写小说，因为这找不到工作……”

我们刚结束一场克拉科夫电影节的放映，本在聊K-Pop对这代波兰年轻人的影响，顺便聊到克拉科夫东亚面孔很少，每晚我在维斯瓦河旁跑步时，有些当地人看我如同看动物园猴子一样的表情。却不知怎么，她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起这些家庭矛盾来。

“没想到你们也有这种愚蠢的家庭矛盾”，我只好说。

我和兹沃比卡认识已有一阵。我们同在雅盖隆大学，我在欧洲研究系，她在媒体创意系；我十多年来萍踪不定，如孤魂野鬼。她则离家两年多，未来同时充满了希冀与迷茫。

我很少见兹沃比卡那么愤怒和口若悬河。一方面，她聊的某些家庭矛盾特别中国，另一方面，她讲的事情又独具波兰特色。在我看来，那是一场国家入侵家庭的内战。例如当她说，爷爷不让她和黑人结婚时，你只需稍加思考，便会觉得这过于“正常”。

这个男人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处于波兰统一工人党的统治下，在家乡拥有一份党赐予的工人职业。二战结束后，发生在西欧的移民浪潮从未在此出现。他年轻时，顶多见过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些许客工。而如今，他又整天面对现执政党——法律与公正党的“主流家庭化政策”、反移民/难民宣传，再联想到远离家乡、又日渐叛逆的孙女，于是寤寐思服，在梦里发现了自己孙女未来的可怕命运。那是属于顽固老人对失控子女的惊慌失措。

兹沃比卡在雅盖隆大学读大三，是波兰大学本科体系下的最后一年。但第一年新冠大流行伊始，她大半年都在家上网课，从未离开自己出生的那个小镇——可能连小镇都算不上，那是一个由封建时期地主命名的村庄。我曾问兹沃比卡，是否对大学第一年感到失望，毕竟新世界就这样戛然而止。

答案恰恰相反，她那时并不困扰，和家人待在一起，有高中闺蜜陪伴，还上了波兰最好的大学（华沙大学可能会表示抗议），读到自己喜欢的创意专业，成为家族的骄傲。我立刻意识到，那时她只勉强告别青春期，世界版图在大流行期间并未对她展开。当更大的世界尚未到来时，人自然很少会察觉到冲突。

反而是克拉科夫最初带来的心理冲击，比新冠病毒更大。

某天下午，我和兹沃比卡经过维斯瓦河大桥，她停了下来，看着对岸的克拉科夫会展中心。这是一栋设计得极富现代感、乃至于和克拉科夫老城显得格格不入的大楼。她愣了一下，对我说，“我从来没想过去华沙上学，我去过一次，那里太丑了（华沙真的很像北京，我说）。”

“我喜欢克拉科夫的街道、建筑和艺术（克拉科夫可能类似波兰的上海，我说）。”

“但是，当我真的第一次独自在克拉科夫生活时，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有生理性恐慌。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大城市里，独自处理所有事情，对当时的我来说，太可怕了。”

“那现在呢？”

“现在我当然想以后留在克拉科夫，找个广告创意类的工作，或者在雅盖隆大学读研。”

“你有想过留学吗？”

“我的同学想去美国，去德国，去英国，去瑞典。但我就想以后留在克拉科夫，我现在喜欢这里的一切。”

“你可是欧洲公民，你们可以去全世界任何地方。我花了十年才来到这里。” 我突然想劝一劝她，克拉科夫不是世界尽头。

“我觉得我不是一个能应付太多陌生世界的人”，她说。

两种记忆

我没再问下去，而是开始去思索她年轻的世界。

我们认识以来，已好多次聊起她的故乡。她出生长大的那个有很长名字的村镇，人口三千，介于波兰东南部城市热舒夫（Rzeszów）和普热梅希尔（Przemyśl）之间。这两个城市因为战争爆发，而开始频频出现在新闻头条。它们地处乌克兰和波兰的国境边界，数百万难民途经兹沃比卡的家乡，前往更深处的欧洲。

兹沃比卡给我讲她高祖父——爷爷的爷爷——那次，我突发奇想地说，若是生在一战或以前，她会是奥匈帝国子民，并经历奥匈帝国与沙俄帝国的围城之役。若是生在一战后，她可能会短暂成为乌克兰人，之后会迅速成为苏俄人。直到一九二一年波苏战争结束后，她才会成为波兰第二共和国公民。这样的日子会持续到一九三九年，西边的敌人会从但泽（现在的格但斯克）出发，迅速吞并这一整片土地，但她也没资格做个德国人。

毕竟，埃德蒙德·伯克就曾在书信里哀叹，波兰是个只能存在于月球之上的国家。

“对，我爷爷有个兄弟就是俄国人，我另一个阿姨就有乌克兰血统，我，只是恰好现在是波兰人”，兹沃比卡深表同意。

而在兹沃比卡高祖父的青春年代，那一片地区要繁华许多，可能仅次于华沙、克拉科夫或但泽；也要破碎与疯狂许多，因为它地处边境。而边境总是诞生通商、交流、民族主义与领土争端，当然也永远少不了帝国的病态野心。她高祖父传说中的一生就兼具那种“繁荣”与“疯狂”。

兹沃比卡从爷爷那里听来关于高祖父所有的风流韵事。据称那个男人年轻时极富魅力，四处游走，闻名乡里，分别和十几个不同国家或地方的女人，生了二十来个孩子。只是那些孩子及后辈的命运，如今已没人知晓，高祖父最后也客死他乡，不知所踪。“我也不知道这到底有多少是真的”，兹沃比卡说。显然五代以前，至少从男人的角度，这个家庭尚没有“保守”的传统。

兹沃比卡父母的青春时代则由一场明显的断裂组成，他们生活在由波兰统一工人党和团结工会分别打造的世界。

九十年代民主化之后，她的父母没有像解禁年代的很多年轻人一样，前往德国打工，而是留在家乡，并在家乡相识结婚。最终，父亲成为房屋管理局的职员，母亲成为会计，陆续生下兹沃比卡和她的弟弟。兹沃比卡出生在千禧年，等到她有自我意识时，波兰已成为欧盟、北约和申根的一部分。那时的波兰执政党，无论是法律与公正党还是公民纲领党，不管出于何种理由，都对加入欧盟推崇备至，“欧盟怀疑论”（Eurosceptism）和“波兰脱欧”(Polexit)尚在遥遥无期的将来。

我不止一次对兹沃比卡感慨，她拥有一个“好命运”。她是两百年来最幸运的一代“新波兰人”，也同时是欧盟人。但这一身份背后，由更漫长的叙事组成。在我们所有的波兰史交流中，我都好奇兹沃比卡的历史记忆。甚至某次，她带我去克拉科夫当代艺术馆，看一场无关历史的后现代展览时，我还在喋喋不休追问她的“记忆”。

她有些无奈，说我了解波兰史比她更多。但其实是因为我来自的地方，让我更容易与历史的幽灵纠缠不休。

简短来说，兹沃比卡被教育的历史记忆是：毕苏斯基（Józef Piłsudski）和他的军团是伟大的，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徒是邪恶的，他们分别建立和摧毁了波兰第二共和国。二战是由希特勒和斯大林共同发动的，这说法显然和中国教科书不一样。奥斯维辛是残酷的，中学时，学校组织参观过一次，她从此不敢再去。波兰统一工人党和雅鲁泽尔斯基是坏的，团结工会和瓦文萨是好的，但此人在如今的课本上出现得已不是很多。

更早的历史则是，波兰人在波兰-立陶宛联邦时（Polish–Lithuanian Commonwealth）就诞生了民主传统，自古以来就是帝国强权的受害者，被普鲁士、奥匈帝国和沙俄瓜分了一百二十三年，他们和乌克兰人一样，都是反抗帝国的代表。加入欧盟当然是一大成就，但波兰的主权是更重要的，因为这是千百年来，几代波兰人浴血奋斗的结果。

这样的历史叙事虽说并非虚构，大多却过于简化。况且在一个欧盟整合的时代，过分强调本国民族主义显然不是好事。更别说，波兰和乌克兰曾经的关系可不像今天，即便没有俄国，波兰人、乌克兰人和哥萨克人也曾打得不可开交。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一样，都曾是这片土地的不治之症。

这些集体记忆是我穷追不舍的后果，在少女时代，兹沃比卡丝毫不关心政治或历史。大多数时候她既不是波兰人也不是欧盟人，而是小镇人。她的真实记忆由村庄、森林、河流、文学和K-Pop组成。

在兹沃比卡的少女时代，最大的危险不是希特勒或斯大林，而是童年时出现在村庄的狼和野猪。最恐怖的事情不是奥斯维辛，而是中学时，和玩伴们在村庄边的森林里，发现一个上吊自尽、死了好几天的男人。她和发小一起报警，接受警方询问，对那个悬挂的身影感到不寒而栗，又带着某种冒险的刺激。

最美好的事情也不是虚无缥缈的民族主义，而是读到辛波斯卡在克拉科夫生活时，书写个人生活和心绪的那些诗。她很早就了解到辛波斯卡的生活习惯，比如辛波斯卡从不抽烟，却一生喜爱搜集打火机的轶事。最后，则是最新出道的韩国男团，通过互联网来到她的村庄。

她描述的故乡总让我想起奥尔加·朵丘卡笔下的“太古”。只是太古可能是身处历史迷雾中的波兰，她却不再是那个世界里的凄惨“麦穗儿”。

遭遇国家

直到法律与公正党在二〇一六年再度当选执政，国家的存在突然变得无比真实。即便兹沃比卡再不谙世事，也开始感到有什么细微而深刻地改变了。

首先是她突然就成了这个国家最后三届初中生。

小她几岁的弟弟，最终会成为“小学八年级毕业生”。兹沃比卡苦笑，这个家庭全由小学生构成，她上两代都是小学生，弟弟仍会是小学生，只有兹沃比卡当过初中毕业生。她的初中老师们在那时也纷纷失业。

在波兰统一工人党时期，共产党为了扩大工人职业教育而取消了初中。但那个年代培养的锁匠、鞋匠、浇筑工、装配工，显然不再能适应自动化与国际化的九十年代国际分工体系，于是世纪末，波兰恢复了初中教育。在大多数欧盟或世界经合组织的调查结论里，这次改革让波兰青少年的阅读识字与数学能力超过大多数欧盟国家同龄人水平，且增进了教育公平，更有利于小镇少年升入高中，或者找份更高收入的工作。

但二〇一七年，法律与公正党上台一年后，旋即更改了波兰教育制度。从此，波兰人要上八年小学，之后再选择找工作、普通高中或职业教育。

教材的改写则是另一件事。欧盟在教材中分量显著减少，波兰裔教皇保罗二世愈发重要，据称那是因为西欧害怕天主教进入课堂，所以波兰当局要逆转欧洲的腐败转向。同时，青少年避孕教学被删除，淡化大屠杀历史，新课本更想强调的，是只属于波兰民族的历史英雄。

这并不奇怪。来到克拉科夫第一天，我就感到无所不在的民族主义建构，那是后共产主义时期以来，波兰历任执政党都在进行的事业。比如，我住在毕苏斯基街，它曾被一个不太知名的共产党人的名字替代，现在毕苏斯基的雕像则重新耸立在街上，一切恢复如昨。列宁大道变成了团结大道。六年计划与古巴革命大道则变成了约翰·保罗二世大道。老城中心的圣玛丽教堂上，每天不断响起怪异又戛然而止的小号声，时刻提醒当代波兰人，那是千年前抵抗蒙古入侵的民族英雄。

只是我怎么也想不到，年轻的兹沃比卡居然会成为波兰的“老三届”。法律与公正党显然已走得更远。

另一个“好”变化是，由于那时兹沃比卡尚未成年，又有一个弟弟，至此她家多了一笔每月五百兹罗提的家庭育儿补贴。若她有更多兄弟姊妹，这一数额将会不断叠加。直到兹沃比卡成年，这一补贴才得以终结。此外，爷爷奶奶每年也得到了更多月份的养老金。

执政党多管齐下，派钱的同时，顺势推行“主流家庭化政策”。“只能一男一女组成家庭，男人工作，女人持家，多生几个孩子，每周去天主教堂，这就是主流家庭”，雅盖隆大学研究女性主义、宗教与右翼政治的社会学家泽林斯卡（Zielińska）对我说。

二〇二〇年下半年，大流行此时仍在蔓延，二十岁的兹沃比卡正式离开这个“主流家庭”，前往克拉科夫，新世界正式降临。

她和发小在城郊一起租了个公寓，在屋里摆上一张韩国男团“防弹少年”的照片，以求安慰，却仍无法阻止自己常因恐慌而哭泣。她开始喜欢上一个波兰音乐人，大卫·波夏德沃（Dawid Podsiadło），因为这个本土歌手创作了一首爆红国内的流行音乐《小镇》（Małomiasteczkowy）。那首歌反复吟唱，“小镇的脸庞，小镇的口音，小镇的梦想，我愿你在淋浴房里能放声歌唱。”

慢慢地，她为了转移恐惧，开始写奇幻小说，并在发小鼓励下，投给了文学比赛，虽然没能斩获大奖，却意外收获了某位评委的回信鼓励。那篇小说讲述了一个圣城“索伦”（Solen）被邪恶摧毁的故事，男女主在此期间不断听到一个神秘的声音，召唤着他们离开，去寻找世界的真相。

两年多后，我到来时，她已对大城市应对自如。我们相识后不久，她就开始在克拉科夫电影节做志愿者。那比不上戛纳、柏林或威尼斯电影节，却也举办超过半个世纪，历经共产主义、后共产主义和新冠大流行，是波兰最负盛名的电影节。她每日与都市白领一起工作加班，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导演与演员，偶尔客串一下波兰语/英语翻译。她还利用“特权”，在电影节快结束时，友好地请我看了本届电影节的最佳纪录片《大教堂》（The Cathedral）。

也是这天，她满怀委屈讲起自己的“主流家庭”，惊愕于爷爷浑然天成的种族主义。我们东拉西扯，从她自己和家庭，聊到小镇与国家。只有在克拉科夫，她才更深刻地感受国家。因为她刚到克拉科夫时，老城广场就冲出了成千上万的波兰女人，她们与警察相对而立，举手握拳，高呼口号，反抗法律与公正党发动的那场“对女人的战争”。那是在小镇永远不会看到的景象。

“就在二〇二〇年，法律与公正党通过了一项极其糟糕的法律”，她主动说起来，“波兰女人将不再有堕胎权。”

我好奇她的公共转向从何时开始，问道，“你什么时候开始关注政治的？”

“来到雅盖隆大学以后”，她顿了顿，补充说，“更准确的说，就是这个法案通过的时候。”

批评家

我无法想象兹沃比卡未来会成为何种人，是否仍要面对国家分裂家庭的内战，是否还觉得克拉科夫是她的世界尽头。我生长于中国西南小镇，十年前，我觉得成都或香港会是我的归宿，可命运难以逆料。

然而，每当看到卡丝卡（Karska），我就觉得自己瞥到了兹沃比卡的某种未来。

我和卡丝卡在“新省会”（Nowa Prowincja）相识。我正在准备流亡乌克兰人的采访资料，她第二天要去罗马看望男朋友，走前来喝一杯。此前，一位在克拉科夫生活了十七年的乌克兰钢琴家告诉我，这里是本市所有艺术家、作家、诗人最常来写作或交谈的地方。我听罢当即决定，将自己的“工作室”从图书馆搬到新省会。

认识卡丝卡的头一个小时，我就得出结论，她是波兰一切现状的批评家。

“去年有两名女人因此而死，因为医生害怕继续给她们堕胎，医生甚至都能看到母体内死掉的胎儿。他们甚至不敢把已死掉的孩子拿出来，因为法律突然改变了。”

“以前波兰女人有得选，现在在国内没有任何选项。”

“这个党上台后几个月，就改变了所有事情。波兰的一切都变了。他们把天主教和堕胎联系起来，女人们上街抗议，没有用。他们在宪法法院安排自己的人选，律师们上街抗议，没有用。他们给各个家庭发钱，这就是在买选票……”

“波兰整个社会都排斥移民和难民。好在这次乌克兰难民到来，他们没有阻止。但是，从白俄罗斯入境的中东难民就被挡在边境。但突然之间，波兰却仿佛成了欧盟的道德模范，这太不可思议了。”

“我所有朋友都嘲笑我。因为在我老家，有极其愚蠢的， ‘性少数群体禁止入内’（LGBT Free Zone）、‘同性恋禁止入内’（Gay Free Zone）的告示牌立在路旁，被全世界媒体报道。”

和兹沃比卡聊天时，我大多时候需要穷追不舍。而面对卡丝卡，你只需问出一个问题，接下来就是她展开演说的时间。她的英语铿锵有力，婉转如歌，据称是因为她的故乡离乌克兰很近，乌克兰语又比波兰语更具音韵——和兹沃比卡一样，她也来自波兰东南部小镇。我们在“新省会”喝完一杯饮料后，卡丝卡又提议去另一个她喜欢的地窖电影院酒吧，好喝点别的，并继续展开对祖国的批判。

我此时刚来波兰不久，又正赶上乌克兰人的大批流亡，所有心思都集中在做志愿者和关注乌克兰难民现状上。关于波兰的反堕胎法和女性生存现状，我此前只在哥廷根遇到的亚美尼亚人那里，习得了一知半解（在《家园的长链》里，我写过这个亚美尼亚人）；本想着往后放放，但意外地，卡丝卡成了我的波兰社会批判导师。

一路上，供游客乘坐的马车接连掠过我们，她还在不断批判故乡的愚蠢，“立一个告示牌禁止性少数进入，难不成这些群体会在自己脸上贴标签吗？你能识别到这些人走到你的街区吗？这些右翼分子受当地民粹政客支持，致力于污名化少数群体，搞个大新闻，为的是散播仇恨、恐惧和歧视，制造寒蝉效应。”

考虑到即便在俄乌战争中，美国人乔姆斯基仍在批判美帝国主义是一切现世灾难之源，那么批判波兰一切的卡丝卡，就是我眼中的波兰版“乔姆斯基”。

这位波兰版“乔姆斯基”二十七岁，现在是克拉科夫一家创意公司的营销专家和摄影师，同样来自小镇。但和兹沃比卡不同，她小时候是留守儿童。

九十年代解禁后，卡丝卡年轻的父母前往西德打工，以谋生计。她和爷爷奶奶一起长大。父亲找了份鲜花公司配送的差事，母亲从酒店清洁工做起。每逢寒暑假，她和爷爷奶奶一起，乘汽车跨越边境，去往德国探望父母。

出国是她自小便熟悉的事情，只是在从前，出国是趟漫长旅途。现在她可以自由飞往罗马，看望男友。而小时候，她们的汽车总要在边境排队等上数小时。一般来说，她们会在半夜抵达边境，排到第二天早上或中午，每辆车、所有乘客和物品，都要被警察逐一盘查。直到她上初中后（她也是波兰为数不多的初中生），一切开始改变。她记得那并不是一夜之间的嬗变，而是每逢跨越国境，就感到高墙又消失了几分。

对卡丝卡的家庭来说，欧盟与申根协议造就了一个曾无法想象的未来。学院派通常认为那是一种超越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的惊人创造。而落到日常，则是父母不再需要频繁出入外国人办公室，申请一张居留卡（就像我现在需要做的一样）。边境不复存在，这样一家人可以频繁见面。欧盟的共同市场更方便做生意和找工作，父亲因此利用德国市场的需求，在波兰办厂生产鲜花，行销德国。此外，来自欧盟的巨额基金，开始大量援助波兰进行广泛基础建设。医院、学校、电影院、桥梁、高速路，你可以在各处看到“由欧盟资助建设”的标识。

“现在那些喊着波兰脱欧的右翼分子，他们都经历过那个时代。他们知道边境意味着什么。他们也渴望继续享受欧盟的基金，用来发钱买选票。但他们讨厌欧盟价值，讨厌自由民主，讨厌多元文化，讨厌穆斯林，讨厌外国人，讨厌性少数，讨厌女人出去工作。”

“看看英国人，现在想要在欧洲做出口生意、找工作多困难，无尽的手续和关卡又回来了。我有很多英国朋友，他们都是年轻人，都不想脱欧。但这个世界总是这样，波兰也是一样，老年人替年轻人做了所有的错误决定。这大错特错。”

“反性别”

在更熟悉卡丝卡后，我发现她的口头禅就是“这大错特错”（This is so wrong），这更让我坚信，她就是自己祖国方方面面的批评家。

她启发我，如果从性别视角出发，去观察波兰近年来各方面的保守革命，会带来出乎预料的洞见。

法律与公正党将“反性别”（Anti-gender）变为一场国家内战，称女性主义和LGBTQ为“性别意识形态”（Gender Ideology）。总统安杰伊·杜达（Andrzej Duda）认为“性别意识形态”比共产主义更凶险。地方法院驳回了抗议“性少数群体禁止入内”的诉讼案件。右翼团体冲击女性合法游行，却免受惩罚。相反，警方突袭数个女性主义NGO的办公室，没收其电脑和相关工作文件。“堕胎无国界”的女权活动家在华沙受审判刑。据称她们接受来自欧盟和其他外国机构资助，这危害了波兰主权。讽刺的是，原本资助女性主义NGO的欧盟基金，波兰政府现在用来资助推行“主流家庭”的机构。

也因此，性别议题在波兰不再是“少数”议题。“反性别”、“反性别意识形态”也不再只是一场“单纯”的文化战争。在许多研究中，性别议题被视为一种“象征性凝胶”（Gender as symbolic glue），在此口号下，执政党凝聚了各类极右翼主张——

改变宪法法院构成、变革教育制度和教材、收买选票、限制媒体、清除国际NGO、抵制欧盟、不欢迎移民与难民（这会带来恐怖主义，并伤害我们的女人）、敌视性少数、推行主流家庭化政策、巩固民族主义，并希望一劳永逸地，将其彻底制度化。

与惯常的误解相反，女性主义在波兰并非新鲜事物，它在这片土地有漫长而独特的历史。

波兰犹太裔作家伊娃·霍夫曼（Eva Hoffman）在北美漂泊半生后，于九十年代重访波兰。她发现当时的波兰女性主义者陷入了某种发展困境。彼时波兰女性主义者大致可分两类，一类是共产主义女性主义者，她们继承了共产主义时期女人和男人共同工作的传统，批判资本主义之下的父权体系。另一类则是自由派女性主义者，她们常与西方女性主义者展开讨论与合作，致力于在后共产主义时期争取男女平权。

霍夫曼和这些人交流美国女性主义历史。令她惊讶的是，那时的波兰女人很难想象，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女人，一大部分都只能在家相夫教子的人生。当然，堕胎在统一工人党时代，也是司空见惯之事。只不过，即便是在统一工人党时期，波兰女人虽然获得“解放”，也绝非真正“平权”，她们一边需要充当国家的劳动力，另一边仍在家庭承担大部分家务。

此类“平权”往往变为双重压迫，父权从未消失，只是国家的父权取代了家庭的父权。

另一些波兰史书记载的是，在波兰被帝国瓜分的一百二十三年期间，由于波兰男人频繁组织民族独立运动，而往往被捕。在特殊年代，波兰女人被迫承担养家糊口的任务，也常常与男人共同战斗。因此一定程度上，波兰男人“认可”了女人平等的战友地位。

在后共产主义时期，波兰在宪法上从来不是政教合一的天主教国家。但由于罗马教皇保罗二世和天主教会对民主化的影响力，执政党往往选择与主教团（The Episcopate）合作。主教团在性别议题上极端保守，他们反对一切理由的堕胎。尽管如此，法律与公正党的党魁卡钦斯基（Lech Kaczyński）——据兹沃比卡称，他是这个国家真正拥有最高权势的人——也多次在两千年代的采访中，表达了他对性别议题、性少数群体的某种圆滑、暧昧和退让。

执政党曾经的“妥协”是，在三种情况下，医生可以为女人堕胎：因强奸而受孕，胎儿危及母亲生命，或者胎儿畸形。但是二〇二〇年十月，法律与公正党决心强推修法，宪法法院禁止了“胎儿畸形”的堕胎选项——而事实上，每年发生在波兰的全部合法堕胎，都属此类。这也因此变相彻底禁止了波兰女性在本国合法堕胎的可能。

大多民意测验表明，超过七成波兰人反对此项法案，连执政党的选民都有近一半反对修法。欧洲正义法院（The 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甚至给波兰当局开出每日一百万欧元的惩处性罚款。但这也无法阻止波兰当局的保守革命——这就是小镇人兹沃比卡说的，颠覆她观念的决定性时刻。

此时本该是波兰人自我隔离的时期。大流行下，波兰新冠检测系统崩溃、疫苗和症状更轻的Omicron都尚未到来、医疗资源短缺、学校几度关闭、众多企业面临倒闭……法律与公正党的如意算盘是，人们会因恐惧死亡而待在家中，也可以凭借新冠而施行例外状态，禁止人群聚集。

只是执政党可能忘了，这个国家的女人素来有冲上街头的传统。全国超过四十个城市的女人愤怒地涌入大街、汇聚广场、包围总统府。卡丝卡和她的记者朋友们，也在克拉科夫的抗议队伍中，怒斥当局“大错特错”。她们直面防暴警察，也直面感染与被捕之险。

波兰女人高举的标语是，“去你爹的法律与公正！”（“Wypierdalać”, “Jebać PiS!”）

斗争史

我和“批评家”卡丝卡再见面时，她带来坏消息。

上次旅行回来，她例行检查身体，却被发现卵巢肿瘤，需要回家乡省城医院，检查是否需要手术，也方便家人照顾。为了安慰卡丝卡，我建议一起去参加波兰人安娜的“生命之舞”（Biodanza）工作坊（我曾在《在波兰，乌克兰人的双重流亡》中，记录过收留乌克兰难民的安娜的工作坊）。这场关乎身心灵解放的工作坊，让卡丝卡终于不再眉锁千秋。她闭上双眼，时而舞蹈，时而漫步，时而大笑。结束生命之舞后，她激动地哭了会儿。

卡丝卡说，自己的人生一直充满斗争。

少女时期，她是留守儿童，喜欢体育，喜欢读书，喜欢重金属摇滚，讨厌天主教课程的强制和说教。她因特立独行而备受霸凌，被大多数同学孤立。初中某天，她给还在德国打工的父亲打电话，哭着说自己想辍学，父亲只回答说，“你要坚强。”

谁都靠不住。她因此暗下决心，将来一定要离开这里，如果现在不能出国，那就先去克拉科夫。高中时，她告知家人，自己要考雅盖隆大学法学院。在波兰，法学院没有本科，一读五年，授硕士学位。而雅盖隆大学法学院多年来全国排名第一，录取率为五百比一。父母都劝她放弃这心比天高的想法，婶婶觉得她没那个智力。但最终她斗争成功，考取了雅盖隆大学法学院。

来克拉科夫后，卡丝卡逐渐发现，自己更想做一名记者，父母却觉得律师和医生才是正经职业。为此，她和父母争论了一整年，父母威胁不再给她生活费。好在波兰教育免学费，她决定同时申请修读另一所传媒大学的新闻系，早七点出门，晚十点回家，往返两所大学，随时切换大脑，如此数年，循环往复。最后，她同时获得了新闻学本科和法学硕士学位。

在新闻系时，卡丝卡接触到摄影，萌生了做摄影师的念头。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她毕业后没告知父母，而是偷偷去往罗马和伦敦的餐厅打工一年，攒足学费和摄影器材费用后，再回来修读完为期九个月的摄影文凭。只是在克拉科夫，女人要找一份摄影师的职业并不容易，她最终只找到一份创意公司的营销专家职位。

在一位男摄影师离职后，她看准时机，为自己争取到了顶替的兼职摄影工作。从此，她拿一份工资，做两份工作。最初，那位五十多岁的女老板得知她的申请后，嘲讽地说道，“我不敢相信，女人怎么能扛那么重的摄影器材？”

无论如何，作品说话，卡丝卡心想。终于在大流行刚开始时，她开始更多地担任摄影师工作。当然，她还得在日常工作中，对抗男同事的一切偏见。同组的一个男同事认为，自己并不歧视同性恋，但同性恋不能在大街上牵手，也不能在教堂前接吻。

卡丝卡追问原因。那个男人说，“因为这会让在街上、去教堂的小孩子看到，教坏他们。而同性恋无法生育后代，这是不自然的。”

卡丝卡质问，“难道人的唯一意义，就是为了生孩子吗？”

“但你我都是这样来的”，男人说。

“比生孩子更重要的，是爱”，她反驳道，“爱是不能被他人决定的。”

我联想到卡丝卡的疾病。如果她最终需要切除肿瘤，万一导致无法生育，那么在那位男同事眼中，卡丝卡是否也是个不自然的女人？

再后来，卡丝卡说自己在业余时间，和以前新闻系的同学一起，报道和拍摄关于波兰移民的短片。那两位新闻系同学毕业就结了婚，并开设了自媒体，在脸书专页上有两万余粉丝。与我熟悉的自媒体营销号相反，他们关注波兰移民政策与现状，关注个体移民在波兰的人生。卡丝卡于是自告奋勇，当起了摄影师。

我想卡丝卡说得没错，她确实活成了一部个人斗争史，她的夫妻档同学想必也是如此。在这场持续数年的保守革命下，像她们这样的波兰年轻人，就是未来希望所在。那时常让我想起蒂莫西·施耐德（Timothy D. Snyder）在《论独裁》（On Tyranny）里的宣言：在你还有权斗争的时候，站出来。

因为卡丝卡的启蒙，在写完乌克兰难民的故事后，我开始搜集大量关乎波兰近年变化的论文与专著研读，以跟上她的批判。但语言关系，我一直活在二手时间里的波兰，迫切需要她的帮助。但她行踪飘忽，总在欧洲各处，拍摄不同事物。但令人安心的好消息是，某天她告诉我：肿瘤良性，医生建议不必手术。

到仲夏时，我们重逢在旧犹太人街区。这次我“学有所成”，带来更多尖锐问题，等她接招。

“有研究认为”，我煞有介事地开口，“女性主义在过去数十年和全球新自由主义结合，而忽略了那些被抛弃的乡镇女性、贫困女性、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女性。所以法律与公正党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并得到了选票的支持。他们通过发钱，增进了贫困女性的福利，其实也有利于子女的教育。”

这位祖国批评家的答案如同一篇檄文。

“我也认为新自由主义有很大问题，许多西欧国家也同样发放家庭补贴，促进家庭福祉。但他们没有做所有其他的事情，更改法院，强推反堕胎法案，推行主流家庭政策。他们难道不知道吗？堕胎，作为一项权利，和其他权利根本不同，这是一件女人永远不会享受的事情。这对所有女人来说，永远都是个艰巨的决定。”

“如果堕胎合法，女人们可以不用付很多钱去国外，不用去做危险的地下堕胎，可以安全地接受手术。白领、富人们可以去德国或荷兰做堕胎手术，她们现在也是这么干的。而恰恰是贫困的、不懂外语的、没出过国的女性，才会受到最大伤害，她们已经在因此而死。”

“而主流家庭政策，他们首先是拿欧盟的基金买选票，因为得到好处的人会害怕，如果他们下次选择了其他政党，这些钱会被取消。同时，他们想实现的主流家庭，规定了所有女人的经济、社会和工作地位，女人的角色只能是家庭劳动者和养育者，形成不可逆的恶性循环。”

“他们利用了人们的所有不满和恐惧，把女人、性少数、移民、欧盟，统统塑造为敌人，提供了一个灾难性的答案。新自由主义带来的经济不平等，答案如果是女人回到家庭，和不允许其他人群的存在，这大错特错。”

卡丝卡的批判力度，让我的三脚猫功夫立刻败北。并且，由于她思辨的魅力，和那副波兰版“乔姆斯基”的派头，我几乎忘了一个事实：她曾是留守儿童，也来自波兰小镇。

新危机

我来克拉科夫时晚了一步，没能赶上波兰女人的街头壮举。波兰国内冲突已迅速被俄乌战争转移。

卡丝卡那天正常上班，她的同事惊惶地劝告，赶紧去取钱、给汽车加油、囤积食物，战争很快会来到波兰。那位同事还告诉她，波兰银行的许多ATM机已被取得油尽灯枯。人们短暂忘记了波兰已是欧盟和北约的成员国，集体陷入一种巨大的历史漩涡中。

“那就像是某种羊群效应一样，人们因为恐惧可以接二连三地做任何愚蠢的事情，不只是老人，年轻人也是”，她对我回忆。那是在国际媒体上看不到的波兰社会心理，如同某种历史创伤的膝跳反射。

众多国际媒体报道的是光明的另一面。在这些报道里，波兰当局的角色摇身一变，他们敞开双臂，打开国门，欢迎乌克兰人前来避难。

作为一个初来乍到的“研究者”，那是我感到惊惶错愕的时刻。两个月前在德国，那个亚美尼亚人给我科普了波兰的反堕胎法案引发的广泛抗议。突然之间，波兰政府成了欧盟的某种道德典范，而德国政府则如同小丑——两国的道德地位发生了诡异的颠覆。

尽管兹沃比卡和卡丝卡的故事一再提醒我，这个国家的执政党仍在强推其右翼民粹政治，但我该如何把波兰如今的道德高地，和其在国内的倒行逆施结合起来？我满腹狐疑地与雅盖隆大学的好几位教授聊起此事。她们也纷纷感慨，人们似乎忘记了刚刚发生的事，也忘记了在波兰和白俄罗斯边境竖起的铁幕。

这带给我全新的问题。考虑到在这场持续数年的保守革命中，波兰女人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那当危机叠加出现后，在这场邻人的战争中，波兰女人该如何反应？波兰数年前拒绝欧盟分配的安置难民，究竟造成了什么更长久的影响？

社会的集体恐慌首先做出了某种回应。尽管政府打开国门，社会此前并没做好准备。“这是波兰第一次面对涌入的难民潮，此前波兰公民社会没有足够的训练”，我写信给雅盖隆大学做移民研究的教授泽斯卡（Czerska），她如此回复。那也是我的最初感受，相比于德国等国家，波兰从未经历六年前的难民/移民危机。在主火车站，到处是或枯坐、或遮脸平躺的人群，绝望与难堪遍地弥漫。

在泽斯卡教授帮助下，我找到门路，摸索着波兰语的脸书报名贴，得以在抵达克拉科夫的头一个星期，就开始做志愿者。我盘桓在主火车站和废弃的旧火车站之间，因为没有其他本领，我唯一的工作就是整理捐赠衣物，然后从旧火车站仓库，搬运到主广场上临时搭建的五个帐篷里。在那时的日记里，我写道：

“记录这一篇是残忍的，这让我想起多年前四川芦山地震的情景。很多人该是捐赠了自己家的婴儿车，以及一大堆小孩穿的鞋子。我终于搬走最后一箱，走到广场中央，忍不住停下来，倒吸一口气。我从未想到，看着一堆色彩缤飞的鞋子，会想到‘残忍’两个字。”

“旧火车站临时安置营的乌克兰女孩，她目光游离，似乎在思考发生了什么。她大概十岁，肯定明白我们说不同的语言。当我们对视时，她冲我和善地笑。我搬东西，一次次经过她身边，她每次都对我笑。我回报以笑容，但那是连笑都会觉得抱歉的时刻。因为我的那些帮助微不足道，我只是在搬运，不断地搬运。大人的、女孩的、男孩的、冬天的、夏天的、衣服、鞋子、围巾，以及如废弃自行车一般堆放的婴儿车。”

“尽管如此搬运，但它们在蓝色帐篷里，仍散乱地丢进一个个硕大的纸箱。母亲、老人、抱着婴儿的年轻女人，她们弯下腰，沉默着翻找衣物，匆匆在身上比一比，再叹口气，扔下不合身的衣物。大人们不像小孩，她们从不与我眼神接触。春天没来，外面刚下雪，她们走得太过匆忙，没有足够过冬的衣物。”

火车站的混乱场景令我印象太过深刻，因此更认定波兰的援助机构，既无法应对纷涌而至的乌克兰人，也无法承载本国人的救助热情。但我显然小看了波兰民间社会面对危机的反应能力。泽斯卡教授告诉我，光是在克拉科夫，已有超过六十家国内外NGO安营扎寨，公民社会正在急速组织，展开运作。

和我一样，有个波兰女人也目睹了火车站的人道救援混乱。那个人萌生了念头，“乌克兰人值得被更好地对待。”

隔一周，我就开始在“好衣橱”（Szafa Dobra）做志愿者。这家商场位于和平大道四十四号（Aleja Pokoju 44）。两千年代初，这里曾是克拉科夫最早的豪华现代购物中心。随着城市迅速发展，商场在去年结业，新业主正在准备把其打造为一个更适应时代的办公购物综合体。但现在，这里成为了一家另类的“免费乌克兰人商场”。

进入大门，它和优衣库看上去没有区别，摆放精致，灯光如昼，窗明几净。各类衣物一应俱全，还有全新的内衣和袜子陈列。乌克兰人往往带着孩子，来此任意挑选四季衣裳。我和诸多来自各国的志愿者在后台仓库，按尺码和类型，整理各类衣物。我在“鞋队”和“衣队”待了三个星期，看到自己的努力让在“前台”挑选的乌克兰人更如常地生活，终于不再觉得太过“残忍”。也因此，我愈加好奇，这里的发起者与组织者到底是何许人？

差不多一个月后，我被分配到“儿童角”，我成为临时保姆，负责照看等待母亲试衣的小孩。儿童角恰到好处地设在了试衣间旁边。太小的孩子们往往没有自我意识，她们自顾自玩着小火车和气球，只有一个稍大的女孩，一言不发地在小黑板上画画。

我坐在她身后，看着她更换各色粉笔，默默等待她的作品完成。先是一条有道路分割线的马路。一辆汽车正在驶入其中。背后出现了绿色的行道树。接着是一整片向阳花。漫天繁星。爱心与月亮。灰白色的浮云开始流动起来。但我怎么也没想到，最后她会画上一面蓝黄相间的乌克兰国旗。整幅画完成后，她仍盯着黑板，我开始用谷歌翻译与她对话。

你几岁？ 八岁。

你未来想成为一名画家吗？ 想。

你一定可以成为一个出色的艺术家。

谢谢你。

这个孩子知道正在发生的一切。她的母亲正在挑选度过异国寒冬的衣物，她在此处沉默着画下她心中的世界。这里的一切都显得与那个混乱的火车站截然不同。我必须知道为这对母女创造这片空间的人。为什么她不满足于建立一个足够体面的、优衣库般的商场，还为母亲和儿童建立了一个片刻安详的世界？

终于在几番询问后，我认识了沃伊塔（Wojtacha）。

身为波兰人

沃伊塔就是那个觉得“乌克兰人值得被更好对待”的波兰人。

她四十出头，是克拉科夫多元文化中心（Kraków Multicultural Center NGO）、波兰国际联合会（International Bund Polska）和开放克拉科夫联盟（Open Kraków Coalition）的领导者。尽管这一多元文化中心成立多年，她在此工作十五年，也帮助外国人融入、找工作、推广多元文化，但此前，她们的主要工作是举办电影放映会、筹办节日、提供语言和法律咨询等“日常”工作，而不是面对海啸般的难民危机。

当沃伊塔目睹在帐篷里翻箱倒柜的乌克兰人后，她决定和伙伴们行动起来。

她先是与和平大道四十四号的业主建筑公司Strabag联络，一拍即合。三天后，该公司将原有物品一扫而空，留给她免费使用。接着，挪威长期帮助难民的NGO“沧海一粟”（A Drop in the Ocean）也加入其中，负责人米卡利娜（Michalina）也是个波兰女人。紧接着，多元文化中心、国际联合会、“沧海一粟”，还有宜家和Strabag等一起，结为了真正的“开放联盟”，在一周内搭建了这座免费商场。不止如此，内衣裤必须是全新的，新的服装公司就加入了。儿童角需要玩具和画板，玩具公司也加入了。

这项任务只是其中之一。另一项重要任务是招募和迅速启用我这样的新手志愿者——他们也来自世界各地。六十多岁的挪威人和我一起叠衣服，她来克拉科夫两周，说这个后台是她知道的关于克拉科夫的一切。一个美国耐克程序员和她的妻子用完所有年假，告诉我她们准备在这儿待上三周。沃伊塔介绍，这里每天需要三百名志愿者，到我来时，已经超过九千名志愿者轮流在此工作。

她也和波兰医药协会合作，组建了临时的医疗建议团队，为受伤或生病的乌克兰人提供基本药物，或开处方。同时，她需要管理一个法律顾问系统，让律师们每天抽出五个小时，为难民提供咨询，应对政府需要的文件，以及孩子如何入学等问题。

沃伊塔承认，在波兰，没人经历过这种规模。数字可能说明了问题。“战争以前，每个月来多元文化中心咨询的人数是二百四十人，现在是每一天，平均五百六十人。而在这个商场，一个月时间，已有超过五万人来挑选衣服，还不包括她们的孩子。”

“我一直最想问的是，你怎么会想到设立儿童角？”我讲了那个女孩和她的画作，忍不住问道。

沃伊塔先是一愣，接着说，“很自然，因为我也有个孩子。我试衣服时，也总担心她们。”

她的一愣让我惭愧，蓦地意识到，那是女人或母亲才会“很自然”想到的事情。

“看到她们，你会难受吗？”

“现在我不能难受。过几个月，也许我会崩溃，但现在，我们每天工作十五个小时，我每天和两百个难民交谈，听她们讲自己的故事，听她们痛哭。当她们把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交给你后，你不可能完全如常回到家里。”

“但我现在不是受难者，我必须有所行动。”

与总揽全局的沃伊塔不同，米卡利娜主管“好衣橱”，她和几个女性伙伴一起，协调安排每天到来的三百名志愿者，做不同工作。由于她供职的“沧海一粟”是挪威机构，她还负责招募挪威志愿者，募捐全新内衣和袜子。米卡利娜同时为我们这些不懂波兰语的外国志愿者，翻译讲解如何工作，某次我迟到了，她帮助我进入后台仓库，并告诫我不能“再犯”。

米卡利娜二十八岁，学习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出身，长期关注难民/移民危机。只是此前，国内右翼民粹转向，和对难民的整体排斥，让她很难将自身理念付之行动。她因此加入“沧海一粟”，离开波兰。

她最初在希腊的莱斯沃斯岛（Lesbos）难民营工作，后来被调派到波斯尼亚（波黑）难民营，负责协调难民营工作，那些难民大多来自中东和非洲，正是她的国家所拒绝的难民。这场战争爆发后，她迅速被派遣回波兰，近年来习得的所有援助难民的专业技能，终于能在自己的国家派上用场。

所以我最初的那个问题，当危机叠加出现后，在这场邻人的战争中，波兰女人该如何反应？我想我在米卡利娜和沃伊塔身上，找到了一种答案。

援助难民的机制和经验此前虽然并不存在，政府在这场危机中的作用相当有限，他们虽然开放国门，却需要公民社会承担大部分责任。幸好，波兰政府至少没将国际组织排除在外。波兰社会也有极强的自组织和动员能力。在“好衣橱”周围，有数百个比火车站条件更好的临时住处。世界中央厨房（World Central Kitchen）在此搭建了临时食堂，为难民提供餐食。短暂混乱后，社会在惊人成长。沃伊塔和米卡利娜是其中的领导者，带领着成千上万个来自世界各地的陌生人。

而“反性别”的战争，当然并未因另一场难民危机而自动解除，它只是被暂时遮盖。吊诡的是，作为右翼政治的“象征性凝胶”，“反性别”正始于二〇一六年法律与公正党的重新上台。而该党的上台所凭借的，恰恰是波兰社会对上一次中东难民危机的恐惧。

在许多波兰研究中，上一次欧洲难民危机被描述为一场“危机的幻象”（Phantom Menace），因为波兰并未遭遇上一次难民危机。在欧盟，对难民/避难者提供人道主义救援和接纳，并非单纯道德义务，而是有国际公约和法律条文支撑：一九五一年国际难民公约、一九六七年协定以及申根协定，都规定了相关人道义务。二〇一五年，波兰时任政府本准备接受数千名难民，但选举结果改变了波兰前任政府的最初决定。

法律与公正党借此议题而上台。他们宣扬，难民危机是西欧的责任，波兰要反对来自德国等国家“自由主义的独裁”。同时，来自中东的难民会带来恐怖主义与极端暴力，尤其会伤害到“我们的女人”。穆斯林少数民族也会破坏波兰的天主教传统。

在当时欧盟的相关会议上，波兰当局代表还强调，与西欧不同，波兰在面临着来自东边的难民危机，宣称已接纳了数百万来自克里米亚和顿巴斯的乌克兰难民。事实上，当局玩弄了数字游戏。其时，波兰确实有上百万乌克兰人，但他们大多数持有工作签证，属于外籍劳工。真正获得庇护的乌克兰难民，仅有大约两百人。

但波兰当局不可能想到，当时操弄的数据谎言，竟成为六年后的序章。数百万乌克兰难民真的来了。

我也和米卡利娜聊到她的国家不欢迎难民/移民的事实，聊起波兰国内的各类保守转向，波兰当局对乌克兰人的选择性同情，并调侃“好衣橱”志愿者的人口多元性，可能还高于克拉科夫的老城中心广场。但让我更好奇的是，米卡利娜是如此不同。她既是波兰女人，又是国际难民援助专家。她此前的援助对象，就是来自中东的难民，是自己国家的“危机的幻象”。她的存在本身，就构成了右翼政治“象征性凝胶”的反面。

“为何你要做这样的工作？”

“我不能想象做一个白领，就只为了挣钱，有个独自体面的人生。如果我不能在波兰为难民工作，我会去叙利亚、黎巴嫩、希腊、波斯尼亚，为那里的难民工作。”

“我是说，你为什么会成为现在这样的人？”

“你知道我们和难民唯一的区别是什么吗？”她反问。

我摇摇头，想等待她的答案。

“我们不必离开家园。这个国家并不理想，但仅仅是因为我出生在波兰，我就可以去全世界任何地方，选择在哪里生活。数百万人无法拥有这样的选择权，他们总是被迫逃亡。”

“我成为这样的人，是因为身为波兰人的特权。”

后记：新世代

乌克兰陷入战火已近一年，许多乌克兰人返回故土，仍有很多人留在克拉科夫或欧洲其他地方。写作本文时，我看到“好衣橱”仍在运行。在最新的脸书专页上，她们列好需要的衣物，以及需要志愿者的数量。

那让我想起做志愿者的最后一天。我问米卡利娜，她预计会做到什么时候。她看了看远处挑选衣服的乌克兰人，说，“她们不需要因战争离开家园的时候。”

我和“批评家”卡丝卡的最近一次对话和本文无关，但我同样被她启发。我告诉她，中国当下有许多陷入困顿的写作者和其他创作者。他们也希望在全面停滞的局面下，做出不同选择，但因许多考量而无法实践。我是更幸运的那个出走之人，却时常觉得无能为力。她这次没有展开批判，而是说，“你必须把你的经历写下去，那肯定能鼓励到一些和你相似的人。”

卡丝卡没说错，我的经历至少鼓励到了一个人。离开克拉科夫的前一天，“小镇人”兹沃比卡和我告别。她告诉我，自己正在“非常认真”地考虑本科毕业后，申请出国留学，“我也许又会崩溃掉，但我也想见识点更不一样的世界。”

三十余年前，波兰历史并未因告别共产主义而终结，如今也没因法律与公正党而终结。波兰执政党的保守革命之下，她们是新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