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暉：蘇共末日：尚有一人是「男兒」

不光彩的結局

關於1991年蘇共的瓦解，據說有一種感慨：這個執政74年、領導著一個超級大國和世界最強大之一的軍隊、擁有1900萬名黨員的龐然大黨，一下子轟然垮掉，竟無一人是男兒，沒什麼人出來抗爭！

「竟無一人是男兒」語出我國五代後蜀亡國宮妃費氏名句，說的是後蜀不戰而降，「十四萬人同解甲，寧無一人是男兒」。費氏自然是站在小朝廷立場上說話。當時的後蜀腐敗至極，民怨沸騰，即便是蜀民，也很少有人為它的滅亡痛心疾首，這很難歸咎於蜀民不是「男兒」。但如果把1991年的蘇共比作這個小朝廷，用費氏的語氣說只有捍衛蘇共的人才算「男兒」，那麼這話基本不假。

人們記憶猶新：當年蘇共若干高層領導認為改革將危及蘇共統治，密謀發動政變，推翻蘇共總書記、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結果雖然成功地在黑海之濱把戈氏扣押了幾天，但全國一片反對聲浪，沒加入反抗的蘇聯人大都也冷眼旁觀，而支持政變者寥寥無幾。甚至原先參與密謀、說好「緊急狀態委員會」發難後會在蘇聯人大和蘇共書記處出頭呼應的盧基揚諾夫等一批領導人見勢不妙，也做了縮頭烏龜。政變者孤家寡人形影相弔，在千夫所指中徹底崩潰。

政變失敗使形勢急轉直下，戈爾巴喬夫恢復自由後辭去蘇共總書記，並「建議」蘇共解散。對此，蘇共的書記處、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等所有機構及其領導人，乃至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黨組織和領導人均沒有表示任何異議。第二天即1991年8月25日，蘇共中央書記處便發表聲明，「自動解散」蘇共中央。4天後蘇聯人民代表大會和最高蘇維埃通過決議，「暫停蘇共在蘇聯全境的活動」，俗稱「禁共令」。

我們後面提到的麥德韋傑夫後來曾痛心疾首地回憶道：當蘇共人員離開蘇共中央辦公大樓時，有成千上萬蘇聯公民包括原蘇共黨員匯集到大樓前，把大樓圍得水洩不通。「但他們不是來保衛黨的，相反，他們興高采烈，並爭相向撤離的蘇共幹部吐唾沫、發噓聲，如果不是警察嚴密保護，撤離者受到傷害也不是不可能的」。蘇共就這樣在幾乎是「過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境況下不光彩地瓦解了。

捍衛蘇共的唯一「男兒」

說「基本」不假，但並不意味著完全準確。其實在那一片土崩瓦解中還是有「男兒」站出來捍衛蘇共的。基層有無未見報道的「無名英雄」我們不得而知，在中央層面，當時倒是廣泛報道了有一個「男兒」挺身而出捍衛蘇共，可惜的是：只有這一個。

這蘇共當時唯一一個「男兒」不是別人，就是當時剛剛恢復了黨籍一年多的「民主派共產主義者」羅伊·亞歷山大羅維奇·麥德維傑夫。8月29日蘇聯最高蘇維埃通過決議「暫停蘇共活動」時，只有他一人起來發言，對「禁共令」表示堅決反對，指出這違反了公民思想自由、結社自由的憲法原則，將成為歷史之恥。在當時對蘇共「牆倒眾人推」的形勢下，羅伊·麥德韋傑夫的這一獨力抗爭引人矚目。有媒體甚至比之於當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在一片「愛國主義」喧囂中挺身反戰的左派英雄羅莎·盧森堡——時稱「紅色的羅莎」。羅伊·麥德韋傑夫因而也獲得了「紅色的羅伊」之稱。

當時的蘇聯最高蘇維埃與蘇聯人大，80%以上的代表是蘇共黨員，其中包括大量的官員，他們過去是舊體制下主要的既得利益者，後來有的在新體制下如魚得水發了大財，成為葉利欽的支持者。有的則在後來的「轉型危機」和「左派復興」年代又開始以左派自居，大罵葉利欽和戈爾巴喬夫。但是在此時，在蘇共生死存亡之際，在俄國已廢除「專政」轉向民主、像「紅色的羅伊」那樣表態其實也沒多大風險的情況下，他們卻沒有為「黨」說一句話，而是選擇了隨大流，用自己的一票參與了對「黨」的死刑判決。

還要指出的是，今天最為聲色俱厲地抨擊「叛徒」戈爾巴喬夫搞垮蘇共的俄羅斯共產黨，當初卻是1990年6月在戈爾巴喬夫支持下成立的一個「保守派」（指與「民主派」對立的正統人士）政黨。戈氏在其統治的中後期一直實行左右「搖擺」和「平衡」的策略，面對以葉利欽（當時已退出蘇共）為首的黨外「民主派」和以安德烈耶娃為代表的「斯大林主義者」這兩支「不妥協的」反對勢力，戈爾巴喬夫有意扶植、籠絡「體制內的左、右」勢力，其中右的是謝瓦爾德納澤、雅可夫列夫等人，左的就是庫茲涅佐夫、久加諾夫等俄共一乾人等。戈氏這個時期有時拉左壓右，有時拉右壓左。俄共的成立恰在他「拉左壓右」之時。

原來傳統上蘇聯只有其他加盟共和國有「自己的」共產黨（實際上也是蘇共的一級組織），俄羅斯的共產黨則只有省市委等地方組織，沒有加盟共和國一級組織，各省市委都直屬蘇共中央。但葉利欽等「民主派」在俄羅斯聯邦崛起後，戈爾巴喬夫為了在俄羅斯與民主派抗衡，便授意成立了這個「俄羅斯聯邦共產黨」。在這種背景下成立的俄共自然具有反對民主派、卻不反對戈爾巴喬夫的特點。8·19政變時他們的態度曖昧，政變失敗時還發表過劃清界限並譴責政變的聲明。

儘管在戈爾巴喬夫「建議」蘇共解散時葉利欽也在俄羅斯議會上通過了俄羅斯自己的「禁共令」，但俄共大佬們不同於政變失敗後一度被捕的蘇共「緊急狀態委員會」一乾人，他們都保持人身自由和言論自由，甚至很多人還保持著在人大和蘇維埃的發言權。但是，他們當時同樣沒有為捍衛蘇共（以及俄共）說一句話。

比俄共更「左」的「斯大林主義者」，如安德烈耶娃以及後來組成「共產主義工人黨」的馬卡紹夫等人，早就認為戈爾巴喬夫領導的蘇共是「修正主義者」而拒絕合作。後來他們甚至以俄共為敵，認為俄共與葉利欽是一丘之貉。他們唯我獨左到如此地步，以至把大選中支持俄共的本黨成員都開除出黨。由於這個極左小黨孤芳自賞沒什麼群眾基礎，劇變後的俄羅斯民主派政府並不以之為對手，它在「禁共令」頒布不久的1991年11月正式掛牌，並沒有遇到什麼妨礙，一個多月後即獲准登記，成為劇變後「第一個獲得登記的共產主義政黨」，比俄共還早了一年多。所以毫不奇怪，這批「最正統最革命的列寧主義者」儘管最早出來罵戈爾巴喬夫，但是在蘇共被禁時他們也沒有為蘇共說話。馬卡紹夫等當時也是蘇聯人民代表，他同樣沒有挺身做「男兒」。

所以數來數去，當時還真就只有「紅色的羅伊」麥德韋傑夫出來抗議「暫停蘇共活動」，或者按上面說的定義只有他是「男兒」。

「亡黨」、「亡國」還是「亡朝」、「亡制」

但這裡還要指出：蘇聯人大那個「暫停蘇共活動」的決議雖然被我們稱為「禁共令」，實際上無論是政變夭折後的蘇聯末期，還是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都沒有宣佈過禁止共產主義政黨。蘇共是總書記「建議」、中央書記處宣佈「自動解散」的（至於為什麼頭頭要解散就解散了，那麼多的黨員都沒動靜，這就涉及蘇共本身的體制問題了）。蘇聯人大「暫停蘇共活動」的理由是要調查8·19政變與蘇共領導層的關係，並沒有宣佈取締蘇共（前蘇聯其他共和國有的確實是取締了共產黨）。「暫停」後蘇共再未出現，則是因為此後不久蘇聯就解體了。

解體後俄羅斯也有人要重新登記註冊蘇共，未獲批准，主要理由倒不是蘇聯已不存在——當時的確有些公開要求恢復蘇聯的政黨獲得登記的，如安德烈耶娃的「全聯盟共產黨（布爾什維克）」，簡稱聯共（布），實際就是1952年前蘇共的舊稱，還有前述那個「共產主義工人黨」也是不承認蘇聯解體，自稱在全蘇而不是僅在俄羅斯境內活動的。在他們口中蘇共也並未「亡黨」，只是他們這些正統的共產黨人開除了「叛徒」戈爾巴喬夫等人而已。

當時俄羅斯當局拒絕「蘇聯共產黨」登記的理由是：政黨制度下合法的黨具有法人資格，而蘇共與前蘇聯黨國一體，黨產即國產，現在蘇聯已不存在，各共和國分別繼承了它的遺產，如果作為法人的蘇共重現，將造成嚴重的遺產問題。所以「作為國家結構而非作為政黨的蘇共」已不可能存在，但俄羅斯當然可以有「作為政黨的共產黨」，而且可以不止一個。如果共產黨參選獲勝，當然也可以執政。

俄共和那幾個極左「正統小黨」就是這樣獲得登記的。你可以說以這樣的理由拒絕「蘇共」登記是藉口，但沒有疑問的是，當時提出這種登記並不是會遭到鎮壓的冒險行為，如果是登記俄共就更無風險了，把它比作當年後蜀軍隊不「解甲」投降就會面臨血戰乃至被消滅實在有點不當。嚴格地講，蘇聯並沒有「亡國」而只是「亡了制」（或者用過去常說的：「改變了顏色」）——社會主義的蘇俄變成了資本主義的俄羅斯，當然它的版圖也變小了。蘇共也並沒有「亡黨」，它只是失去了一黨專政的地位並且不再黨國一體，而且迄今沒能勝選執政，但作為其繼承人的俄共仍然頗有影響。

當然，蘇聯這一「亡制」造成的震蕩是非常大的。這個大國雖然沒有「亡」，但國家實力明顯下降，前蘇聯各國人民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價。這裡的確有許多值得汲取的教訓。這也就是普京那句話「誰不為蘇聯解體難過，誰就是沒有良心」的由來。而且如果對於俄羅斯聯邦公民而言談不上「亡國」的話，那麼對於俄羅斯以外前蘇聯其他共和國的俄羅斯族居民而言，很多人的確遇到了國家認同危機：作為俄羅斯族他們實際認同的是俄國，但現在他們卻變成了「外國人」。由此造成的一系列問題至今困擾著人們。所以，如何在制度轉型的過程中避免「改朝換代」式的震蕩，的確是個大課題。

不過即使沒有制度改換，像蘇聯那樣中央集權的龐大帝國一旦發生政治危機，震蕩往往都很嚴重，這就是我們過去提到的「帝國後遺症」問題。比起其他大帝國，古代的羅馬帝國、阿拉伯帝國等且不論，近現代的如奧斯曼帝國、奧匈帝國、德意志帝國以及我們最熟悉的清帝國「解體」後的情況，前蘇聯的「帝國後遺症」其實已經算是最小。我們知道清帝國辛亥解體後，中國即戰亂不斷，直到1949年，比蘇聯解體後的震蕩嚴重得太多。當時的國人也為國家的命運痛心疾首，亟圖出路。不過真想回到「我大清」去的人也就張勳等幾個而已。俄羅斯現在不也是如此嗎？普京說的下半句話「誰還想恢復蘇聯，誰就是沒有頭腦」正是這個意思。

其實，想「恢復」蘇聯版圖和恢復蘇聯的體制也還是兩回事，就前者而言雖然現在不現實，我看普京也未必真不想。但就後者而言，現在俄羅斯倒未必不現實：俄共不是在競選嗎？比俄共更左、更斯大林主義的前述小黨不也存在嗎？真想恢復那種體制，可以選他們嘛，然而看看他們的得票就知道：到底有多少人想呢？當年俄共缺少「男兒」，幾十年後還這樣？無疑今天的普京在不少人（不僅俄國人，也包括不少中國人）眼裡絕對是個「男兒」，但當年他可不是跟「紅色的羅伊」站在一起，而恰恰是跟頒布「禁共令」、促成蘇聯解體的葉利欽站在一起的！

有人說，蘇共里「男兒」少，都是叫「歷史虛無主義」輿論給弄的。不過說實在的，蘇聯比西方民主國家黑暗，至少我們是在「文革」時代就知道了。那時我們都聽說過一段雖非正式發表、但卻傳播甚廣的毛主席語錄：「現在的蘇聯是資產階級專政，大資產階級專政，德國法西斯專政，希特勒式的專政，是一幫流氓，比戴高樂還壞。」（作者注：毛澤東：《在計委領導小組彙報時的一些插話》，1964年5月11日，《毛澤東思想萬歲》丁本496頁；見矢吹晉編譯：《毛澤東社會主義建設を語る》，（東京）現代評論社1975年，256頁。）這大概不能算是「歷史虛無主義」的蠱惑吧。

「紅色的羅伊」曾被黨開除

所以當「禁共令」下，只有麥德韋傑夫這位「男兒」出來維護蘇共，確實非常難得。

而這個唯一站出來捍衛黨的「紅色的羅伊」，在舊體制下卻一直是黨不喜歡的人，1969年他因出版批判斯大林主義的著作並參與抗議蘇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而被開除了黨籍，從此成為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兩年後他又被剝奪公職，成為靠寫作為生的「自由作者」，實際上就是體制外的社會邊緣人。當時蘇聯還是計劃經濟一統天下，「黨」壟斷一切生存資源，實行「不聽話者不得食」，體制外謀生是極為艱難的。與他持相同觀點的孿生兄弟若列斯·麥德韋傑夫作為著名生物學家，為事業不得不遷居國外。很多非左派的持不同政見者也走上了流亡之路。但羅伊認為他不像科學家弟弟需要在國外搞研究，作為「真正的馬列主義者」，他也不認同西方的資本主義，所以他還是留在蘇聯為「社會主義民主」而奮鬥。

在將近20年間，麥德韋傑夫受到了「黨」的嚴厲迫害。他被禁止居住在莫斯科，流放外省，言論被封殺，行動被盯梢。他的著述只能在國外出版，而在蘇聯國內以「薩米茲達特」（俄語「非法出版物」）方式流傳。這些著述包括：《讓歷史來審判》、《誰是瘋子？》、《赫魯曉夫的執政年代》、《論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日記》、《布哈林的最後歲月》、《論蘇聯的持不同政見者》、《斯大林周圍的人——六位蘇聯政治領導人的政治傳記》、《菲利浦·庫茲米奇·米羅諾夫的生與死》等等。

直到戈爾巴喬夫開始改革、尤其是開始政治體制改革後，麥德韋傑夫的處境才發生變化。在倡導「新思維」、「公開性」的那幾年，他過去的「異端」言論越來越獲得蘇共改革派的寬容和認可。1989年，他被獲准回到莫斯科，恢復了公職，並在戈爾巴喬夫的親信、後來也被俄共罵為「叛徒」的黨內改革派代表人物之一雅可夫列夫的過問下最終得到徹底平反，恢復了黨籍。次年他批判斯大林的新書《斯大林和斯大林主義》由莫斯科進步出版社出版，成為他多年來第一部在國內公開出版然後流傳到國外、而不是在國外出版後秘密在國內流傳的著作。此後他更是進入了出版高峰期，一年之內在國內出版了5部著作——包括新著和過去只能在國外出版的舊著。很快他又作為蘇共籍代表被選入蘇聯人民代表大會和最高蘇維埃。

於是就有了我們前面提到的那個畫面：蘇共末日，尚有一人是「男兒」。

而這個男兒曾經被黨的正統派開除出黨長達20年之久。如果不是戈爾巴喬夫改革恢復了他的黨籍，那蘇共可就真的「更無一人是男兒」了！當然有人說，正是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毀了蘇共，我想這要看從什麼角度講了。如果沒有宋軍壓境，後蜀即便腐朽到「更無一人是男兒」，也還可以再苟延一段。如果在為時已晚的情況下，後蜀通過改革有了幾個「男兒」，在大軍壓境時可能於事無補。這能證明改革錯了嗎？其實前面講過，從蘇聯到俄羅斯主要是制度的「劇變」，與後蜀那種沒有制度變化但確實「亡國」了是不同的。至於「亡黨」，說到底就是指民主制下發生了政黨輪替，蘇共（後來的俄共）丟了政權。

不過，台灣的蔣經國開放黨禁實行民主化後，雖然也導致反對黨興起、乃至使若干年後國民黨一度敗選下台成為在野黨，但似乎沒人認為蔣經國就成了出賣國民黨的「叛徒」，而國民黨就因這個「叛徒」而「亡黨」了。事實上8年後國民黨就大選獲勝重新執政。當然，沒有人能斷言「政黨輪替」不會再度發生，但無論怎麼輪替都已屬正常，不會有「亡黨」之說和「叛徒」之咒了。

東歐各國其實大都如此，那裡「前共產黨人」的後繼黨在「劇變」後20多年里大都勝選執政過一次乃至多次，很多黨的獲勝率都高於「劇變」時他們的對手。不過俄共確實是個例外，「劇變」至今它還從未嘗過政權的滋味（作者注：指中央政權，俄共在地方上是有勝選執政的），其原因耐人尋味，我們可以另行討論。但是這種劇變後經歷的不同使「亡黨」、「叛徒」之說在俄共中比在東歐各黨中更有市場也是可以理解的。

不過，即使我們同意這種說法，即由於蘇共出了「叛徒」，導致了「亡黨」，那麼一個基本的事實也是：包括戈氏在內的所有「叛徒」都不是改革時期才入黨的，他們都是正統體制下按正統的價值觀被挑選出來的接班人。而那個蘇共「亡黨」之際唯一挺身而出的「男兒」，倒是被正統體制開除並排斥多年，恰恰是戈爾巴喬夫時代重新被黨接納的！

蘇共黨內原來當然不止羅伊這一個「男兒」。麥德韋傑夫兄弟的父親就是一個正直的老布爾什維克，曾任紅軍的師政委，同時也是個「紅色知識分子」，曾任教於工農紅軍軍事政治學院。但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中被陷害，於1938年死在科雷馬地區的「古拉格群島」。

在1970年的極權制度下，蘇共把一批批老麥德韋傑夫這樣的熱血「男兒」消滅了，又把一批批小麥德維傑夫這樣的「男兒」開除了。在那個長期形成的謊言充斥、真話絕跡的政治生態中，正直的人逐漸被阿諛奉承、吹牛拍馬、歌功頌德、文過飾非之徒所淘汰，「男兒」要麼像老麥德韋傑夫那樣變成了屍體，要麼像小麥德韋傑夫那樣為閹臣屑小所取代。宜乎到了1991年真正的考驗來臨之際，1900萬成員呆若木雞，只有一個被正統體制開除20年、剛剛被「叛徒」平反歸隊的「男兒」能站出來了。

中國古代儒家有「從道不從君」、「恆言君之惡者謂之忠」的名言，古儒最鄙視的是所謂「鄉愿」，即趨炎附勢、有奶便是娘的小人。但是在長期的「秦制」下，真儒越來越少，鄉愿越來越多。晚清的譚嗣同曾這樣感慨世道的淪喪：「群四萬萬之鄉愿以為國，（儒）教安得不亡！」

其實蘇共不也這樣嗎？群一千九百萬之鄉愿以為黨，宜乎「更無一個是男兒」——不，還有一個被開除了20年的！

正所謂：

數億鄉愿以為國，「聖教」不滅豈可得？

劁刀所及閹與斃，尚有一人是男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