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兽按：1998年我成为余杰的读者，《火与冰》和《铁屋中的呐喊》，还按照书中提到的一些书籍的名字，而按文觅书。作为比他小六岁的70后，和他一样向往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大学校园生活，可以说余杰曾经影响过我，只是后来我的阅读兴趣更多地转向思想学术以及人本心理学，超个人心理学及佛教心理学，和他的旨趣不大一样了。不过他在自由亚洲电台的“禁书解读”还是有追看的。包括他之前的各种经历都是有所关注的。

而许知远则是因为2003年在经济观察报论坛厮混，而认识了一些经观人，最后也认识了许知远。他其实就是一个永恒的少年，这么多年他也一直在寻求各种突破，到了他在FT中文网开中国纪事专栏的时候，他已经和过去言必称西方某某作家名人的时代告别了。而这本《抗争者》是他的诸多著作中我觉得最好的一本了。推荐给大家。

据说繁体版的《火与冰》是全本。读过简体版，但读过繁体版，不知简体版删除了什么内容？

余杰说：在当下的中国，作为一个作者，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应付这一切。虽然这本书发行了几十万册，我却仅仅拿到五千册的稿费。在一个知识产权没有受到有效保护的国家里，这也是一件让许多作者都感到无可奈何的尴尬处境。

确实如此，后来也曾经为贺雄飞的弟弟贺鹏飞工作过，替鹏飞一力图书公司（后公司被江苏凤凰出版集团收购，改名叫凤凰壹力）构建身心灵书籍出版线，2011年策划出版了超级畅销书克里希那穆提的《生命之书》，销量百万册，而我的策划费也是一分钱都没拿到。两兄弟的基因是一样的。

在凤凰壹力的两年，也认识了贺雄飞，和他有过几次交流。感觉他是自认为学者但却没有学养分的书商。

怪不得余杰会说：从一开始起，我与贺先生之间就存在着许多明显的分歧。我在对他那敢于推出一个无名作者的胆识表示敬意的同时，也难以接受他对《火与冰》所作的包装与炒作——很不幸的是，它的封面最后成了一种花里胡哨的、类似于地摊书的格调。贺先生还坚持在封面上还加上“中国大陆的第一个李敖、北京大学的第二个王小波”这两句“触目惊心”的广告语。然后，许多文章的标题被贺先生按照他自己的喜好以及他所认为的市场的喜好加以篡改，许多我钟爱的篇目和段落也被大刀阔斧地砍去了。

2020年3月6日，我读到了曾梦龙的一篇文章。

1998 年，贺雄飞和他自定义为“黑马”的 34 本书 | 畅销书让我们看到了什么样的中国①

曾梦龙

2017 年 4 月 4 日

一方面回顾这些传奇之书的故事，更重要的当然还是：我们为什么有了如今这样的一个社会，我们曾经历过什么，我们得到和失去了什么，我们积累了什么样的财富和共识，我们何以走到今天。

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图书市场。

当 1940 年代兴起于美国的平装书革命使得图书成为一种廉价商品时，畅销书也随之成为社会心态和思潮的晴雨表。日本文艺评论家中岛梓就曾说：“畅销书的构造也是各时代状况的构造，同时还是各时代读者的知识状况的反映。”

在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畅销书始于 1978 年的改革开放之后。图书业开始的市场化运作和整个大众阅读市场的兴起，涌现了一批又一批畅销书。它是我们时代和社会的缩影。从和五四运动有着一脉相承的 1980 年代“文化热”到持续至今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各种新知引进、思潮起伏、社会心态转变，中国和中国人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比如《中国可以说不》和《中国不高兴》的热销取代了《丑陋的中国人》。中国人不再“丑陋”，而是在说“不”和“不高兴”。

我们挑选了若干本在中国产生重大影响的书，找到当年相关的作者或者编辑，请他们讲述每本书的故事。

这些书包括：《丑陋的中国人》（1986）

《中国可以说不》（1996）

《富爸爸，穷爸爸》（2000）

《谁动了我的奶酪？》（2001）

《杰克·韦尔奇自传》（2001）

《中国不高兴》（2009）

《野火集》（1988）

《悲剧的诞生》（1986）

《宽容》（1985）

《美的历程》（1981）等

一方面回顾这些传奇之书的故事，更重要的当然还是：我们为什么有了如今这样的一个社会，我们曾经历过什么，我们得到和失去了什么，我们积累了什么样的财富和共识，我们何以走到今天。

1991 年，北京经济学院的大学生贺雄飞找到了诗人汪国真，说“我要给你搞个对白”。35 岁的汪国真“很激动”，答应了他。这时，贺雄飞 23 岁，由此出版了第一本书《年轻的潇洒：与汪国真对白》，销量达三十几万册。

那时，中国的年轻人当中正兴起一股“汪国真热”。他们阅读和背诵着汪国真的诗歌，比如“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我原想收获一缕春风，你却给了我整个春天”等句子传诵一时。

不过，对于贺雄飞来说，《年轻的潇洒》意义在于开启了他至今长达 26 年的出版生涯。到 1991 年大学毕业时，他总共出了 41 本书。但那时中国仍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之下，贺雄飞大学毕业就被分配回了老家，成了内蒙古政府办公厅的一名秘书。

公务员的生活“循规蹈矩”、“枯燥乏味”，年轻的贺雄飞觉得“没意思”。当时，海南刚建省不久，兴起了“海南热”。每年差不多有 10 万人涌入海南，希望实现自己的淘金梦。贺雄飞也加入其中，来到了海南洋浦开发区淘金。海南三年，贺雄飞在马路上卖水饺、卖拉面；开饭馆；搞汽车配件城；和房东因为装修打起官司，最后总共赚了十几万块钱。1995 年，“挖到了第一桶金“的贺雄飞从海南回到了内蒙古。“当时年轻人怀着激情，总是想做点事。稀里糊涂地去，稀里糊涂地回来“，贺雄飞对《好奇心日报》说道。

1996 年 3 月 8 日，贺雄飞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创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间创作工作室——草原部落工作室。“（第一个是）因为在此以前都不叫工作室，都是个人行为。工作室突出的就是一个团队合作”，贺雄飞说。而加上他，工作室一共有四个人。

在 1990 年代，中国出版业放宽了对民营书业的限制。虽然依然需要从出版社购买书号，但个体书商已经能够参与策划图书出版。作为二渠道的民营书店也开始成为主渠道新华书店的补充。

一开始，贺雄飞的“草原部落”做的都是些《儒商时代》《夫妻兵法》《世界十大名牌经营策略》《世界十大富豪处世韬略》之类的畅销书。这些书很好地贴近了当时中国人对实用书籍的需求，每本发行量都突破了 8 万册。但在贺雄飞看来，这些书“没有思想深度”。

1998年，当时《北京日报》的记者、现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的院长孙郁给贺雄飞推荐了北大中文系学生余杰。通过余杰，贺雄飞又认识了摩罗和孔庆东，再加上他手里已经攒起来的张建伟、毛志成和谢泳等人的书稿——“全都是有激情，有思想的，而且带有启蒙性质的，”贺雄飞说。“我看了就很激动，因为他这个思想里头有血性、有锋芒、有激情、有忧国忧民这种意识”。

培育于 1980 年代的文化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在这个时候重新兴起，对现代性的追求和自由主义的认可——讴歌人的理性，高扬人的解放，宣扬启蒙精神也成为这个时代里重要的声音。

贺雄飞适时地推出了“草原部落”黑马文丛、“草原部落”名报名刊精品书系和“草原部落”知识分子文存三个系列，一共 34 本，轰动一时。包括余杰、摩罗、孔庆东、朱学勤、秦晖、徐友渔、钱理群和谢泳等一批作者成为名人。《火与冰》《耻辱者手记》《47楼207》《书斋里的革命》《问题与主义》《自由的言说》《拒绝遗忘》等成为当时的畅销书。每本都有好几万册，其中余杰的《火与冰》和孔庆东的《47楼207》达到 50 万册以上。“他们当时的影响就和后来的韩寒、郭敬明一样”，贺雄飞说。

钱理群在摩罗《耻辱者手记》的序言中，将摩罗称为鲁迅“精神界战士”谱系的自觉承续。而摩罗这个笔名，正是源自鲁迅的《摩罗诗力说》。那时的鲁迅试图为 20 世纪的中国重建价值和理想，认为“首在立人，人立而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必须追求“个体精神自由”，而这需要“精神界之战士”的努力。

摩罗等人也正是希望延续这一传统，展开了对传统历史文化和知识分子猛烈的批判和反思。这对当时的众多年轻人来说，备受震动，认为自己受到了“启蒙”。而摩罗他们也“成了那个微妙时代的双重受益者，一方面他们都以钱理群的学生自称，变成了承接自由主义传统的新一代人，另一方面他们则是正在兴起的市场机制的象征”，作家许知远在《朋友们》一文中写道。

贺雄飞也成功地利用了这个市场机制。比如他和余杰、摩罗和孔庆东在全国 60 所大学展开巡回演讲，在大学生中一下子“引爆”了“草原部落”黑马文丛；策划的“草原部落”名报名刊精品书系，推火了《天涯》《北京文学》《上海文学》《黄河》《文艺争鸣》《书屋》等杂志，兴起自由讨论氛围；召开“草原部落知识分子文存”座谈会，掀起一股自由主义思想热潮等等。

但由于影响太大，也终于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草原部落的“繁荣”持续了三年就结束了。贺雄飞也不再出版有关“思想”的书籍，转向了文学。从 2000 年到 2010 年，他出版了杨显惠（《夹边沟记事》）、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鲍尔吉·原野（《掌心化雪》）、阎连科、北村、尤凤伟和李锐等人的作品。

同时，贺雄飞一直在研究犹太文化，也出版过相关书籍。从 2010 年开始，他转向了教育。现在则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以（以色列）智慧结合的学校——无它创新智慧学校。贺雄飞觉得，犹太教的文化和自由主义的思想核心都是民主、自由和平等，“其实本质上没差别”。“我们那些普世价值观，我们身上实现不了的，我相信孩子们会实现的。”贺雄飞说。

我们把贺雄飞的故事以口述的形式记录了下来，希望你能更直接地认识他。

口述 | 贺雄飞

摩罗他们当时的影响就和后来的韩寒、郭敬明一样

说实在的，我是不愿意回忆这段往事的。因为回忆这段往事总是让人有些痛苦和伤感。因为它毕竟代表一个时代的结束。

我在大学的时候就出版了第一本书《年轻的潇洒：与汪国真对白》。汪国真那书当时卖了 30 几万册。那是“汪国真热”的第二本书，他第一本书叫《年轻的风》，第二本叫《年轻的潇洒》，第三本叫《年轻的思绪》。因为他的诗歌比较清新、淡雅，给人一种安慰，又很通俗易懂，朗朗上口，所以很畅销。

1991 年，我从北京经济学院毕业，总共出了 41 本书。毕业分配到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办公厅当秘书。后来觉得没意思，觉得政府的工作枯燥，比较乏味，循规蹈矩。当时兴起“海南热”，然后 1992 年我就去海南下海，最后挣了十几万块钱，等于挖到了我的第一桶金。

1995 年，我从海南返回内蒙古。回来我在 1996 年的 3 月 8 日，成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间创作工作室，就叫“草原部落工作室”。因为我是内蒙人，“草原”是自由的象征。“部落”很遥远，象征着孤独的思想者，不凑热闹。当时人不多，给我打工的有三个人，一共四个人。

我们刚开头是出畅销书为主，出的《儒商时代》《夫妻兵法》《世界十大名牌经营策略》《世界十大富豪处世韬略》等等这些社科类的，但是没有思想深度。后来呢，我出了一套“百角丛书”。因为 1980 年代，上海三联书店出过一套“五角丛书”。我这个“百角丛书”就是一百个角度看世界，一百个角度看人生。在这个出“百角丛书”的过程中，有《南方周末》的首席编辑、记者鄢烈山，当时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的制片人杨东平，还有《北京晚报》的资深记者解玺璋等一系列名家的书籍。

再后来呢，我越来越转向思想了。有一个《北京日报》的记者，现在是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的院长，叫孙郁。他是个鲁迅研究专家，给我推荐了一个年轻人的书，就是余杰的书。当时他是自费油印的，余杰还是北大中文系的学生，然后我看了就很激动，因为他这个思想里头有血性、有锋芒、有激情、有忧国忧民这种意识。

中间又通过余杰，认识了当时的才子摩罗。他写了本书叫《耻辱者手记》。后来又认识了当时北大的青年教师孔庆东，然后《中国青年报》的记者张建伟，还有毛志成。这么几个人的书稿，全都是有激情、有思想的，而且带有启蒙性质的。

而且正好 1998 年的时候，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在兴起，包括我们后来说的像秦晖、朱学勤、徐友渔和钱理群这些人，都是那个时代出现的。所以我很激动，就连续出了三个系列。

第一个系列主要是给青年人出的，叫“草原部落黑马文丛”。包括余杰、摩罗、孔庆东等。“黑马”象征着文坛新人。因为在此以前，余杰，摩罗，孔庆东几乎都是文坛新秀，都是处女作。所以他们就是“黑马”，年轻嘛。再加上我本身“草原部落”是内蒙的，草原上就应该有马在奔跑。这个马就象征着激情，生命的状态，象征着思想。当时摩罗是华东师大毕业的，不是北大毕业的，但是后来有人把他们称为“北大三杰”。

然后出的“草原部落知识分子文存”主要是上海大学朱学勤教授的《书斋里的革命》，北京大学中文系钱理群教授的《拒绝遗忘》，清华大学秦晖教授的《问题与主义》，还有社科院研究院徐友渔先生的《自由的言说》，就这个系列。后来出的黎鸣的，还有别人的书。再加上“草原部落名报名刊精品书系”，包括《天涯》《北京文学》《上海文学》《黄河》《文艺争鸣》《书屋》等杂志。这些就是在那个背景下出现的。

出来以后，反响特别大，一下就成为畅销书了。每本书都有好几万册。像《火与冰》《47 楼 207》发行量都突破 50 万册。印多少最后也忘了，反正不断地加印，三千、五千，经常印。反正几十万册吧。具体多少我也忘了。

它当时的影响就和后来的韩寒、郭敬明一样。在“草原部落”之后，才出现的韩寒和郭敬明。余杰代表 70 后的年轻人，韩寒、郭敬明代表 80 后的年轻人。他们都是一个时代的代表。

1998 年 12 月底，我协同余杰，摩罗和孔庆东几个人在全国 60 所大学搞了一个巡回演讲，叫“踏雪寻梅”。一下子就引爆了，各地媒体蜂拥而至，成为大学生的畅销书。

当时的学生激动呀，每个地方都是六七百人、七八百人，都轰动了。包括后来《南方周末》的一些记者，都是那时候受我们启蒙影响后成为记者的。我现在回过头，碰到很多人，都说是读着我的书长大的。1970 年到 1975 年，读大学的，有点文化的，几乎都是读过“草原部落”书的。

我们的演讲主要是围绕书的内容。余杰是讲对传统的反思，对大学的批判，讲人文精神。摩罗就讲他的《耻辱者手记》，一般人也听不懂。他写得很深刻，文笔也很优美。孔庆东相对就比较幽默，好玩，有趣，回忆一些大学美好的时光。我呢，最后总结，希望大家买书。最后讲五分钟，因为他们不能王婆卖瓜。我的身份是出版商嘛。后来孔庆东和余杰说，老贺你少讲点，你不能多讲。你的文化也不行，学术水平也不行，你还是多听听，让大家讲。我说我不讲，谁给你们卖书！

我这套书把他们自由主义学派打出去了

这些书从确定选题到出版花的时间很长，至少得换七八家出版社才敢出。第一本《火与冰》就换了五六家。后来《铁屋中的呐喊》换了十来家出版社。每一本都要做一个书稿旅行。除了孔庆东的，毛志成的和张建伟的，这三个人没有，剩下的全部都做了书稿旅行。

摩罗当时在北京印刷学院，比较边缘化。因为摩罗这个人比较内秀，内心是很丰富的，可能在人际关系上面不是很好。一方面他在印刷学院受排挤，和他的思想有关，毕竟他是非主流思想。第二个和他性格有关系，因为文人总是清高，总是自以为是。后来我请他在草原上骑马，1998 年的时候，我开草原部落书市。骑马的时候还是非常潇洒的。

孔庆东的书几乎是同时出来的。他的书思想性不强，就是语言比较好玩，幽默。孔庆东当时是老大哥，教师嘛。

1998 年，我正由内蒙向北京发展。内蒙的包装、印刷、设计和发行都比较偏远落后。北京当时有个蒋宏工作室，他这个年轻人，留着小辫，留着小胡子，还挺有点创造力。

后来我就突出这种怪异，因为第一本是《火与冰》，副标题为“一个北大怪才的抽屉文学”。第一，突出北大。北大的怪才那么就吸引人。抽屉文学玩了一个概念，是说这个文章是发表不了的，只能放在抽屉里，自己看的。现在出版了，带有一种揭秘性。摩罗就是《耻辱者手记》，因为他一直在咀嚼耻辱，咀嚼耻辱就是耻辱者，等于一个知识分子觉得自己缺乏人权，缺乏人格，缺乏生命的尊严，活得人不人、鬼不鬼的，就有一种抽象，文化的感觉。耻辱者用自己的手写下来就带有一点揭秘性和真实性。就像作者手记一样。副题是一个民间思想者的生命体验。孔庆东《47 楼 207》写得有点幽默、休闲、诙谐。像毛志成的叫《昔日的灵魂》，就有点挽歌、回忆，有点像那种回忆的思想的罐头一样。张建伟的就《深呼吸》，突出纪实，还有那种现实感和生命的状态。每个人的风格都不一样。

反之，知识分子文丛就突出个人。像朱学勤、秦晖、徐友渔他们都是我们找的当时一个摄影家，现在很有名，叫鲍昆。给他们一个大头像，突出他们主体的价值。书名其实我都是凭感觉。比如朱学勤那本原来叫《书斋里的革命及漏斗》，是他的一篇文章的名字。我觉得加个漏斗就啰嗦了，他的思想对书斋有种批判性，就叫革命。那秦晖，因为《问题与主义》是胡适的一句话，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我就觉得这句话挺好，我就凭感觉。徐友渔本来是《一个自由主义学者的言说》，我觉得啰嗦，改成《自由的言说》。《拒绝遗忘》是钱理群自己取的。

这些知识分子当时在国内也算有一定影响，但是最主要是当时我这套书把他们自由主义学派打出去了。因为像秦晖这些都是国内一流的学者，但当时他知名度不是很高，中国的学者很多，他们跟别人没有区别。就像我后来出的“蓝色书坊“，杨显惠、阎连科、尤凤伟、北村等，一下就把他们和普通作家区别开了，突出他们的思想性。

因为中国人沉寂了十年，而且有思想的人也不多。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中国文人的四种类型》，有休闲文人、反动文人、无聊文人和进步文人。很多都是休闲文人，写些小情小调，风花雪月，吃喝拉撒睡，没啥价值。我们主张对中国的历史文化进行反思和批判，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西方的文化也进行有机地吸取。让中国能够放眼看世界，有点新启蒙的感觉。

当时畅销是因为那时的启蒙思潮，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对专制的批判。在此以前人们思想上都阳痿了，没有血性，没有锋芒，都是不痛不痒的文章。

我出这些书的时候完全没有考虑市场，就是因为激动。因为我在内蒙比较偏僻，我最早出的畅销书就像刚才讲的《儒商时代》《夫妻兵法》这些。在此之前，我没咋接触过思想。当时这些文章，唤醒了我那种激情和梦想，唤醒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当然当时我还算不上一个知识分子，就是一种激动。

“我平生最大的奢望就是但愿有可能阻止一个知识分子向世俗化的堕落”

2000 年的 1 月 8 号，我在北京朝阳区的戛纳酒吧开了一个“草原部落知识分子文存”座谈会。李慎之先生、李锐先生、茅于轼先生、崔卫平、周实、蒋子丹、王学泰等，中国几乎所有有名的自由知识分子都去了。人太多了，七八十个人。影响很大。

开了这个会，四月份……全国任何一家出版社都不能和我合作。我后来出的书就全用的笔名，什么亚伯拉罕、牧歌、田原，后来的书就不能正式出版，因为出了以后，只要用草原部落的名称，用我主编的名字，都出不来。

现在包括钱理群先生，现在三联书店给他出文集。像秦晖，到处给他出书。当时他们的书都是被查封的，不让出。名字都敏感。

当时知识分子领袖的李慎之先生——李慎之是中国社科院的副院长——说，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焰。主要还是要启蒙，开启民智，让大家学会思考。这个启蒙是和 1980 年代的启蒙一脉相承的。

1980 年代末是个分水岭。它把原来 1980 年代主要从外国的尼采、叔本华、萨特，把放眼看世界这个文脉给中断了。中断以后开始复苏，先从小情小调的席慕容、汪国真复苏，复苏到王朔，玩世不恭，调侃世界，然后复苏到余秋雨，对历史只敢叹息，不敢批判。再开始到王小波，是用一种诙谐的幽默的调侃，也不敢正面批判。中间又出了“布老虎”丛书，是纯文学的，影响力很大，但它基本上是些意识性的东西。那么到“草原部落”这里，就完全是一种反思和批判，而且突出思想，有激情、有理性、有状态。

等于 1990 年代的时候，中国知识分子在风波以后，压抑了有八九年。一直到 1998 年我们这块，就代表了一个思潮，就是自由主义的一个思潮：对中西文化的一个比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反思。而且这批青年学者既有激情，又有理性，又有锋芒，而且批判性特别强。它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如今过了差不多二十年了，回过头看当年这些畅销书，最大的感受就是这些书放到现在，也还是出不来。当然有些书在理论上，尤其一些翻译的书籍，比如像汉娜·阿伦特的一些书，奥威尔的一些书，当时都是不准出的。“草原部落”这些书可能比不上他们深刻。但是在中国学术界，当然从学术和理论上可能现在比那时深刻，但是从锋芒和批判的力度，还有文字的冲击力，现在的书达不到那个程度。现在这些书如果再版的话，还会畅销。

孔庆东和摩罗后来都发生了蜕变。我后来给孔庆东出了一本书，叫《四十不坏》。我给写的后记，引用了克尔凯郭尔的一句话：“我平生最大的奢望就是但愿有可能阻止一个知识分子向世俗化的堕落”。实际上，从人的本性来说，都愿意名利和世俗化。那么，既然你选择了思想者，就像钱理群所说，就选择了一条孤独的路，选择了丰富的痛苦。那么，你要跟这个时代，跟这个历史不能同流合污，那注定你是孤单的。但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又喜欢享受生活。所以知识分子向世俗化堕落也是规律呀，那么只不过孔庆东后来更左了。他讨好政治了，变成一个左派的代表。那可能和他心底早年中积累的思想不谋而合，他想当领袖，有领袖情结。摩罗就纯粹变成一个民族主义者，后来写《中国站起来》什么的，他不再咀嚼耻辱了。他问自己幸福不幸福，他要过幸福的生活。我觉得是一种恐惧、软弱和懦弱。甚至有点讨好当权者。余杰一直就没妥协，最后他走向基督教，去了美国。三个人走了三条不同的道路。

那么相对来说，像谢泳这些就走了大学的学术之路了，继续研究他的西南联大和知识分子问题。其他一些也成了一流大师级的人物，像秦晖，徐友渔和钱理群，都走向“神坛”了。

题图来自：陈逸飞油画《鲁迅组图》、电影《死亡诗社》

余杰：失明症与武汉肺炎哪个更可怕? 萨拉马戈《失明症漫记》

疾病与仇恨：患病的不是肉体而是心灵

“武汉义务送药人被举报赚差价”——《新京报》的一则报导，日前引发关注。二十五岁的中学实习物理老师吴悠在武汉封城後的一个多月，骑着电瓶车为网上求助者特别是一些孤寡老人义务送药。花清瘟丶口罩丶酒精等物资都是免费送给求助者，奥司他韦丶阿比多尔等稍贵一些的药品则收取低於市场价的费用。吴悠和朋友们为六百多户求助者送去药品和防护物资，他自己投入上万元储蓄。然而，吴悠却被人以非法售药和牟利举报，并接受公安机关调查。在配合调查期间，吴悠的奶奶因脑溢血昏迷，被送进医院。

“卑鄙是高尚者的墓志铭，高尚是卑鄙者的通行证”，跟北岛原作中肤浅的乐观主义相反，这才是中国的现实。在这场瘟疫中，吴悠不是第一个被伤害的好心人。武汉火神山医院开始建设时，正是无数人拼命逃离武汉之时，建筑工人张元二话没说就报了名，从老家“不怕死”地来到武汉昼夜施工。可工期结束，他迫不及待地想回家，却被全村的人挡在外面，理由是：从火神山来的，是高危人群。这个勇敢的逆行者，被与确诊及疑似病人隔离在一起，之後的命运如何，不得而知。

辽宁有两名普普通通的货车司机，在网上看到云南有大批蔬菜要支援武汉，向社会徵寻免费运输车的消息，直接从贵阳驾车到云南装货，又风尘仆仆地运到武汉协和医院。卸了货，顾不上休息，又启程回到云南继续装货。十二天，往返云南武汉之间三次，行程一万两千万公里，分文不取，还倒贴五万元油钱。当他们终於回到家乡，希望好好歇息时，却被乡亲们骂“瘟神回来了”。

疾病带来恐惧，恐惧滋生仇恨。在武汉肺炎席卷全球之际，很多人想起法国作家加缪的名作《鼠疫》。而葡萄牙作家萨拉马戈的《失明症漫记》却无人谈及。《失明症漫记》是一本虚构和想像的预言，武汉肺炎宛如其现实版本。

《失明症漫记》是这样开头的：繁忙的路口，绿灯亮了，中间车道的头一辆汽车却停止不前，司机在挡风玻璃後面挥舞着手臂，围观的人打开车门之後，才听到他在喊：“我瞎了！”没有人会相信，因为他的眼睛清晰明亮，巩膜像瓷器一样洁白致密。他却一再绝望地喊着：“我瞎了！我瞎了！”一位偷车贼假扮好心路人送他回家，顺便偷走了他的车。在开着这辆偷来车离开时，偷车贼却被传染上了失明的怪疾。第一个失明者由妻子带着去看眼科医生，眼科医生成了第三名牺牲品。失明症迅速蔓延，整个城市陷入一场空前的灾难。普通的盲人眼前是一片漆黑，这次的失明症却让失明的人眼前是浓浓的白色，彷佛睁着眼睛沉入牛奶的海洋中。白色的黑暗比黑色的黑暗更加可怕，正像萨拉马戈追问的那样——谁告诉我们这种白色眼疾不正是一种灵魂疾病呢？

文学评论家哈乐德·布鲁姆指出：“《失明症漫记》是萨拉马戈最令人吃惊和不安的作品。他那极具说服力的想像震撼人心，让读者深刻意识到，人类社会竟是如此脆弱丶荒诞。这部作品必将永存。”《柯克斯书评》评论说：“与欧威尔的《一九八四》丶卡夫卡的《审判》并驾齐驱。”《泰晤士报》则评论说：“萨拉马戈成功地刻画了人类的缺陷，创造出当今世界最卓越的一部作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部惊人的现实主义作品，我们在“岁月静好丶闲来无事的悲剧”中麻木不仁太久了，不知道自己的生活居然如此荒谬。

关押与枪杀：当病人成为敌人

失明症在蔓延，但不像突然出现的海潮那样汹涌澎湃，拉枯摧朽，淹没一切，而是如同千万条涓涓细流缓缓渗透，逐渐把土地泡软，突然间把它变成一个泽国。

政府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来处理这一公共卫生危机。萨拉马戈模糊了故事的背景，没有明确指出是哪一个国家的政府，读者可以联想到任何一个他们不喜欢的政府。不过，从书中政府对军队高度依赖的情节可以看出，作者融入了自己在葡萄牙独裁政权之下生活大半辈子的经验。卫生部长的助手，以其丰富的想象力，用中性的“白色眼疾”代替难听的丶让人谈虎色变的“失明症”——正如现实生活中，中国政府坚持声称“武汉肺炎”带有歧视意味，而操纵世界卫生组织改名为“新型冠状病毒”。但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坚持使用“武汉肺炎”这一名词，并非无意为之。

委员会经过讨论得出解决方案：在找到处理和治疗失明症的方法之前，把所有失明者，包括与之有肉体接触或直接联系的人，统统收容起来加以隔离。隔离在哪里呢？卫生部长建议说，正好有一所废弃的精神病院。於是，失明的男男女女都被运到精神病院。

病患刚刚进入各自的房间，广播里就传来政府宣布的十五条规定。其中第一条说得温文尔雅，政府希望所有公民在此艰困时刻表现出爱国之心，与政府配合，遵纪守法，被隔离是一种支援全国其他人的行动。中国政府的修辞术比书中的政府更为加高明：中国政府自我表扬说，「现在我们应该理直气壮的表示，美国欠中国一个道歉，世界欠中国一声感谢，没有中国的巨大牺牲和付出，就不可能为全世界赢得宝贵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时间视窗，可以说中国一己之力，硬生生的将新冠肺炎疫情挡住了很长一段时间，真的是惊天地丶泣鬼神！」加害者变成拯救者，甚至不需要川剧变脸那一瞬间的招式。

第二条规定就杀气腾腾了：“在事先未获允许的情况下，离开所在建筑意味着立即被打死。”那名偷车贼稀里糊涂地跨越了红线，被一名紧张万分的士兵开枪击毙，成了第一个牺牲品。开枪的士兵担心自己会受惩罚，长官却表扬他当机立断丶杀人有理。一名团长在军营中说，盲人问题只能靠把他们全都从肉体上消灭解决，包括已经失明和必将失明的人，无须假惺惺地考虑什麽人道主义，团长说的话与切除坏死的肢体以拯救生命的说法有异曲同工之妙，他说，狗死了，它的狂犬病自然就治好了。

官员的地位越高，越是视人命如草芥。陆军部长对卫生部长说，我们这里有一位上校，他认为解决办法应当是盲人一出现就随即把他们杀死；以死人代替盲人不会使情况发生很大的改变；失明不等於死亡，但死人都是盲人。陆军部长下令组织二百名公车司机去运送病患到隔离点，但他没有告诉公车司机，等运完病患，官兵将奉命将司机们也关到里面去。同一天傍晚，陆军部长把卫生部长叫去，告诉卫生部长说：“你想知道件新鲜事吗，我对你说的那位上校失明了。现在要看看他对原来出的主意怎麽想了。他已经想过了，朝自己头上开了一枪，可见他的态度前後一致。这样的军人是好样的。”这就是当局的真正意图：“虫子死後，毒汁也就完了。”病人都是敌人，要麽自生自灭，要麽被像韭菜一样割掉。

不久，作为隔离点的精神病院爆满，政府转而主张由各家各户把自家的失明者关在家里。很快，全家都被感染，全家都变成盲人，没有剩下一个人看护他们，给他们引路，保护他们不受眼睛还好的邻居和其他人的伤害。最後的结果是：“不论是父子或母子，都不能互相照顾，他们只能像图画上画的那样，一起走路，一起跌倒，一起死去。”

人与动物：不像动物那样生活有多难？

“肉眼上的失明，代之以灵性的视域，足以补偿。”这是荷马丶弥尔顿和博尔赫斯等伟大作家失明後的信念。他们坚信，失明或许是另一种光明的开启，失明与一种超自然力量拉上关系。然而，在《失明症漫记》中，整个城市都失明了，社会没有开启“另一种光明”。社会秩序迅速垮塌，人类“下降”成为动物。

首先是被隔离者的脆弱的秩序迅速崩溃了。在什麽也看不见的情况下，人们开始随地大小便。政府没有向他们提供卫生纸，大便之後人人都不擦屁股——现实生活中，武汉肺炎引发了抢购潮，人们到超市哄抢的一个重要物质是卫生纸，看来这不是没有理由的。在废弃的精神病院，就连拥有博士学位的医生都不得不生活在自己和众人的屎尿堆中，“他知道自己肮脏不堪，想不起一生中有什麽时候这麽肮脏过。人变成野兽有许多方法，而这是人变成野兽的第一步”。

人们为了寻找食物到处乱冲乱撞，一旦越线，就被在远处看管他们的士兵射杀。到处是白色的耀眼的光，但人们就是什麽也看不见。伴着弥漫在空气中的令人难以忍受的臭气混杂，光似乎也散发出令人作呕的气味。“猪，一群猪。”有人终於忍受不了，如此吼道。精神病院夜晚的月光映衬着高耸的楼墙，冷漠阴沉的枪管，还有不断的闪现在盲人白色视界中的晃眼的探照灯。这些失去的职业和身份的行尸走肉，还是人类吗？萨拉马戈冷静地做出判断：是的，他们是人，不过他们是一群失去视力的男人和女人。他们失去了人类的尊严，一半是冷酷无情，一半是卑鄙邪恶，最终使不幸变得更加不幸。

更可怕的是，“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处境并没有让失明症患者们彼此友爱丶彼此扶持丶彼此帮助。生病的不单单是眼睛，更是心灵。盲人的灵魂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无拘无束，脱离了躯体更能为所欲为，尤其是做坏事，尽人皆知，做坏事最容易。一夥盲人强盗入院後，以武力垄断了政府配送的食品——士兵们只负责将食品放在大门口，究竟如何分配，是病患自己的事情。强盗们先是要求人们拿随身携带的财物来交换食物，然後强迫女盲人前去“服淫役”。所有病房内的男性必须用妻子或情人的身体换来赖以苟活的食物。你吃的下麽？有人还保留一丝可怜的反思，但很快，所有人的耳边都传来极富穿透力的丶低声啜泣中不假思索地咀嚼面包的声音。

此一场景不禁让人联想到英国作家戈尔丁《蝇王》中的情节：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一群孩子逃到一座孤岛上的生活。天真丶善良丶纯洁的孩子们从熟悉的生活环境进入陌生的“异境”，到底会发生什麽变化怎样呢？在荒岛上，孩子们暴露出来的不再是天真丶善良和纯洁，而是疯狂丶邪恶和非理性。他们像成人一样彼此厮杀。戈尔丁说，我们必须正视自己体内那只动物，那只邪恶的动物。这只邪恶动物从我们生下来的那一天起，就潜伏在我们体内，随时跃跃欲试，一不小心就会跳出来，控制我们的大脑。

第一位盲人暴君死於非命後，一名曾是会计的盲人取而代之——可见他们并非天生的强盗。这名盲人强盗头子犯的最大错误是，他以为只要拿到手枪就大权在握，结果恰恰相反，每次开火伤害的都是他自己，每射出一颗子弹他就失去一些权威，子弹打完以後将会如何呢？萨拉马戈不无轻蔑地写道：“穿袈裟的不一定是和尚，执权杖的不一定是国王，最好不要忘记这条真理。”

要想不像动物那样生活确实很难，但值得一试。医生的妻子是唯一没有患失明症的人，为照顾丈夫，她假装自己失明，跟丈夫一起进入精神病院。她看到并经历了可怕的一切，当看得见眼前的痛苦已然变成一种负累时，当因视力正常不得不为其他的夥伴们的生死存亡负责时，她一度自我诅咒说，“还不如也失明了的好。”但最终，她仍然信仰“耐心有益於视力”，并耐心地行动着，照顾着身边的六位盲人，教导他们“如果我们不能完全像正常人一样生活，那麽至少应当尽一切努力不要像动物一样生活。”他们活了下来，逃离了疯人院，并熬到视力恢复的那一天。

人与上帝：没有上帝，邪恶就是理所当然

萨拉马戈在书中发出一系列的天问：“我们为什麽会成为现在的样子呢？人类究竟出了什麽问题？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历程中，是从何时开始我们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或者说越来越缺少人性的呢？经过数千年之後，在创造了如何之多的美好事物之後，在对宗教和哲学进行了如此之多的探索之後，今天我们走到了这样的一种境地：在与环境和其他人的关系中，我们不能真正成为人类，这究竟是为什麽呢？”

萨拉马戈是一名激进的无神论者丶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员。他认为，这个世界要是没有宗教的话，将会和平得多。但在小说中，他不断地探讨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尤其在其晚年的作品中，他更专注於寓言式的写作，比如《失明症漫记》，读者很容易从中解读出人类文明是何其脆弱的真相。那麽，救赎之道在哪里？

有意思的是，《失明症漫记》的扉页，引用的不是马克思的名言，而是圣经《箴言书》中的两句话：“如果你看，就要看见。如果你能看见，就要仔细观察。”萨拉马戈没有找到最终的救赎之道，但他至少是一名诚实且严肃的观察者——只要还能观察和记录，黑暗，即便是白茫茫的黑暗，就不再是不可以战胜的威胁。

萨拉马戈生前希望在他的墓碑上刻上这样的墓志铭：“这里安睡着一个愤怒的人。”无论在《修道院纪事》还是在《失明症漫记》中，萨拉马戈都对这个世界极尽抨击和讽刺，之所以愤怒，因为他认为，“虽然我生活得很好，但这个世界却不好”。他不像中国最後一位儒者梁漱溟那样，在经历了一辈子的政治苦难之後仍相信“这个世界会变好”，他对人性的认识比梁漱溟深刻。但他并未意识到，这个世界的“不好”其实跟每一个人丶包括他自己息息相关，人人都难辞其咎，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

在小说的结尾处，幸存者们逐一恢复了视力。医生大声疾呼道：“我甚至觉得比原来看得更加清楚，真的更加清楚。”他说出了大家想说但没有胆量大声说出来的话。武汉肺炎之後恢复自由和健康的患者和被隔离者们，会有这样的生命顿悟吗？这时，医生的妻子哭了起来。“她当然高兴，我的上帝，竟然如此容易理解，之所以哭泣是因为精神上的耐力突然用尽，她像个刚刚出生的婴儿，发出尚无意识的第一声啼哭。舔泪水的狗走到她跟前，这条狗总是知道人们什麽时候需要它，所以医生的妻子把狗搂住。此时此刻她产生了强烈的孤独感，只有这条狗如饥似渴地喝她的泪水才能减轻她难以忍受的孤独。”这是这部长篇小说中让人感动落泪的段落。重生的希望是爱，而不是其他东西。

萨拉马戈没有找到他的上帝，但他承认，在被隔离和被剥夺的丶混乱且原始的情况下，宗教的必要性突显出来。没有诚实守规矩的人遵守一套秩序来生活，生存几乎不可能。但手无寸铁又同样脆弱的人当中，难以找到一位正直的领导并且制定一套公正的规矩。大概只有在人们面对共同的敌人时，或拥有共同的信仰时，他们才能依偎着勉强生存下去。

失明症丶武汉肺炎丶鼠疫丶黑死病以及极权主义，本质上都是同样的邪恶。加缪在《鼠疫》中写道：“世上的罪恶差不多总是由愚昧无知造成的。……最无可救药的邪恶是这样的一种愚昧无知：自认为什麽都知道，於是乎就认为有权杀人。杀人凶犯的灵魂是盲目的，如果没有真知灼见，也就没有真正的善良和崇高的仁爱。”习近平派到武汉的锦衣卫丶武汉市委书记王忠林宣称：“要在全市广大市民中深入开展感恩教育，感恩总书记丶感恩共产党，听党话丶跟党走，形成强大正能量。”由此可见，比武汉肺炎更大的邪恶仍然笼罩在武汉丶笼罩在中国。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和共产党就是武汉肺炎，习近平和共产党就是失明症。武汉肺炎与失明症谁更可怕并不重要，因为习近平和共产党比它们可怕千百倍。

原载：新头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