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Order of the Peaky Oppenheimer
文｜許朗
“The black rider…meant to signify approaching death. So, yes, I suppose it resembles Thomas.” Peaky Blinders (Season 6 Episode 3, 2022)
“Now I Am Become Death, the Destroyer of Worlds.” – Oppenheimer (2023)
在荷爾蒙過剩的青春期男生心中，Peaky Blinders主角Tommy Shelby， 乃至Oppenheimer皆被奉為「Sigma Male」的楷模。雖然Sigma Male其實並無嚴謹的學術論證，只是博君一燦的網絡迷因；但在Cillian Murphy的演繹之下，兩個文本一虛一實，但同樣可堪玩味。
Peaky Blinders的造型隨時間一直改變，從活領恤衫一直穿到粗花呢三件頭。但亙古不變的，是Peaky Blinders的 Baker Boy Caps/ Flat Cap，香港俗稱報童帽或者賊仔帽。故事中主角一干人帽檐內縫有剃刀片，一言不合便可脫帽行兇。帽與英國工人階級淵源尤深，十六世紀英國曾要求但凡平民男子，六歲以上便得於假日穿戴羊毛便帽。後來法例廢除，但幾百年後，勞工階層依然愛戴。後來Tommy Shelby鯉躍龍門，始終沒有脫下象徵出身的圓帽。至於Oppenheimer造型衣裝筆挺，西裝長套長及膝蓋，頭上卻頂著一頂不相配的牛仔帽。嚴格上，那是頂Fedora Hat（淺頂軟呢男帽，類似Indiana Jones造型）與Porkpie Hat （找不到合意的翻譯，姑且先當是Buster Keaton戴的那種）的合體。電影美指再將帽檐加闊，勾勒出幾分西部的況味。電影中Oppenheimer在曼哈頓計劃開展初期本是一身戎裝，後來被科學家同儕一言驚醒，方改穿自己的衣裝。
作為一個牛仔科學家，有頂牛仔帽傍身，其實也合理不過：雖然Oppenheimer生於紐約，青年卻曾到新墨西哥州療養。在此Oppenheimer與新墨西哥州嶙峋的山脊結緣。核試之所以選址洛斯阿拉莫斯，電影也交代那是Oppenheimer心中，科學世界（加州理工、芝加哥）與自然世界（新墨西哥州）的中間點。Oppenheimer 性本愛丘山，他與弟弟在新墨西哥州擁有一個牧場，馬蹄踏過通往洛斯阿拉莫斯的崎嶇山路。電影之中也有幾幕交代Oppenheimer與妻子Kitty策馬入林。無獨有偶，Tommy Shelby都一樣愛馬。Shelby家人基本上都離不開馬匹：以馬代步，以大篷車為棺槨，第一季便是靠打贏外圍大佬發跡上位，第二季南征北討，也是為了鞏固家族的馬場落欖生意。Barbie大電影大肆調侃男人愛馬的刻板印象，但這裡的關係的確千絲萬縷。馬匹的速度力量是人身無法匹敵，因此駕馭馬匹等於掌控了一股原始的力量。這種力量象徵著男人的地位：馬背上的是騎士，馬屁股旁邊的是平民。到了啟蒙年代，馬匹從演變成男子氣概的圭臬。佐治三世的馬倌說過半人馬（Centaur）是馬術的象徵 (註1)。騎手需要花上一生去精進騎術，與馬匹培養默契，靈犀相通。某種意義上，人馬合一才是最高境界。所以第六季大結局，Tommy放棄不詳的黑馬，改乘白馬迎接終局，這裡某程度上也映照了他的期許與願望。
Tommy 是家族中的家長。第六季Tommy表弟Michael叛變，及後東窗事發。受死前他控訴家族中無人能夠逃出Tommy的手心，Tommy一個眼色便是誥令，一句說話便是死刑。其實，父權不一定完全摘去女性的羽翼：譬如Tommy的姨母Polly、妹妹Ada 都在家族以及公司舉足輕重。但二十世紀伯明翰女權意識逐漸高漲的同時， Tommy卻可以家族之名，拉扯兄弟姨妹的生活與婚姻，同時被家族束縛，扛起所有光榮與污穢。Oppenheimer的家事雖然不如Shelby複雜，可別忘了，他以一己之力將三千名科學家與家眷搬到荒漠之中整整三年，並擔當起這個群體的奠基者、鎮長與警官（Founder, Mayor and Sheriff)。電影將Oppenheimer 置於眾人膜拜的神壇，卻使他陷入類似的窘境。有學者批評電影缺乏性別與種族代表性，女性台詞不多，沒有黑人云云。當然以數人頭、數對白作為評影標準十分無稽，一名科學家的妻子（Lilli Hornig) 就在Oppenheimer邀請下加入核試團隊。但女性描寫始終是Nolan文本的罩門，無論是妻子Kitty，還是情人Jean的角色都頗為單薄，無非是托著主角而生。Oppenheimer是齣傳記電影，圍繞Oppenheimer展開劇情並無不妥；但在表面的父權之下，女性在電影文本該如何安放同樣值得商榷。
工業革命以後，傳統共同體逐漸崩潰，每個人都想要極力衝破桎梏，分拆成為獨立的原子（正好呼應了Oppenheimer的科學里程）。但Jean Luc Nancy 反對輕率的個人主義，因為存在需要在關係之中被解構，而絕對的個人主義等於排斥關係，這在邏輯上相悖，說不過去 (註2, 3)：這是二十世紀出現兩股作用力與反作用力。於是我們看到Peaky Blinders中的大哥Arthur、大嫂Linda、Ada都曾嘗試自立門戶，但都死死地氣被拉回泥沼。Shelby家族雖然壓抑個人，並卻不依循禮樂宗法。家庭會議需要董事表決，成員各司其職，在血肉橫飛的黑幫生活中，一切都顯得理性而循規蹈矩。所以現代社會並非建築在傳統共同體的理想廢墟上。不必神交古人，也無需上溯堯舜，共同體就是實在的社會問題。
極左與極右都是高舉集體先於個人的共同體，在戰爭與極權的例外情況（State of exception)下，無論是Peaky Blinders 與Oppenheimer，一切個人意志都似乎適得其反。 兩個故事的核心，始終是個人與集體的角力，也是社會/國家機器的縮影。照劇中吉卜賽人的說法，Shelby家族都是Didicoy，是混血吉卜賽人。Tommy會說羅姆語，也迷信巫蠱。至於Oppenheimer生於美國猶太家庭，父輩從德國移民美國，早年發跡，生活優渥。吉卜賽人與猶大人，都是納粹眼中的Untermensch，下等人類。吉卜賽人與猶大人流徙千年，實在繼承下來的與其說是流奶與蜜的失落理想，倒不如說是一種內在經驗 —— 一種受逼迫、剝削，同仇敵愾的共同經驗。
個人抉擇無法從時代脈絡抽離，單獨產生意義。具備吉卜賽人血統（以及愛爾蘭工人背景）的Tommy Shelby透過黑白生意積攢鉅富，叱咤整個伯明翰。但另一邊廂，他遊刃在皇室政府、共產黨、法西斯與愛爾蘭共和軍間，時刻保持著致命的親密。一開始他反對妹妹與共產黨人交往，又協助緝拿革命份子。可到了第四季，Tommy當上工黨的眾議院議員，又與Jessie Eden（女權主義者、工會領袖、共產黨人）譜出一段露水情緣。暗殺Oswald Mosley（英國法西斯領袖）不成，他又潛入英國法西斯同盟，為邱吉爾暗探情報。Tommy Shelby一生刀頭舔血，惡貫滿盈，但他一樣想在全身而退之前積一點善。曾經實用至上的Tommy Shelby逐漸向政府靠攏，成為對抗法西斯的社會主義者。猶太背景將Oppenheimer與共產黨人越拉越近，接濟西班牙內戰，又協助猶太裔科學家撤離納粹德國。後來麥卡錫大肆獵巫，他與共產黨人的藕斷絲連倒一一成了迴力鏢。Lewis Strauss蔑視逐日的夸父，因為權力往往躲在隱蔽處借刀殺人，絲毫不需張揚。Strauss在背後借告密者捅Oppenheimer了一刀，甘迺迪借科學家捅了Strauss一刀，就連Oppenheimer本人（以及原子彈），都是杜魯門處死日本的刀俎。Oppenheimer好比一支槓桿；給他一個舞台作為支點，他將可以撼動世界。但槓桿不會自行發力的，要撬動弱肉強食的連鎖反應，須得有個幕後推手。
死亡的陰霾一如原爆的蘑菇雲，揮之不去。古埃及十八皇朝花瓶上的象徵死亡的騎手是Tommy Shelby的轉世。Tommy一輩的伯明翰男人都是一戰老兵，在法國索姆河戰役倖存。索姆河戰役戰役被稱為「一戰絞肉機」，英法德死傷合共過百萬人。眾人雖然保住性命，餘生都躲不過戰爭烙下的詛咒。午夜夢迴，又或是幻覺發作之際，Tommy往往憶起那潮濕幽閉，了無盡頭的隧道，以及刀下德軍男孩的亡魂。另外一邊毘濕奴道成肉身，借黑天，再借Oppenheimer 之口說出「我現在成了死神（原文或可譯作時間），世界的毀滅者」。但是毘濕奴本是守護神，濕婆才是掌管毀滅的神祇。為何毘濕奴要說服王子阿周那出師征戰？此處或許與《薄伽梵歌》五章十節對讀：
一個沒有依附地執行他職責的人，向至尊的神獻出工作的結果，便會像不沾染到水的蓮花葉一樣，不受罪惡活動的影響。
這樣下來，Oppenheimer的用意便十分明顯。萬物有生必有滅，他只是一個惡俗的凡人，無法以死神自居，也無法干預命數。但作為血肉之軀，他可以依循天理，將研究成果獻祭予科學，而且免受良心責備。他不像Tommy Shelby一般回顧戰爭的幽靈，怵目驚心的死亡意象也不在反映他的殺業；Oppenheimer是在前瞻天神盜火的可能。原子彈的發明催生了氫彈，那麼氫彈又會引致甚麼？電影的結局正好點了題：愛恩斯坦在發現廣義相對論以後就停下腳步，駐足不前，因為上帝不會擲骰子。Oppenheimer卻一把奪過上帝的骰盅，搖出一個波譎雲詭，無法預知的未來。
註1：Mattfield, Monica. “Centaur or Fop? How Horsemanship Made the Englishman a Man.” Aeon, 8 Apr. 2021, aeon.co/ideas/centaur-or-fop-how-horsemanship-made-the-englishman-a-man.
註2： Lusin, Caroline, and Ralf Haekel. Community, Seriality and the State of the Nation: British and Irish Television Series in the 21st Century. Narr Francke Attempto, 2019.
註3：Nancy, Jean-Luc. The Inoperative Community.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