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撤离的外资和大喊“解放思想”的怪象使中国年轻人感到焦虑与不安

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党首邓小平1997年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二十七年前这位曾经打开西方了解中国社会的“开门人”，至今时常被中国民众拿来与现在中国开放政策做对比。但是，中国官方对于邓小平离世纪念日没有举办任何大型纪念活动。在二月十九日的当天，在位于四川广安的邓小平老家有举办献花仪式。而《瞭望杂志》、《中国妇女报》等中国官媒及一些地方官媒则通过撰写短语来纪念邓的去世。

值得注意的是，毛左网站“红色中国”周日晚间则发出署名“李方舟”的短文“祝贺邓小平逝世27周年”，称邓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伟大的鹿克斯主义者，革无产阶级命家”，并称为纪念邓，“我决定用罗大佑1989年的《侏儒之歌》作为主题曲……”直到20日，上述文字并未被屏蔽。

显然，关于邓小平的评价，在中国内部是极其混乱且存在分歧，少数来自中共改革派的声音认为“邓的出现改变了中国落后且贫穷的面貌”而反对派的声音认为“邓是向资本主义低头，但是却又不得不承认市场经济带来的巨大影响”。

在中国，一些中产阶级坐享于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财富成果，却又常抱怨限制性的经济政策多到无法维持财富稳定性的增加。

而对于邓的评价而言，人们更多偏向于利益化和阶级化。

作为中共第二代的党首邓小平，其提出的“解放思想与市场经济制度"使中国开启了对外开放的新格局，似乎当提到有关中国市场经济政策时，人们更加区别于邓的朴实价值。

而中共第一代党魁毛泽东也曾提出有关解放思想的概念，但是观察人士认为，毛的说辞更像是一种政治上的宣讲，是中国政治运动的一种信号。

而对于毛的解放思想政策而言，一方面，当局不断淡化这类历史教育的学习，另外一点，中共各代领导人都要重新塑造一种新的“象征”。而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的“解放思想”被我采访的中国年轻一代认为是更加突显经济层面上的“开放”，这也是邓的言论容易接受的主要原因。

邓小平的解放思想论，给中国年轻一代带来许多来自西方社会所没有看到的事务，多样的娱乐设施在随后的几十年的时间里遍及中国各地。

现年31岁、在北京一家商业公司做政策分析的Frank Lee 认为“毛泽东的“解放思想“与邓小平相比似乎没有界限，二者都对于解放思想都提出一些具体措施。但毛泽东时代的解放思想更具有跳跃性思维，邓小平则是更关注经济层面的改革。”

他还表示，邓小平时代似乎更关注政治与资本间的力量悬殊，但是对于毛泽东时代而言更像是对于中国社会的根源性思想的来源指示，邓小平似乎继承了对于毛泽东的思想路径。两者处于不同的历史时期，毛泽东时代的政治运动远比于邓小平时代多的多。

他还提到，当今中国经济面临房地产和消费低迷的现实，这样的情况在一些中小城市很明显，比如紧邻北京的河北省石家庄市，我家乡这里就面临着消费需求低欲望的状况。原本工资就不高，物价也会降低，所以大家索性不再继续大笔的消费。

对于现在的社会政治生活而言，他也担心自己妄加评论两位特殊的历史人物带来的风险，这也是为什么他只愿意告诉我他的英文名字。

在邓小平离世纪念日的前一天，中共湖南省委发出“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通知。1978年12月，邓小平首次提出“解放思想”等政治主张，但湖南省这份通知中并未提及有关邓小平的任何内容。在北京一家商业舆情公司的陈麦德告诉我说“这只是一个一般性工作指导文件，此处的解放思想并不是改革开放初年的那个。

对于湖南省这次的讨论，更多是对体制内一些弊病的反思，更像一次纪委的警示大会，仅限体制内，而不是上个世纪那次全社会大讨论，做到真正意义的解放思想。”

他还说“以目前的经济状况，从各个层面的官员都很难做出有力的改革举动，这次改革似乎是给这些官员在政治上提出稳妥的解决方案，但是未来能够延续其发展的时间点上，还是很难做到统一。不排除，当湖南省地方改革统一了，其他省份就开始跟风式学习，最后又回到了当年“农业学大寨”的模式。”

他提到的这个模式，就是发生在上个世纪中国多地在不考虑任何实际下，做出一摸一样的发展路径。

中国官方层面的解放思想，似乎是对于现在多数基层官员摆脱一些政治上的障碍，以此减少民间高涨的戾气，从而减少基层维稳负担。

但在现实中，很难在中国看到公众真实的情绪。即使是讨论一些看似与政治无关的话题，人们有时也担心遭到举报。

中国自去年修订反间谍法后，一直鼓励公众参与到维护国家安全的任务中，这些专门从事国家安全的警察也感到维稳压力大不如前。

实际上，对于每一次中国社会的出现“解放思想”，无非是一种新政治信号的开始。

相比于较为敏感的中国年轻一代的大学生而言，这是当局重点防范的对象之一。尽管中国允许大学生对于时政和社会现状自由发声，但是还是很担心这样的言论会不会影响未来毕业后考公务员和读研究生。

一些为了能够在大学期间入党的学生，往往愿意表露出自己对党的“忠心和决心”，而这些学生告诉我这叫践行信仰的表现。

出生于2003年、就读于北京一所科技院校的杨睿杰却很反感这样的学生，对于即将寻找实习机会的杨来说解放思想和就业环境简直是天壤之别，对于杨而言还是感到一些疲倦和压抑。

在他看来“解放思想就是说给普通老百姓听的，从而带动大家看到一个新的经济政策很可能即将出炉，这样做既为两会营造了氛围，同时减少外资的不断撤离。从中国制造变成了中国智造，但是中国那么多人口真的不缺廉价劳动力，甚至为了薪资，中国大学生们甚至可以一卷再卷。”

“现在的就业环境和之前相比完全是变了，工作机会越来越少，却还要发展经济”。

杨的遭遇是许多中国年轻一代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在没有父母辈的强大积蓄面前，任何理想都变得不切实际。

他还说到“就像海湾石油进入中国一样，这可能会危及到原生的红色家族企业。如果真的让大量的外资进入中国，那他们的企业可能没有人家外资做的好，同时又想花极小的成本赚大量的钱，那么就不断提升入资标准。”

根据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周日（2月18日）公布的数据，去年中国直接投资负债余额为330亿美元。这一指标可以衡量外国对中国新投资。2023年比2022年下降了82%，这是自199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中国商务部早些时候的数据也显示，2023年中国新增外国直接投资降至三年来的最低水平。

中国经济持续疲软也反应了，在北京与西方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海外市场利率上升的大背景下，外国公司正在从中国撤出资金。

杨还说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那真的是在解放思想 ，黑猫、白猫抓着耗子就是好猫。没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才能真正的发展起来，现在很多老百姓也能意识到这一点，就是条条框框太多了。”

杨感言到“人家用几十年、几百年发展出来的产品，你几年就追赶上了，真的存在这样的弯道超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