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我們都是俄烏戰爭的受害者（2月25日）
【按：此文寫於戰爭爆發次日（2022年2月25日），發表於微信公眾號“越向書”。】
文/越向
關於烏克蘭危機，我的一位同事問了一個好問題：為什麼這些國家（包括劇變後的前東歐國家）在建立代議制民主之後通常都會反俄，而只有在政治強人的控制下才會親俄？
答案有很多，今天只談其中一個：因為西方有錢。
小說《三體》借一位第三世界領導人的口說了一句很深刻的話：“你們【超級大國】每天都在進行核子試驗，這事兒對你們來說就像玩電子遊戲那麼方便，但我們就不行了，我們沒有超級電腦，只能試真的，幹同樣的事，惹人討厭的總是窮人。”
1840年托克維爾曾神奇地預言，美俄這兩個民族總有一天會成為各占一半世界的兩大霸主（冷戰開始後，歐洲學者們估計是抱著崇拜的心情來讀這段話的）。但其實自托克維爾說完這番預言之後的近兩百年時間裡，美國的經濟實力幾乎總是壓著俄羅斯一頭（後來就不止“一頭”了）。
最明顯的，就是這兩個國家真的成為世界各一半的霸主之後的表現：蘇聯紅軍在1945年開入德國之後姦淫擄掠，人心喪盡。將德國人的財富搶奪一空之後，又想讓東德人跟著自己混，也不問自己有沒有一點當大哥的樣子。
與吃相難看的蘇聯人相比，美國人就體面多了，進入德國後軍紀相對嚴明，不是其士兵道德感真比紅軍戰士高多少，而是其後勤保障要充分得多。士兵們不但不愁吃喝，還有美金和尼龍襪用來解決其他需求。
在國家層面，蘇聯無情地向德國人催逼賠款，恨不得把地皮刮掉一層。美國不但自己不要一分錢賠款，還向德國提供救濟品，同時還勸法國也不要去逼德國——需要多少錢向大哥張口就好（後來法國所要的6億多美元的賠款皆由美國支付）。
這才讓美利堅帝國成了所謂的“被邀請的帝國”，西歐人都盼著這位財神爺來自己國家駐軍，許多東歐人只要有機會都願意改換門庭。蘇聯總是譴責美國鼓動東歐國家人民反蘇，但美國覺得自己很清白，我們只是給這些人以自由選擇的機會。然而，人們都會選擇富裕的那一邊。這就讓自由與親蘇（親俄）構成了一對矛盾。冷戰結束之後，這情形也沒有發生實質性的變化。
美國在冷戰時期對蘇聯採取的“遏制戰略”其實是一種絞殺戰，不用冒險，“先為己之不可勝”，等待敵人犯錯誤，即使敵人不犯錯，拖下去也是穩贏。這就好像圍棋比賽裡李昌鎬執黑還被讓了幾個子，那就對不起，他為什麼還要進行有風險的廝殺，就這麼一步步下，對手最終只能投子認負。
蘇聯則不同，一旦計劃經濟被證明沒有那麼神奇，那麼越拖下去差距越大，穩紮穩打不行，就上奇謀詭計，結果動作更是變形。
冷戰中的幾次危機都是美國以大面上的優勢逼蘇聯，導致蘇聯感覺到如果不能出奇謀、爭先手，就會被美國耗死。
所以蘇聯多次選擇了“俄羅斯輪盤賭”模式，逼美國展開“是你死就是我亡”的屠龍之戰，沒有從容不迫運籌帷幄，只有一招定生死的決鬥，讓美國相對雄厚的資源優勢派不上用場。伊朗危機、土耳其危機、古巴導彈危機、兩次柏林危機，都或多或少有這樣的特性。
此次烏克蘭危機，我們仿佛又看見了相似的情景。
但這次，俄羅斯做得太過分了，普京已經逾越了任何一個蘇聯領導人都沒有侵犯過界限，從根本上動搖了戰後國際秩序。
有人說，別跟我扯什麼道義，從中國的國家利益看，現在敵人被迫分心，朋友有求于我們，這處境總不算壞吧。
是不太壞，可惜這僅是一種短視。
近四十年來，中國是戰後國際秩序的最大受益者。
主導我們當代世界的基本規則萌芽於1941年8月英美共同簽訂的《大西洋憲章》，經蘇聯加入討論後於1944年2月在雅爾達正式定型，並由獨存的超級大國美國於1991年冷戰結束之後進行了調整。《大西洋憲章》最核心的原則就是：反對侵略，不承認由暴力完成的領土變更。同時還宣導自由和平等的貿易。
當時的中國雖然也名列聯合國創始會員國和“五常”，卻僅能算這套國際規則的參與者，而非制定者。然而，這套並非為中國的利益而制定的規則給了中國崛起的機遇。
毋庸諱言，這套國際秩序最主要的造就者是當時的世界第一強國：美國，所以穿起戰後國際秩序這身“衣服”最合身的是美國。作為發達經濟體且地緣條件優厚的美國早已不再需要“侵佔領土”這麼“老土”的霸權手段，公海航行自由正貼合其無可爭議的制海權。而且這套秩序對貿易自由的推崇，也非常適合工業肌肉發達，意欲打破一切壁壘搶佔市場的美國。
但這套規則的制定者沒有想到，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後竟然也能如此迅速發展自己的工業能力，短短三十年內就幹成了“世界工廠”。
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曾有人到處鼓吹中國必須“持劍經商”。但看看資料，中國外貿的發展並不是以中國軍力的發展為條件的。如果中國的商船真的需要護航艦隊才能縱橫四海，那中國的外貿在這樣的交易成本下根本發展不起來。
戰後這套秩序的特點恰恰是取消了19世紀的那種“勢力範圍”，只要認同貿易自由化的基本原則且不挑戰美國的霸主地位，任何國家都可以不持劍而經商。只不過，要是一個國家的工商業實力不強，就只能處於“現代世界體系”的底層接受強國的經濟剝削。
現在這套國際秩序本身並沒有偏見，誰的生產力最強、提升最快，它就為誰服務。誰都沒想到，本來是美國為自己準備的國際秩序，竟然成就了中國的發展，這也是一些美國政治精英嘟噥著“中國是在搭便車”的由來。
參與全球化是中國幾十年來高速發展的關鍵，而戰後國際秩序正是全球化的基石。即便現在風向有變，逆全球化和安全形勢惡化可能在未來三十、甚至五十年是大勢所趨，中國也不應該推波助瀾，而應盡最後努力，支持多邊主義和自由貿易，獲取最大的和平紅利。
現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行為讓國際秩序陷入險境。
秩序這個東西，跟信譽一樣，難於建立，卻易於毀壞。我們開車上路，一般都不會逾越地上畫的雙黃線。其實雙黃線上並沒有實體牆，開車人這麼小心翼翼簡直就如同“畫地為牢”。大家能這樣，是因為大家都願意相信秩序。一旦有人打破這個規矩，就會形成“破窗效應”，更多的人會覺得“和尚摸得，我摸不得？”最後讓人感到越是守規矩就越吃虧——這種體驗，中國人都不陌生。
俄羅斯在2014年吞併克裡米亞，已經在戰後世界秩序這塊幕布上戳了一個窟窿。現在這場戰爭，猶如在幕布上撕開了一個口子，這個後果將由全世界來承受。
昨天的公號文發佈後，一位朋友詰問：你為什麼不說美國抓薩達姆和入侵阿富汗是破壞戰後國際秩序？
美國發動入侵阿富汗是在塔利班拒絕安理會第1333號決議之後，相當於是走了程式的，其是否侵犯了阿富汗的主權仍可爭議。第二次伊拉克戰爭以不嚴謹的情報為依據，完全繞開了聯合國，確屬不義之戰，所以也衝擊了戰後秩序，但打擊較小。這是因為這兩場戰爭從一開始就確定不存在領土兼併的行為。而這正是戰後國際秩序中的第一大禁忌。
一國不得以武力改變其受到廣泛承認的邊界。這項禁忌經過朝鮮戰爭、馬島戰爭（福克蘭戰爭）和海灣戰爭得到多次重申。或許只有以色列是個例外，這的確是戰後秩序一直存在的一個bug，不過以色列的邊界從一開始就沒有得到世界各國的一致認定。而俄羅斯與烏克蘭之間的邊界是在1994年得到世界公認的，確認方中包括俄羅斯自己。
可以斷言，戰後世界秩序受到重大打擊的後果，我們每個人在今後的數年內都將體會到。正如同新冠疫情打擊了供應鏈導致生產成本上升一樣，秩序信譽的磨損將提高各國的安全成本。每個國家用於社會福利的財政支出都將縮緊，通貨膨脹的壓力進一步增大，而且這種基於安全成本上升導致的通脹是系統性的，絕不是美聯儲或某國央行將利率提升幾個點就能輕易遏制的。
《三體》裡人類因為恐懼外星人的入侵而遭遇了“大低谷”，但願今天的人類不會因為彼此之間的恐懼而陷入同樣的泥沼，但願“深挖洞、廣積糧”和“三線建設”的日子不再重現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