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肺炎和病毒的隱喻：他處、懲罰和戰爭

Susan Sontag 在《疾病的隱喻 》中力求對隨附在疾病上的各種想像進行「反詮釋」，它精彩地分析肺結核、癌和AIDS附帶了哪些不必要的隱喻。

疾病作為隱喻是無法避免的。近日關於「武漢」病毒/肺炎的命名之爭中，命名這個行為就將疾病的名稱作為一個隱喻。在「武漢」與「nCoV2019」間肯定存在差異，但是，比起何者適當不如說它們意向著疾病隱喻的不同面向，畢竟，「武漢」一詞作為疾病的隱喻，其意義仍較為單純。

讀了劉紹華博士的訪談讓我注意到更多隱喻與當前情況的連結，如：命名為武漢病毒直接影響了武漢乃至湖北人面臨被汙名化的遭遇，可是，我認為這樣的情況並非命名為「武漢」所致，更重要的是這個疾病的隱喻(無論叫什麼)正開展一套情節，以「武漢」命名其實不是最重要的，無論它叫什麼名字它終究要織羅在眼下正在發生而不知結局如何的敘事上，在目前的敘事裡，讓人不安的是軍事隱喻。

本質、失序與侵犯

疾病有很長一段時間被視為是人的一部份，這是種本質論的觀點，中醫講到「體質」導致疾病和西方的體液說，都是將人的生理、心理以及性格和行為視為整體，而且，五行和四體液可以用來描述這個整體的特定秩序與法則。在易卜生的《群鬼》裡，男主角得到的梅毒就是遺傳自父親，是與生俱來的。在這種隱喻中他就是梅毒：他的身體裡帶著梅毒、梅毒也是他過生活的方式。

從現代醫學的角度，乍看之下本質論的隱喻似乎有點可笑，可是在當代，我們仍不時的取用這種隱喻：「基因」和「遺傳」持續生產著這類敘事。

在本質論的疾病隱喻裡已經暗示疾病代表某種失序，而失序既然可以源自本體，當然也可能因為外來的侵犯，特別是病狀急促而嚴重的疾病或是瘟疫最容易衍生為外來侵犯的隱喻。

外來者，醜陋與懲罰

因為身體的失序是迅速而劇烈的，或者傳播是具有規模的，急性疾病和瘟疫通常帶有神秘氣息且必然導致人們的畏懼，也因為疾病有著醜陋的樣態，畏懼的心理傾向將疾病解釋為一種懲罰，至今，愛滋病仍可能被下意識的歸因至道德墮落，而罹患疾病就是其懲罰。

流行病、瘟疫最好來自他處。
原因是傳染病在現實上的確有地理關係容易強調地點，疾病的用語也帶有特定的方向性如：擴散、傳播、阻斷和蔓延。但另一層原因就是疾病被視為錯誤行為招致的懲罰。Susan Sontag曾提到：「梅毒在英國被稱為法國梅毒、在巴黎被叫做日耳曼疾病、佛羅倫斯人說這是那不勒斯疾病，連在日本都稱它為中國病。」梅毒是透過性行為傳染的，它「必須」源自他者來自他處的必要性不言可喻。

由此看來，武漢肺炎未必連結著那麼明顯的醜陋與懲罰意涵，但以地點命名卻符合將疾病視為外來者的隱喻。不僅世界各地都將之稱為武漢病毒，其實，中國各地也因此看作為「外地」病毒。「今天我們都是武漢人」的口號既是支持武漢，也隱晦的表達出「我們不是武漢人」的事實。

歸因於外來者的傾向甚至適用於武漢當地：病毒被認為來自蝙蝠或穿山甲、疾病是來自那些「吃野味的人」、病毒是來自華南市場...等。總之，病毒「必須」源自他者與他處，因為疾病是醜陋且帶有罪惡的。

其實，肺炎是少數有著美化意味的疾病，也因此淡化了以「武漢」命名造成的歧視意義。肺炎不影響容貌也沒有涉及不潔和恐怖的體液，東西方文學裡，作品中都描寫過罹患肺炎的角色遭遇悲劇卻浪漫的死亡。但是，把疾病視為他者來自他處時，「看見」和「譴責」疾病似乎是必要的。

在疫情初期，疾病的訊息就透過華南市場裡被禁錮的動物、滿地的血跡和糟糕的衛生條件填補視覺上的疾病印象。這次疫情也時常與蝙蝠的圖像相連結(相對地，當年SARS並不常出現果子狸的圖象)，蝙蝠似禽似獸，但與武漢病毒聯想在一起的是疵牙裂嘴的蝙蝠而不是展翅遨翔的樣貌。市場的斑斑血跡和衛生條件低落其實和武漢肺炎不甚相關更不是由蝙蝠傳給人類，但面對傳染病我們需要這樣的影像填補對疾病的想像。

此外，疾病既然是懲罰就必須歸咎於某些錯誤，於是吃野味變成亟需譴責的罪惡，在疾病的隱喻中需要藉由吃野味傳達：「(無端降臨)疾病是(他人的)錯誤行為導致的報應。」對華人來說，食用野味追求健康的行為其實不難理解，但我們必須透過譴責這種行為的錯誤來強化它的罪惡，這有助於接受無端降臨的瘟疫。

外來者的邪惡

前述Sontag 舉的梅毒命名的例子不僅點出傳染病必須來自他處，特別是能揭露政治上的競爭/敵對的他處、他者。「中東綜合性症候群」對東亞來說隱喻的敘事是貧乏的。但是，「韓國爆發MERS」這樣的敘事則有意義得多，這時東亞會選擇稱之為MERS而不提及中東。

基於同樣的理由，當世衛呼籲為武漢病毒正名時台灣的陳時中會回應：「難道要稱中國病毒嗎？」言下之意是「武漢」其實無法滿足這種「來自他處」的隱喻。

香港人經歷大半年動盪而訴求仍無回應，以疾病為由將大陸人視為他者其實是不難預料的行為。基於同樣的隱喻，中國內部一樣傳出這是美國詭計的謠傳，不過，更具闡釋性的版本則是推論病毒是由武漢P4實驗室流出的各種陰謀與推測。疾病必須來自他處，最好能來自有衝突關係的他處，甚至還需要填補特定錯誤或邪惡的意圖。

我前面提到，隱喻最重要的是「情節」，而上文關於「外來」的隱喻意涵裡我僅藉由場景、背景因素、圖像和意圖等部份分析，因為這些因素都或多或少有助於判斷命名為武漢病毒帶來的污名化。

不過，情節中最重要的要素是「行動」它和命名為武漢的關聯較低，這些隱喻目前最令人不安：「隔離」、「封閉」以及一系列關於軍事的隱喻。

軍事隱喻

防疫視同作戰、醫護身在前線、動員人力、徵用物資、不幸犧牲、封城、緊急動員...比起命名為武漢肺炎相關的隱喻，疾病的軍事化隱喻流傳得更為廣泛，而且在兩岸三地有高度的對照性，就兩岸而言，許多上個世紀的戰爭語彙如鬼魅回魂般再度漂浮在台海上空。

醫學治療時常援用軍事隱喻說明身體發生的「故事」：免疫系統與細菌和病毒「作戰」、應用「資源」致力修補傷口、病毒將「潛伏」多少天等等，但是這些軍事隱喻中，身體裡的戰爭是由醫生指揮下以藥物為武器、提供特定的補給，而其目的在於救治病人。

醫學上把身體當作戰場的軍事隱喻已需反詮釋並平息想像，可是，如今這些隱喻卻延用於一個面對傳染病的社會。對於防疫的軍事隱喻秘而不宣的是：平時醫療的軍事隱喻是以救治病人為勝利，但將防疫的戰役裡的勝利卻不是救治病人，戰爭裡，病人不但是受害者也是戰爭要對抗的威脅，戰爭極有可能是透過他們的犧牲來取得勝利。

劉紹華在訪談裡談道污名化的問題時說道：

...武漢的人已經跑出去，也不是武漢的人才會得這個肺炎，可是現在這種封城的舉動，基本上就是只要你是這裡的人，誰管你的旅遊史、居住史、接觸史，就變成是你這個人和病毒、疾病聯繫在一起。就跟以前河南人是艾滋病一樣，這很糟糕...

戰爭允許以緊急情勢為由發動最大限度的動員，戰爭能號召起熱情，但也同意不顧代價、不計成本並容許一切的犧牲。一個病人對抗疾病和一個社會對抗瘟疫是完全不同的戰役，如今卻被混淆在一起。這場戰爭的目標並不是真正的敵人，戰役的敵人是病毒而病毒無法治療，所以，防疫戰爭的理由是源自於無法消滅敵人的狀況，那麼，這場戰爭究竟與誰對抗？目標是什麼呢？難以避免的，戰爭裡的病人最終會淪為事實上的敵人。

戰線從病人的身體到醫院到隔離場所到居家隔離者的空間...彷彿能畫出依照戰情激烈程度排序的戰場，由於對武漢採取封城措施整個城市的空間與居民都是戰地。而讓人不安的是，戰場上的生命自然可能被犧牲、可以被犧牲，甚至當宣戰時就預期他們只能被犧牲，因為當病人就是敵人的所在之處，要取得勝利的途徑之一就是犧牲病人。

這場戰爭的用意是動員，其對抗方式就是犧牲差別僅在於犧牲的程度有多嚴重：我們應認清當我們喊著防疫戰爭的口號時，其實也藉此認可死傷是無法避免的，醜陋的是並非所有人都面臨一樣的死傷風險。

軍事隱喻已經開啟它的敘事且不知該如何停止？

在中國大陸，封城等於將犧牲的任務不分輕重的強加在一座城市裡的所有人：他們都被徵用參與了沒有武器也無法對抗敵人的戰役，不問意願也不分能力高低。以戰爭為名造就的不僅是不合理的徵用與動員，也包含不合理的榮耀，日前，人們哀悼一位烈士般哀悼年輕醫生的死亡，但他並不是為了人們犧牲，他的死亡與人們並不相關，是人們擅自將他的死亡鑲嵌在自己的軍事隱喻。

在台灣的軍事隱喻表現為「對抗侵略」：敵人是病毒，民眾在戰爭裡的作戰的方式是避免自己的身體成為戰場。在寶瓶星號、鑽石公主號或武漢包機敵人都突然發動突襲，敵人始終是病毒，但中共當局卻樂於被誤認為敵人。在台灣，疾病的軍事隱喻並未比中國合理，當看到寶瓶星號檢疫的情景仿若防範間諜滲透的盤查，我們仍不免要問：我們何以至此？何需至此？

無論命名為武漢病毒或nCoV2019或其他名字，軍事隱喻才是這個傳染病作為隱喻正在發展的情節，也是所有意義集中的焦點。開戰的宣告已經下達，由於無法也無須實際對抗敵人，戰爭的結果注定取得勝利，只是以戰爭為名將掀起多強的動員？有多大程度的犧牲？有多少過度徵用與過度稱頌猶未可知。

僅以《疾病的隱喻》一書結語作為文章的結語：

不，軍事隱喻是不可取的。
我們並未被侵略。身體不是戰場。病人不是不可避免的死傷者，也不是敵人。我們--醫學、社會--並未被授權回擊...關於軍事隱喻我願以律克里修的話：把它還給戰爭的製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