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piens 和 Yiyun Li （李翊雲）
今年讀到最有啓發的一本書就是 Sapiens: A Brief History of Humankind 了（中譯本：《人類簡史》） 。這本書本身並無神奇之處，只是作者 Yuval Harari 跳出歷史研究要從有歷史開始的盒子（史前部分是大部分歷史學家不以爲然的部分），把人類的故事推到智人（Homo Sapiens，是現在的人類大言不慚的自稱）的出現之前。作者先是無爭議地提醒我們冷冰冰的生物學事實：今天霸佔地球的這些智人其實是稀鬆平常的一種人類而已，或者說就是一種毫無特色的猿猴。然而爲什麼智人會成爲地球動物界的主宰，以至於將大部分其他動物擠兌到要麼進入養殖場，要麼進入動物園的地步？ 生物學難以解釋，而作者的說法的則是智人無意間學會了如何“講故事” ，也就是創造出虛構的現實。簡單地說，就是智人發現只有大規模協作才能夠生存，而只有講故事才能夠大規模協作，否則就只限於和自己認識的親朋好友。智人會對一羣同類說，“如果明天早上到河邊一起追打野牛，我們就可以大吃一頓”，猩猩或被智人消滅的其他人類都不會表達類似的故事，所以吃了大虧。如此虛構能力才讓智人學會了用“故事”來取信不認識的同類，之後才有共享的 “圖騰”，“王國”，“宗教”，“貨幣”，“公司”，“國家”，“人權”，“比特幣”，等等可以與陌生人對話的素材，而這就是人類極其淺薄的歷史。所以，每個現代人雖然相互有差異，但或多或少有共同相信的故事。比如 ISIS 仇恨美國價值，但是吉哈德的工資卻是用人們都相信的美元發放的。對我這個智人的後代而言，讀完此書最大感觸是人類創造了無數成就，然而現實並不足以令我們滿足，還得靠各種故事來維系。作者一針見血地作出結論，人性是無意義的。
Yuval Harari 棲身以色列的鄉間，與同性丈夫過着自足的生活，素食簡餐，也算是在世外桃源才產生的這些思考吧。Sapiens 這本書來自他過去十年作爲希伯來大學的教授內容，成爲熱點是因爲被翻譯成了英文，受到硅谷精英們（還有奧巴馬總統）追捧後才紅火起來。作者因此紅到發紫，也不出意料地成爲了中國各種商業活動的花瓶，一年內竟然到中國十幾次，當然美元才是各自交換的細節。
不過恰好他不是我最難忘的作者。不是因爲他成名後天天泡中國各種商業活動令人開始側目，而是本年度確實有一位比他令我更感到好奇的作家。那就是華裔英文作家李翊雲（Yiyun Li）。因爲一次偶然原因我們通過一次信後，我開始關注她的作品，以及普通又奇妙的個人經歷。兩次尋求自殺的她，曾經是愛荷華大學的免疫學博士。參加寫作訓練班後突然放棄在科技公司的優厚職位，轉而去做辛苦的作家。作品最早都在紐約客上發表，然後幸運地（作者言）遇到好的出版商，將短篇集合發表然後被各種獎項認可（包括海明威文學獎），還獲得 50萬美元的麥克阿瑟天才獎（ McArthur Fellow ）。隨即兩部長篇 The Vagrants （文革後期的小城風雲故事）和 Kinder than solitude （以清華大學朱令事件爲原型對人性的刻畫）也進入暢銷行列。
和她放棄科學職業一樣，她也放棄了母語寫作。成名前，她從未用中文發表過任何作品。她第一時間選擇了用英文寫作，也拒絕將其作品翻譯爲中文，原因和服務於西方讀者無關，因爲也有大量中國人成爲她的讀者。她在紐約客上的文章 To speak is to blunder 中詳細解釋了自己爲何放棄母語，而隨意選擇一個第二語言作爲寫作語言（“What one goes toward is less definitive than that from which one turns away”）。讀過她的全部作品後，我還找回根據她的作品改編的電影： 《千年敬祈》 A Thousand Years of Good Prayers (2007) （俞飛鴻主演），輕鬆逸趣，算是很有味道的小制作，不知自己過往爲何忽略。 和哈金的偏故事不同，她的英文表達似乎更有自己的生色，也顯得更有文學性，讀起來很過癮。讀她的回憶錄 《親愛的朋友，寫給生命中你》 （Dear Friend, from My Life I Write to You in Your Life），才算是真正發掘到了她的內心。她坦言，自己是靠“偷聽”（eavesdropping ）路人的“癖好”來想象別人的故事，想象他們的世界，她認爲自己寫作不是爲了“理解”，而是爲了“好奇心”。她的作品描寫很多小人物（流浪漢、殘疾人、廣播員、宅男、地產商、... ），卻賦予他們很鮮明甚至冷酷的個性。她認爲“人人都撒謊”，只是用不同的方式，來實現不同的目的。這方面，她大概是受到了屠格涅夫的影響（她在很大程度上尋求與屠格涅夫的一些共鳴，包括都有一個過度自我爲中心的母親，“She would be taken over by an inexplicable rage, saying that I, the only person she loved, deserved the ugliest death because I did not love her enough”）。 作爲兩個兒子的母親，她認爲自己做到了“讓孩子們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做他們自己”。我因此覺得，她所有的作品似乎都是希望人們能夠從掙扎的過去走出來重生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