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下的中国与国人

          近年来，气候变化问题已成为国际热点。气候变化指工业革命后尤其近几十年来地球气温的极速升高、极端天气的日益频繁。

    对于这种气候变化的成因，则几乎一致指向了人类活动。引用维基百科这段定义性说法（当然并不是说维基百科是权威的，而是其来源是权威的、内容是可验证的，这段话也有高度概括性、言简意赅）：目前有强烈的科学共识认为，人类经济活动造成近几十年的全球暖化，对于“在近几十年，人为造成的全球暖化存在，并正在发生”是事实的这点，在学术界当中是没有争议的。超过97%的气候科学家认为“全球暖化存在，且人类活动极有可能是导致近半个世纪的全球暖化现象的主要原因”。

    气候变暖的危害及应对

    而这种气候变化的危害同样是非常明确的。因冰川融化致使海平面上升淹没低海拔地区、强降水和洪涝频次增多、传染病向高纬度地区扩散、干旱地区更加干旱和沙漠化、生物多样性减少、极高纬度地区因冰雪融化变冷破坏生态、流行病增多、农作物减产、台风等热带气旋增多增强等。这些都对人类乃至所有地球生物的生存造成严重的危害和威胁。如果不能及时阻止气候变暖的不断加剧，那未来人类将遭受极为惨痛的自然灾难和诱发的人为灾难，甚至人类可能会因之灭亡。

    而气候变暖（气候变暖是本轮气候变化的主流和关键，本文讨论的主要内容也是关于气候变暖的，所以以下如无特殊情况，就以“气候变暖”而非“气候变化”称之了。还有，“气候变暖”并不仅是指一种人为因素导致的自然现象，还是会造成灾难的气候危机）主要由于人类活动造成，包括工农业活动和各种生活消费。想要遏制气候变暖，就必须限制工农业生产和个人消费，减少与温室气体排放相关的生产、供给、使用。这将极大影响各国和各国民众的经济发展、就业、生活质量、社会稳定。而且，遏制气候变暖，必须实现国际的广泛合作，但气候变暖对各国的影响不同，各国的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及国民生活质量也不同，各国对气候变暖的反应也不同。于是，气候问题不止是一个科学和环境问题，还是政治问题、经济问题、人权问题、民生问题、国际关系问题及其他许多对人类而言重要而棘手的问题。这些问题背后，涉及到巨大的利益纷争，影响着各国家、民族的兴衰，关系到无数人民的生计、生活、生存与死亡。

    此外，还有一点即“气候变暖否定说”的广泛影响。由于宗教、社会信任度、教育普及度及质量、价值观与文化、以及最重要的利益和立场等因素，否认或者质疑气候变暖的力量十分强大，包括大量政治家、社会活动人士及巨量的平民大众，都持气候变暖否定说。气候变暖否定说的几个主要观点，无非是“气候变暖是正常的自然变迁，不是人为因素或者说人为因素影响很小”、“气候不一定是在变暖反而可能在变冷”、“气候变暖是一些政客和科学家为权力或利益制造的骗局”等（还有衍生的诸如“气候变暖不一定会导致各种灾害”、“xx灾害并不是气候变暖造成而是一直都有的自然现象”之类）。这些质疑其实都有大量的事实、明确的证据可以予以反驳、否定，但坚信这些观点的仍然非常普遍。（关于“气候变暖否定说”的谬误，从学术刊物到知名媒体再到各国专家，都有明确而可信的批判，因为篇幅太长，这些就不在此一一搬运列举了，想了解的可以在网上或线下通过可靠渠道查询）

    于是，各国和各国民众就是否需要遏制气候变暖、如何遏制气候变暖产生了诸多争议。这些争议有利益层面的，也有价值观方面的，以及更多利益与价值观交织的。而中国作为温室气体排放第一大国，相关争议也十分激烈。气候变暖对中国的影响、中国从官方到民众的反应及对决策的影响，以及这些反应、争议反映出的诸多中国国内及对外关系问题，也都十分复杂而尖锐，值得分析、探讨，以及给出某种可能的建议。

    首先，中国官方是承认气候变暖的存在及对中国的真实威胁的，对此也做了巨量的研究和分析预测。但是对于具体如何解决气候变暖，以及在国际减排合作中承担多少，与其他国家存在很大争议，自身的政策也在不断变动。

    而更有分析和讨论价值的，是中国民众（当然这里的“民众”也包括精英阶层、既得利益者）的相关态度和言行。

    中国民众（以下简称“国人”）中大多数其实是怀疑甚至否定气候变暖的。其理由无非也是其他国家持气候变暖否定说人士的那些论调，他们的观点及疑问同样可以用相关的海量而坚实的事实和数据驳斥。

     不过，这些持气候变暖否定说的国人并不能决定中国的气候政策，他们的质疑就科学性本身也没有什么讨论价值。真正有讨论价值的，是包括气候变暖肯定者、否定者在内主流国民对中国对待气候变暖的立场和态度问题，及这背后反映的价值观与利益乃至其他更复杂的东西。

    国人中不乏同意气候变暖真实存在的人，尤其中国社会精英群体。他们的科学素养虽然不算高，但是起码比美国那些虔信宗教的那部分“精英”要更加能理解和承认科学得出的结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中国在气候变暖问题上应担当的角色和责任有正确的认识和态度，也不等于他们热衷于环境保护和遏制气候变暖。相反，他们的立场恰恰是强烈对抗全球改善气候问题的努力、反对中国承担适当责任和付出相应代价的。

     “柴静采访丁仲礼”相关的是是非非

    这种立场和态度，在国人对前央视记者柴静采访中科院气候问题专家丁仲礼一事的态度上，有着非常典型和集中的体现。在采访中，柴静强调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急迫性、发达国家为减排做出的重大努力、主张以专业化而非政治化方式对待全球减排和中国责任问题。而被采访的丁仲礼，则强调气候责任问题划分背后的国家利益博弈（政治因素）、发达国家需要承担更多责任、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应该有更多工业发展空间、中国人民有权拥有与发达国家国民相同额度的人均排放权等。丁仲礼还特意提及了发达国家更早工业化、有更长的不受限制排放温室气体的阶段，并强调中国不计过往、仅仅要求未来有权拥有发达国家人均80%排放量即满足。

    听起来柴静和丁仲礼各有道理（虽然那些攻击柴静的并不觉得她有道理），且丁仲礼的话更加符合中国人民利益。尤其丁仲礼为中国人拥有与发达国家看齐的排放权辩护的那句“中国人是不是人”，更让国人感到热血沸腾，称其为“国士无双”、“真正的专家”。而柴静则被认为是站在美国和国外利益集团立场上的叛徒、不懂专业知识且不尊重专家学者，得到了“公知”、“美狗”、“圣母婊”、“卖国贼”等骂名。在知乎、B站、微博等各平台，都可以看到关于这段采访的相关评论，对柴静的攻击诋毁、污言秽语不堪入目。

    而真相真的是观众所认为的吗？丁仲礼所说是全部事实吗（同样，柴静说的是全部事实吗）？中国究竟应该在全球减排中担当怎样的角色、负起多大的责任呢？

    首先，丁仲礼所说的是事实，但是只是部分的事实、明显有选择性的阐述。的确，中国作为后发工业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和生活水平远不及欧美。对当下的中国来说，经济发展、就业和提高国民收入，比对抗气候问题更加急迫和切实。发达国家则既有先发优势，又有着如今相对优越富足的生活，所以减排责任更大、减排压力理应更小。正是如此，在国际气候谈判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才有“共同但有区别”的减排共识，中国也正是以“共同但有区别原则”为基准参与遏制全球变暖的国际合作的。

    但另一方面，国人有意无意的忽略了发达国家付出的更大代价及中国做出更多努力的必要性。确实从人均而言，减排后发达国家人均碳排放量仍然更大。可正如柴静及背景视频中所说，根据协议，发达国家减排幅度将达80%（甚至可能进一步达到95%），而发展中国家减排幅度就没那么大，而且实现碳净排放清零的时间可以更晚。丁仲礼也谈到，发达国家那时排放量将是发展中国家的2.3倍，而此前则是7.54倍。这样的数据说明，发达国家付出的绝对代价和与其原本排放量相比付出的相对代价，都远超过发展中国家。而这就意味着发达国家需要主动做出更多牺牲，包括放弃已经取得的许多工业成就、更多传统工业工人失业，更加冲击现有的社会秩序。

    不错，即便如此发达国家还是有人均排放优势，而且还有历史欠账。可是，让既得利益者主动从现有所得和预期所得中削减非常巨大的份额，已经是非常可观的付出了。虽然既得利益者确实应该付出更多，可是不可能要求他们变得和欠发达国家人均水平一样。这就像再分配和税收，既得利益者确实需要交出一定的收入补贴穷人、维持社会公平，可是不可能要求他们变得和平均工资甚至最低工资标准一致。中国的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是45%，美国是35%，欧洲发达国家最高的达到75%。对于精英和富豪们来说，即便缴纳75%的个人所得，剩余的25%财产仍然是国民平均工资、最低工资的十多倍甚至数十倍。难道能够要求他们减到等于平均工资水平？那样的完全“均贫富”确实是理想状态，可是这在当今根本不可能也不应该实现。还有像比尔盖茨，即便拿出大多数钱做慈善，他的资产和消费仍然远高于普通人，可是难道要要求他衣食住行和普通工人、职员一样才算个完人吗？

    碳排放问题也一样。对于发达国家，其工业化程度本来就非常高，农业的集约化程度和人均产值也非常高，虽然近年来第三产业比重日益升高，可其人均工农业产值仍然比发展中国家高了许多倍。虽然这其中有一定的不义收入成分（例如早年的殖民积累和至今的国际分工制造的不平等），可经济成就的主流仍然是辛辛苦苦劳作、创新得到的。减少那么大幅度的碳排放，经济、就业冲击会多么巨大。即便推行产业转型升级、安置就业，也一定会有很大的代价，让一部分人既得利益受损。事实上这种付出也引发了相关利益者的反弹，从石油企业到普通产业工人，都有激烈的反对，并造成了各国国内的动荡不安（美国就是一例）。发达国家已经愿意为碳排放付出总体和人均都更大的牺牲，难道非要让与他们人均工业产值、人均GDP高度相关的人均碳排放量也等于发展中国家水平才可以吗？这样是现实可行的吗？丁仲礼也说分一份蛋糕是“多么大的利益”，发达国家的“利益”都是大风刮来的吗？发达国家愿意做出这样大的妥协，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就不应该也有相应的让步吗？

    可能一些中国人即便对此心知肚明，仍然认为应该要求绝对平等，并且认为我这些话是替富人说话、为既得利益者操心、是站在外国人立场上的“汉奸”。那试想，在中国国内减少碳排放的行动中，上海市人均碳排放量应该降低到青海的水平才算公平吗（哪怕上海显然更受气候变暖影响应付出更多）？河南省郑州市市区的人均碳排放量可能降到和省内乡村的水平一致吗？即便发达地区和主要城市一定程度靠吸血和特权发展起来，可强行在碳排放上要求同一标准就公平了吗？就有利于中国的发展包括欠发达地区的利益吗？都知道中国贫富差距悬殊，但未来中国调节收入、改善再分配，可不可能、应不应该让中国顶级精英和普通白领收入相同、白领和普通农民收入等同、所有人收入一模一样？

    如果这样做，也就是符合了丁仲礼及他的支持者主张那样完全平等（甚至还要追及既往）的原则。这是个理想社会应有的样子，可现实根本不可能。在各网络平台尤其知乎那样平台上说话的丁仲礼支持者，大都有点文化和收入，很多都在国民收入平均线以上，你们支持这种“均贫富”吗？那些985、211的高材生，支不支持自己和富士康流水线工人一样收入（哪怕前者付出的血汗经常还没后者多，其出身家境更需要补偿性福利）？就以人均碳排放量来说，换做生活优裕的国人，愿不愿意把自己消耗的工农业消费品排碳量降到普通老百姓的程度？以前消费物品排碳量如果是贫困户的10倍，愿不愿意通过降低消费缩小到2倍？

    所以，丁仲礼的那种立场如果从完全理想化的层面看确实是正确的，可是这是无法实现的，也是不合情理的。人类当下并没有达到那种完全平等所需的环境，支持者自己也做不到与更下层“均贫富”，本国不同地区人均碳排放值也相差悬殊，那有什么资格强求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人均碳排放量上一致呢？

    发达国家以巨大幅度减少碳排放但仍高于发展中国家人均排放量、发展中国家付出人均更小绝对量和相对较小降幅但仍低于发展中国家人均，双方人均碳排放量之差大幅缩小，以共同但有区别原则共同进行减排以遏制气候变暖，已经是当下的最优解。

    丁仲礼的谬误

    此外，丁仲礼在采访中提到他作为地质研究者，认为人类活动对气温的影响很小，且后来还提到并不能绝对确定气候变暖是人类活动造成，以及“科学家有主流吗”的说法，其实颇有误导性。他的这种说法颇类似于持气候变暖否定说的人的立场。本来我不想在本文详细评论早被无数论证证伪的气候变暖否定说，但是既然提到丁仲礼的话，还是具体评判一下吧。

    的确，如果放在漫长的地质年代，最近几十年、几百年的升温并不算绝无仅有（科学界也有研究，说明地球存在数万至数十万年为周期的、因自然原因导致的气候变化，即“米兰科维奇循环”），如今的气候变暖只是地球从诞生至今极为漫长过程中的一个微小波动，地球曾有过比现在平均气温高出十几度的时期。可是，这样的从极宏观历史跨度来看属于非常微小的波动，却对当今人类具有毁灭性影响，且这次不是自然的而是人为的、不是不可抗的而是可以阻止的。对人类来说，万年跨度、亿年跨度的波动是需要选择忽略的，也是不得不忽略的。就像太阳再过几十亿年也要消亡，地球也不可能再有人生存（地球本身也没有了），人类如果那时无力移民到宇宙别处或者干脆其他星系都不适合人类生存，那人类也必定灭亡，一切人类的痕迹也都将一点不剩。但是这不代表我们不再建设和发展，对各种自然灾害、气候问题不再加以对抗。正常情况下，人类还有从宇宙历史角度非常短暂、但从人类自身角度非常漫长的生存期，可能是几万年、几百万年、几亿年。或者非常悲观的算可能也有几千年。那么在这几千年、几万年里，人类是尽可能努力延长生存期、让后代过得更好，还是破罐破摔、今朝有酒今朝醉，无视这样会对人类未来（也包括当下）造成的毁灭影响、数以亿计乃至十亿百亿人的痛苦和死亡？再举个更简单的例子，一个人总是要死的，所以出生以后就不用治病、不努力活的更长一些了吗？

    还有，丁仲礼这个说法也下意识（姑且认为不是故意）忽略了常量与变量的关系。人类温室气体排放造成的升温值的确只是如今地球气温的很小比例，可正是这个增长足以致命。就像人体常温约为36-37度，而如果发烧后，体温无非是38度、39度，最高也不过42度。相对于常温，发烧的增温确实是“少量”的，可这足以造成严重的不适。如果高烧超过40度就可能昏厥，42度在几小时内不退烧就会死亡。前面那36度都没问题，但是增加的这6度就足以让人死亡。气候问题也一样，增加的量的确只有原常量的很小比例，可这足以改变以前的生态平衡，破坏人和各种生物的宜居性，甚至导致人类和各种生物灭亡。（同理，海平面上升也是如此。全球海拔相对值很大，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海拔8844米，世界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11034米，相差近两万米；中国地形的三级阶梯之间也有数千米差距；中国沿海大陆架到大陆坡、洋盆、海沟同样相差数千米。可是，海平面仅仅上升个位数米，就会有许多大城市被淹没；上升15米，长三角珠三角就都泡进海水了。这种上升的数值相对总值的确极小，但足以造成毁灭性影响）

    而“气候变化不能绝对确定由人类活动造成”，也只是钻科学和现实逻辑的漏洞罢了。且不论那汗牛充栋的证据证明气候变暖主因就是人类活动，仅仅从逻辑上也可以驳倒。如今的各种科学理论和科学应用，严格来说都不可能保证“100%正确、准确”，但是其中有很多可以默认为“100%正确、准确”。就像丁仲礼研究的地质学，也是基于部分事实和证据对历史进行“推测”的学说，没有穿越到那些历史上的地质年代，也就不能100%断言当时的地球一定是什么什么样的。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在内的地质学家研究出那么多建立在合理“推测”基础上的成果。科学是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为求严谨有时不能把话说满，所以气候研究报告才不能下绝对的定语。而且这是几年前，现在的各种报告都承认了人类活动就是近年来全球变暖的主因，并且往往下了定语以避免再被否定者拿来说事。

    何况，即便不是100%可以确定，那90%可以确定就不要采取行动了吗？就像医院诊断一种疾病，即便“确诊”，也不意味着一定正确，原诊断被其他医生推翻甚至复诊后被同一个医生推翻并不鲜见，难道就否认进行诊断和治疗的必要性了吗？还有例如生了某病做手术，如果不做，90%可能在一年内死亡，但也有10%可能不做也能服药甚至自然痊愈，做了手术会有极大痛苦且有10%的手术失败风险，那么做还是不做？当然作为个人有权选择不做，但是涉及全人类，没人有权单独选择不做（当然也没有人单独有权强制让全人类一起做，所以就是难题了嘛）。

   以“科学家有主流吗”反对大多数科学家的共识，听起来很科学，其实同样是诡辩、混淆是非。科学这东西的确不能凭人多人少决定谁对谁错。可是，概率本身也是科学的一部分，科学界、学术界在对问题争执不下的时候也要采用少数服从多数形成“共识”和“主流意见”，并根据这种主流意见作为事实和依据使用。当约95%的科学家都认为气候变暖是人类造成且对当下及未来人类有极大危害时，难道要听5%的？如果这95%是被强迫、操纵，且没有拿出强有力证据和充分论证，而那5%则处在自由独立的环境、有着充分科学依据，当然可以说后5%是掌握真理者。可现实恰恰相反，绝大多数承认气候变暖及人为因素的科学家是处在自由开放的学术环境中，有着丰富的专业知识和科学素养，其理论和主张有充分的证据和严密的论证，相关学术报告和论文不胜枚举。而那5%（现在好像5%都不到了）的科学家倒是有五花八门的背景，例如有的科学家否定一切人类活动有关的环境问题，有的受石油公司资助支持（当然同样有人指责赞同气候变暖的与新能源产业有利益勾结。确实有，但是还有更多没有这种利益联系，当然这些话也都能用来给否定气候变暖者辩护。那……反正爱信不信吧），有的受政治影响大中立性可疑，且这些人中大多数也没有断言说气候没有变暖或者气候变暖与人类无关，只是说不能绝对肯定气候变暖一定是人类活动造成、人类活动是主因。所以，是相信大多数科学家，还是那少数科学家？（说到这里，倒是否定气候变暖及人为因素的国人占大多数，柴静采访丁仲礼后绝大多数国人都支持丁仲礼，这些人是主流，是正确的吗？当然这样论起来是非也就搅混了）

    至于柴静，其本人科学素养和专业知识当然不如丁仲礼，她在关于环境问题上的其他言行也时常暴露其知识的不足及对专业问题的不严谨。例如她主导拍摄的《穹顶之下》，就被包括著名科普作家方舟子先生在内的不少人指出一些错误。但是错误归错误，她并没有有意误导他人，也没有特别重大的失误。作为记者，其对于环境问题的知识已经足以支撑她进行相关采访，她在访谈中提及的问题也都基于事实，也都有提出的必要性。尤其在丁仲礼强调中国立场、政治与利益问题的情况下，她站在更强调人类共同利益立场、去政治化的专业主义角度，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平衡。采访中其他类似的“对立”也是如此，这样也才能引出丁与她的不同立场，在类似于辩论的采访中呈现完整和多元的真相。如果整个采访没有质疑和论辩、只有一唱一和，那才是失败的。她作为记者是合格的，节目也是合格的。根据她以往的各种采访报道，也可以看出她是一个心系祖国和人民的人。我们可以批评她的具体错误，但是不应该进行污蔑和阴谋论化的解读。

    （讽刺的是，近两年中国已经承诺推进“碳中和”计划，其实也就是承认了国际主流对气候问题及解决方式的正确性，与当年丁仲礼的观点其实是相反的。可如今网上一边赞同碳中和（起码没公开反对），一边仍然普遍力挺丁仲礼的发言（可看到发言时间是在中国提出碳中和目标之后的），说明这些人连基本事实都没搞明白，也没有独立思考能力，根本没明白碳中和政策内容是什么、丁仲礼的观点又是什么，只有立场没有是非或者说立场都是可以随时180度大转弯的。这些人还口口声声推崇科学，却连起码的科学常识和科学精神都没有）

    国人对气候问题与西方相关批评的解读与反应及其悖谬

    国人不止在柴静采访丁仲礼一事上呈一边倒的癫狂，可以说凡是涉及到气候变化议题尤其热点事件，基本都是这个反应。例如外媒有一则报道，其中提到“中国人每吃一块肉，亚马逊就冒出一股烟”，来说明中国肉类消费对气候变暖的影响。这就引起了中国网民的一片沸腾和极度愤怒。“西方人/美国人/欧洲人不让中国人吃肉”成了国人对西方乃至全球环保主义的突出印象，并且成为国人对西方尤其西方左派（所谓“白左”）产生巨大恶感的重要原因。

    “中国人吃肉，亚马逊冒烟”当然只是一种夸张式的描绘和宣传，但这句话背后反映的是客观的事实，即中国人食用大量肉类加剧了气候变暖。“蝴蝶效应”是众所周知的，而国人食用巴西牛肉对亚马逊雨林的影响及加剧全球变暖，比一般的“蝴蝶效应”相关度更强更直接。这并不是专门针对中国人的诋毁、迫害。第一，说这句话只是反映一个现象和事实，而没有说不让中国人吃肉，更没有通过强制手段阻止中国人吃肉。第二，类似的批评是针对全球的，且更多针对西方自身。其实，各环保组织对西方各国尤其美国人以肉食为主的饮食结构加剧气候变暖的现实，有更多更普遍更持续的批评，并通过一系列运动、行动去减少西方各国民众对肉类的消费。

   “西方不让中国人吃肉”在各大社交平台上被刷屏，与柴静被铺天盖地辱骂，以及对于气候问题的阴谋论解读，都反映了国人沉浸于非正义的愤怒中、同理心责任心与义务意识的丧失、狭隘民族主义的作祟、反智主义利己主义及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的泛滥。

    中国参与减排和遏制全球变暖，既是为自己着想，也是一种应尽的国际义务。“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是虚言，无论提出的主观意图如何，现实上人类的确是越来越成为一个相互影响、相互连接、牵一发动全身的整体，而气候问题尤其如此。中国当然应该优先考虑本国国家利益，但也应该兼顾他国利益和世界的共同利益。在碳排放上，中国从官方到民间都是有相应的责任与义务的。或者，即便个人不愿意主动履行相关义务，也不应该表现出那种近乎疯狂的反对态度。

    可是，许多国人完全不在乎国际义务问题，而是完全站在自己国家或者说自身的立场上，并不惜损人利己或者让世界减排合作破裂大家一起玩完。我在前面以中国不同发展水平地区不适合实行同样的碳排放标准，来比喻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可是，在许多国人看来，中国国内是中国的事，涉及到国外那就要坚持自己占便宜，如果付出比别国相对更大、履行的比别国严格，那就吃亏了。同样，西方各国在遏制气候变暖上的努力、各国民众在环境问题上实实在在的付出，他们也不会因此敬佩和追随，相反加以嘲讽，并主张中国趁西方因环保拖累发展，不顾气候问题羁绊而放开手脚发展工业超越西方。

    在他们眼里，一切都是斗争、都是零和博弈，不容得妥协和同情，不讲道理或者只讲一面理、不择手段，才能赢得国际博弈的胜利，也才能捍卫自己国家和民众的利益（尤其他们自己的利益）。

    在这样的前提下，他们自然将西方敦促中国关注和参与应对气候问题，当成西方打压中国的幌子，凡是西方政府、媒体、民间机构对中国的气候、环境问题提出批评，就条件反射式的以敌对态度对待和回击。他们认为西方在环境问题上对中国施压，就是破坏中国经济、破坏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打压中国的崛起和民族复兴，是在阻止中国人民尤其普通工人农民脱贫致富过上美好生活、砸中国老百姓的饭碗。于是，就百般推卸中国在气候变暖上的责任，甚至淡化、否定其他各种环境问题。然后，他们还要反咬一口，通过指责西方环境如何如何不好，或者说西方没有关注某些其他国家的环境问题，来消解西方在环境问题上的话语权，达到为中国辩护的目的。

    这种对抗性的反应是毫无道理的、不必要的，最终也是损人不利己的。诚然，当今世界并未实现大同，仍然是一个丛林社会，各国各民族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中国作为饱受历史屈辱和磨难、仍然处于发展中阶段的国家，维护国家利益是无可厚非的。涉及到环境问题，当然这也不可能是纯粹的环境问题，也一定有国家利益的博弈。可是，我们在维护国家利益的时候，要基于是非曲直、遵循国际规则去据理力争，而非混淆是非、我行我素的胡搅蛮缠。对中国占理的要坚决捍卫，对自己理亏的要勇于担当。

    中国在气候问题上不应做的和应做的

    气候问题关系到中国和世界共同的利益，中国应当负起责任。作为世界上碳排放总量最大的国家，中国无疑应该在遏制气候变暖问题上比大多数国家承担更多义务。我们在要求美国等发达国家在人均上付出更多、向中国提供相应技术和资金援助的同时，也要愿意妥协和表示诚意，将自己那一份担当起来。

   而对于减排节能等环保政策对民生尤其普通工人农民的就业和收入的影响，应该是通过中国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创造新的就业岗位、改革分配机制、提高工农待遇、废除各种对工人农民不公不利的制度和政策等，加以解决或缓解。事实上，中国各种不公平的制度、政策对工农等弱势群体利益的损害，远大于承担国际责任而减碳造成的冲击（如果后者的影响是1，前者的影响就是10）。丁仲礼及其支持者总是以经济、就业、生活质量等大义凛然的民生理由为碳排放辩护，可其实在伴随碳排放产生的工农业收益中，大多数都被权贵和既得利益集团获得，人民最多只是吃了残羹喝了汤。平民也远比权贵要承受更多环境破坏的代价，有权有钱的可以各种规避环境污染、气候灾害，大不了移民去安全的地方，大多数老百姓能逃到哪？丁仲礼们捍卫的，无非是既得利益者的各种损人利己的利益，顺便为老百姓带点残羹剩饭。即便不改变现行体制，如果能够对民生政策尤其分配机制做出哪怕部分改善、既得利益者尤其权贵集团让渡出一部分既得利益（让渡比例完全可以比发达国家缩减的碳排放比例小），老百姓所得都比现在制造碳排放和污染排放所得要多的多。

    中国未来的发展、民生的改善、民族的复兴，不可能也不应当是通过破坏中国国内及世界生态环境、造成环境灾难来实现，而应是基于民主法治与公民社会的建立和完善、劳动创造的贡献、科技发展的助力来达成。如果只想着趁气候危机和西方急于遏制气候变暖而损人利己，虽然短期可以得到一些好处，可长远只会在国际舞台再失道义，被各国尤其文明发达的国家鄙夷和孤立，最终“寡助之至，亲戚畔之”，自绝于国际主流和未来潮流，并最终反噬自己，何谈国家崛起和人民幸福。至于说以前许多发达国家靠污染环境和排放温室气体发展起来，那当然应该谴责和要求其做出补偿、帮助后发国家，而不是去重复他们有害的行径。这就像殖民扩张曾经被认为是无可厚非的，也让一部分国家得以兴盛，但我们不应该在新时代也去搞殖民扩张。日本当年侵韩侵华的理由就是“英法美荷都能我为什么不能”，然后给世界尤其中国带来了多么巨大的灾难。中国也一样，报复曾经加害自己的国家还情有可原，可在受害后去损害更弱更无辜的国家和人民，是什么道理？

    但另一方面，中国也应该捍卫自己在减排问题上的合理合法利益，并要求其他国家也都履行相应的义务，坚持对等性（当然对等性不是不加前提的完全等同）。在“共同但有区别”的大原则下，中国当然可以要求发达国家做出相对和绝对都更大的努力，要求发达国家对中国提供和输入资金、技术、模式、经验等支持以帮助中国以最小的经济和民生代价减排。发达国家有着成熟的环境保护经验和技术，这些都应该无条件的告知和教给中国，并且派出技术人员帮助实施。当然根据中国国情也可以做一些修正，但基调还是要“拿来”为我所用，少走弯路直取捷径。还有，中国在减排中付出了哪些相对于发达国家更为额外的代价，也有权利要求发达国家承担和补偿。例如中国限制传统能源和工业对经济的打击、在全球贸易中变得更为不利，那就有权利要求发达国家予以赔偿或者政策让步，否则自己可以拒绝放弃相关产业。

    中国也有权利对其他耗碳总量和人均都极高的国家提出相应减排要求。就像中东各产油国及俄罗斯，人均耗碳量都极高且总量也相当惊人，他们人均减排义务其实比中国更大。尤其沙特、卡塔尔等产油国，国民人均耗碳极为惊人，生活骄奢淫逸，对资源消耗毫无节制，且建立在不劳而获的基础上，理应付出远高于世界平均的代价。还有，例如印度等国，虽然现在碳排放总量和人均不及中国，但是增量更大，印度与中国在碳排放问题上的角色对比，类似于中国和美国。所以中国和美国达成的相互责任，也应该适用于印度和中国之间。如果中东各产油国、俄罗斯、印度等国不履行义务，那中国当然也可以采取反制。

    还有，中国曾付出巨大代价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将中国在三十多年间的出生人口减少了数亿，并在继续影响中国未来的出生人口数及出生率。这无疑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的减碳（人口少了当然总耗碳量就小了）。因此中国可以以此要求获得更多人均排碳量，以及要求出生率更高国家对中国做出相应补偿。

    还有，中国虽然按照生产额是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但是生产的高耗碳产品很多都销往国外。因此，应该将中国出口产品在生产中的耗碳以合适方式进行折算，由中国和进口国共同承担相应碳税、从生产端到消费端一起进行减排努力。

    就目前来看，中国政府做出了“碳中和”的承诺并在切实实施，整体和表面看这当然是一个好的方向。但是具体的行为和影响尚难以预料（虽然已经有了一些表现）。中国会具体如何处置相关的经济、民生、人权、环境、国际关系问题，尤其不同人不同群体间的各种利益冲突，都是值得关注和研究的。这关系到千千万万人的利益乃至生死存亡。

    从国人嘲笑格蕾塔·通贝里看国人心态与价值观

    近几年，瑞典“环保少女”格蕾塔·通贝里（Greta Thunberg，以下简称格蕾塔或直接以“她”代替）因积极参与有关气候问题的社会活动，成为世界知名人物。她在呼吁遏制气候变暖的过程中，经常有着各种激进、大胆、前卫的言行，有时显得幼稚和偏执。于是，她遭到了包括部分国人在内世界各国部分人（既有普通民众也有像特朗普那样的政要）的冷嘲热讽。

    虽然中国和外国都有对她的嘲讽攻击，但是也不完全一样。在国外尤其欧美发达国家，虽然有部分人对她嗤之以鼻甚至攻击谩骂，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她表示了支持和理解。而在中国，几乎没有支持她的声音（或者也有但是保持沉默？），全网一边倒的对她进行嘲讽攻击。国人对她的攻击谩骂力度强度似乎也远高于海外，对她的那种痛恨和鄙夷格外强烈，并且很能反映一些关于国人及中国社会的问题。

    这些嘲讽攻击，大体分为以下几类：一，认为她被人利用，是利益集团或者政客的政治工具；二，认为她什么都不懂，瞎胡闹；三，认为她有精神疾病，是偏执狂、妄想症、精神分裂，相关行为都是在犯病；四，认为她虚伪做作，自己都不环保还要求别人；五，认为她不了解民生疾苦尤其发展中国家人民疾苦，为了环保不顾经济民生问题，是“何不食肉糜”。当然，以上只是对这些嘲讽攻击加以概括总结，实际谩骂更加五花八门，也比我的列举在实际表达上难听、刻薄多了。

    首先要说明的是，即她呼吁关注和解决的气候变暖问题是真实存在的，且情况是相当严重的，各国也的确因为种种客观或主观因素，没有有力推动遏制气候变暖的各种措施。因此，她的呼吁是必要的。当然，她也有很多问题、缺点，这个后面会提到。这是评论关于她的事情（包括其他人对她及其言行的反映）的前提。

    第一，所谓“被人利用”，就单纯“被利用”这一点而言确实不是光彩的事。可是，如果考虑这种“被利用”的各种背景、主客观因素尤其实际影响，“被利用”就不见得是个纯粹的坏事，甚至有时是好事了。这个世界从古到今，多少伟大事业都是在人们利用与被利用、相互利用中实现的（当然多少肮脏龌龊也是如此）。当年美国独立战争，得到了法国的大力支援。法国当然有其制衡英国的目的，但是这对美国实现独立而言当然是几乎全是好处没有坏处，还结成了美法之间数百年的友谊。孙中山当年被日本在内一些列强所支持保护，当然也有列强试图在中国培植代理人、削弱满清政权的目的。可这促成了辛亥革命的伟大胜利，孙中山也并没有因此沦为列强代理人，而是推动中国的民主富强以及争取在国际上的平等地位。

    现在国人一听到“被利用”就各种反感咋舌，很大程度是受了某些教育和引导的结果。国人对于“利益集团”、NGO、外国干预之类十分敏感和反感甚至痛恨。其实，现代社会的运转中利益集团的影响无处不在，只不过一些人有标签有些人没有，没有公开标签的利益集团更会暗箱操作。国家利益当然要维护，外国力量当然也有其各种自私目的，可是在一些特定的环境和条件下，其积极作用是远大于消极的。

    格蕾塔是在某种程度被利用，但是她所呼吁的东西是值得关注的，与各国政治力量在内各种利益或价值观相关者的合作也是自愿的，产生的影响也是积极的。而她的对立面，那些因为利益和价值观反对遏制气候变暖的，同样甚至更加有利益集团的背景。不承认气候变暖及人为因素的特朗普，就受到美国传统能源产业者的大力支持。其他许多否定或者怀疑气候变暖的政治家、学者（包括少量科学家）、媒体人，很多都被曝出接受各种利益相关方的捐助、献金。

    当然，她作为公众人物，人们有权如此评价她，从某角度认为她被利用、是工具，也无可厚非。只不过如果当真以此否定她及她的主张，那就实在幼稚或者愚蠢了。

    第二，认为她不懂知识、瞎胡闹，这是以偏概全，或者大抵没有对她也没有对气候问题有过详细了解。她确实缺乏对整个人类社会乃至整个世界全局性的认识，对于减碳政策导致的负面影响似乎知之甚少或者不在意。她没有完整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国际关系等方面的通识，更没有精通。可是如果说在气候问题上，她的主张则都有客观事实以及被科学界广泛认可的研究结果作为支撑，而不是胡编乱造。在气候问题上，她也说过“不要听我的，要听科学家的”。这可比那些反对她的人科学素养高多了。

    三，说她有精神病，并列举了她许多言行加以佐证。首先，她的确被确诊患有阿斯伯格症、强迫症、选择性缄默症等精神类疾病，但是这与人们普遍认为的那种重性精神疾病还有差别，且这些疾病并不影响她主张的真实性和必要性。至于认为她患有别的症状例如偏执、妄想、躁狂之类，如果认为她的那些行为是这样的病，那从古至今多少政治家、社会活动人士都有病。之所以人们认为她有病而那些人没有，无非是因为她是个平民百姓，以及关注了一般人不太需要那么关注和狂热的问题，还有就是与众不同及和传统及部分大众的观点意见相背离。这本身就是一种偏见。

   19世纪上半叶，有一个匈牙利医生赛麦尔维斯，因为一直断言医生不洗手会传播细菌导致产妇死亡，强烈要求医生手术前洗手，称不洗手的医生同事为“杀手”，并变得偏激古怪，于是被当成精神病被毒打、送进精神病院并死在那里。而后来，随着科学发展，证实了他的判断是正确的，医生洗手也成了在医院避免出现感染的最主要方式。当年他的偏激古怪，大约也和他坚持真理却被误解、看到那么多人因为可避免的问题无辜死亡却无力阻止的痛心吧。赛麦尔维斯被当成精神病，毕竟是在没有相关科研证实其所说为真的情况下，而格蕾塔所说的气候问题则已经被充分证实。她是比较偏激，说是偏执也没错，但是只不过是因为过于急切和不顾现实局限而已。非要把这样的人当成精神病，那大众才像偏执极端不容异见的精神病。

    第四，认为她虚伪、没有身体力行。其实她是身体力行了的。她拒绝乘坐飞机而是以帆船航行，也坚持吃素食。当然这同样引来批评，例如有人认为其乘船的一系列过程排碳比单独乘机还大。国人还以本国青年积极参与种树鄙视她。这样的指责的确非常不新鲜，尤其中国。八九学运时候一些学生领袖就被指责“利用海外捐款大吃大喝”，记录武汉疫情的方方也被指没有去当防疫志愿者、利用特权让警察送亲属去机场之类。

   我不相信他们真的分不出来大小轻重，更相信他们是故意这么求全责备。不过还是正面驳斥一下这种谬论。身体力行当然最好，但是更要注意分工和角色。对于在某些问题上起到重要作用的人士，当然要适当的宽容。且他们的身份往往也意味着需要得到和使用更多资源，否则就无法将其作用最大化。还有，在一个社会整体都缺乏法治与公正的情况下，对那些发声的过于求全责备指责其一些人们普遍都做过的不正当事情，那一定只是让现实更糟，更没有人出来发声。至于那些说种树的，不知道有几个自己亲自去种过树、是参与半强迫性质活动时种的树还是自己掏钱主动去种的树。

    第五，认为她不懂发展中国家民生疾苦和发展需求，这一点倒是批评的很对，虽然批评动机也并不见得真是替发展中国家受难者呼喊。她最大的问题也正是没有兼顾经济与环境、当前与长远。这就是她的局限性和知识视野的不足了。但是好像也没有人与其进行真诚对话、通过各种渠道向她解释这些（例如发公开信甚至去见面），而是以各种阴阳怪气的语气进行嘲讽攻击。那些批评她的人，自己又何尝真的关心民生疾苦，更不肯将自己非法所得还给那些疾苦的人民。

    总之，她虽然有种种缺点，但是她的出发点是真诚的、所呼吁的东西是值得关注的、所作所为是有积极意义的，代表着人类在新时代的希望。倒是那些对其冷嘲热讽的中国人，如果有她这样的执着、勇敢、坚定、富有理想主义精神，中国社会的许多问题都能得以被关注和解决，中国社会将为之更新。百年以前、三十年以前，中国是有这样的人的，且为数不少。但是由于内外敌人的夹击和戕害，如今中国只剩下了犬儒化和社达化的精致利己主义者。这些人不仅自己不去追求正义、为人民牺牲，还对着那些真正的战士的缺点和伤痕“营营的叫着，以为得意”。

    对那些嘲笑讥讽格蕾塔的，我为他们送上鲁迅的一句话：“
不可救药的民族中，一定有许多英雄，专向孩子们瞪眼。这些孱头们！”

    国人岂止对她，对于国际上各种环境保护组织、运动及相关呼吁主张也纷纷嗤之以鼻、挖苦讽刺（至于对国内，前面提及的对柴静的谩骂攻击不就是例子吗。只不过国内呼吁和关注气候变化的越来越少，他们也没了批评对象）。至于理由，无非也是以上这些。可正如前面我所一一反驳的，他们的批评大多数并不能成立。

    那么为什么他们还要这样批评呢？这就和他们所处的环境、持有或者说被塑造的价值观及思维方式有关了。

    就像他们总是说西方那些环境保护分子虚伪、双重标准。可事实完全不是那样。不排除有些人确实口是心非，可大多数支持环保的人都在身体力行践行低碳环保原则。关于欧美环保主义者及主流左派，在选举投票中都明确支持那些实行减排政策（包括向他们征收碳税等影响其真金白银的政策，其他环境政策往往也伴随着对经济、收入、生活质量一定的负面影响），也在消费、出行、饮食等许多方面努力减少耗能耗碳。这需要克服或者部分克服许多日常的欲望，例如便捷、舒适、营养、形象。例如以公交或步行代替开车，这会对出行的舒适和便利有多大影响？减少吃那些垂涎欲滴的肉食，又需要克服多少口腹之欲？这种“到嘴的肉不吃”需要多么克制？穿二手衣物或者不频繁更换衣物虽然看起来影响不大，可这也是生活方式的改变，由奢入俭难。最重要的，是他们愿意缴纳碳税在内各种环境税，并且支持来自纳税人的财政支出用于遏制气候变暖及防范其他气候灾害。从承担经济代价到付出生活代价，主动做出那么多牺牲，难道还不够吗？还不能打动中国人吗？

    还真不能打动。一方面，很多国人并不了解这些，他们只看到那些环保人士的游行、呼吁，而没有注意他们的付出。但是更加恶心的，是许多人知道其付出但是并不因此感动和让自己和国家改变、跟随。甚至，他们明知这些事实也不愿意承认。

    这就是因为他们在中国这种恶劣的丛林社会生活太久了，丧失了主动性博爱性的同理心、责任感。他们认为（以下内容是站在他们立场的模拟）：你们自律、牺牲，那是你们自己的事，是自找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又不是我让你们牺牲的；让别人和你们一起付出代价？那是干涉我们的自由。西方不是最尊重自由吗（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先管管你们国家xx吧（当然这一点全世界都很类似）。怎么着，要强迫我们和你们一起受罪（哪怕没有强迫，对方真有能力强迫倒不会这么说、不敢这么说了）？要道德绑架？你们经济那么好工业化那么早，付出点代价不是应该的吗？什么，我也是中国既得利益者、工业化率先受益者？那是我们自己努力奋斗的成果，和你们靠殖民掠夺发家不一样（嗯，掠夺本国人不算殖民掠夺（难道不是更无耻？））。你们激情呼喊、痛哭流涕，情感真挚？自我感动而已。顾全大局？大局是个什么东西，能吃吗？对了你怎么不顾全大局？一二三四五，你看看你们这些行为，是不是更加不顾全大局，还有脸说我们？……

    以上这些并不是我想象编造，而是在各平台都能看到的，原话不见得如此，意思是一样的。他们的心为什么这么冷酷这么坏？也是环境塑造和其反应相互作用的结果。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非民主非法治、到处是不公不义的环境中，只有放下同理心和温情（起码在涉及重大利益时放下）才能存活、活得好。人善只有被人欺。这倒不是说人们都心理变态特意欺负善良的，而是善良的好说话、易退让、易动摇，各方激烈竞争，蛋糕就那么大，恶人得罪不起，只能去挤压良善、欺负老实人了。他们在重大利益上不会主动妥协，只有去拼命撕咬才能生存。主动吐出利益违反了他们在这种恶劣环境中养出的价值本能乃至生理本能。

    而讲道理也不是真的为了评理，而是选择性利用来维护利益的工具。有利于自己道理就讲，不利于自己的道德就否认、诡辩。至于道德约束，更被看成攻击别人的手段和限制自己的枷锁。谁讲道德谁就得付出更大代价。那些要别人为某事付出牺牲和代价的，即便说的有道理，但是无权无势，那一定会被围攻并要求他付出各种牺牲。即便他已经付出了牺牲，人们还认为他要付出更大牺牲，并找出其各种缺点毛病加以批判。至于这人付出各种牺牲、承受各种代价而死去后，人们或许有几句赞誉，但也就那样了。99%以上的人也不会因此追随他，而是看到其凄惨后更加不会去牺牲奉献、身体力行、身先士卒。

    在中国，也确实到处是合理与不合理的道德绑架。只有否认自己做错或者干脆否认某种道德标准，才能不被绑架。“顾全大局”在中国也的确被到处用来遏制个人维权，且很多时候不是顾的正义的大局甚至就不是大局，而是某些有权势的个人的非法私利。各种大义名目也往往只是谋私者的遮羞布，让其恶行被遮掩，比真小人更加可恨。这样一来，人们也就不会有共同体意识，或者说维系共同体的只有强制而非自愿。在都自私自利的情况下，谁承担更多谁就吃亏，大公无私的人只是为他人做嫁衣，除了几句赞誉（甚至有时候赞誉都没有），又能得到什么呢？人们也不愿意为整个共同体承担自己的那份责任，哪怕别人承担了自己还不承担。

    同情心、同理心，更是国人稀缺或者选择性使用的。这同样也是环境和个体相互作用、恶性循环的结果。在丛林社会中，同情怜悯就意味着心慈手软，站在对方立场上的同理心更会影响在零和博弈中战胜对手的坚定性，就会导致上当受骗、犹豫不决、妥协退让，只能被别人占便宜、吃掉。以同情同理心对别人尤其竞争对手，但是对方不一定同情你。同情不能相互或者对等，那同情人一方就往往被无情一方击败。还有，如果有同情心同理心但不付出实际代价，那这种同情又成了虚伪。即便付出一些，在恶劣环境中不见得有好报甚至恩将仇报、升米恩斗米仇。所以还不如一开始就冷漠、不同情。每个人都这么想，社会越发残酷冷漠，那些有同情心同理心的也更容易吃亏受害，于是成了全员恶人的社会。然后每个人都丧失了同情同理心或者对至亲至爱以外人的同情同理心，不去理解体谅别人而是以恶意揣测、残酷对待，人性丧失兽性复兴。这样还能指望多少基于事实和人道主义的真诚沟通和谅解妥协呢？

    至于承认错误、自我反省，那在中国更不是好的东西。在中国，让人反思是一种胜利者对失败者、强者对弱者居高临下的指责压迫，绝不是温情脉脉。你反省了别人也不见得因此原谅包容你，反而会觉得你的确错在你，然后就要你付出更大代价、做出更多让步。承认错误甚至罪行就更是了，你承认自己哪些立场观点行为错了，那对方大抵不会原谅妥协，而是抓住你的承认错误步步紧逼，让你在论辩中失败、付出更多代价损失。而且对方会理直气壮的认为，连你自己都承认错了，我这么对你难道不是应该的吗？至于说自己也承认有错、互相谅解，如果实力相当又没重大利益，那的确可能，但是在利益交关问题上，这么做不是傻子吗？

    还有，国人面对环保人士的宣传，还会有强烈的逆反心理。就像前面举出的“中国人吃肉，亚马逊冒烟”的批评（其实也没直接对中国人说）出现后，国人一片愤怒，有的人表示就要吃肉，气死你们。柴静在采访丁仲礼时，提到现在气候变暖已经让世界那么多灾难，要抓紧达成碳排放协议啊。然后弹幕里就说“就耗着，就不签，看谁先怂”。柴静说了恳切的要保护环境的话后，弹幕区一片“她急了、她急了”。除了环保问题，动保问题也一样，在知乎上有人提出动物保护立法重要性问题，就有人晒狗肉照片，有的还是整只被烤熟的狗。深圳立法禁食狗肉后，就有人声称要去那里吃狗肉喝酒。

   这种逆反反应同样是恶劣环境尤其恶劣人际关系、教育模式的结果。中国的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当然我说的不只是正式的教育，而是所有出于引导、说教、规训性质的行为）都充满着强迫甚至暴力（包括软暴力），不是以理服人而是以暴力威压逼迫人屈服。教育往往不是讲通道理说清是非，而是强制灌输强迫承认，对的要接受错的也要接受；不是循循善诱而是羞辱讥讽；不是真心为了启蒙和引人向善，而是通过训人得到快感优越感。于是既培养出驯顺的奴隶，又培养出逆反的暴民，或者更多时候是顺民与暴民（再加上愚民）的结合体，在强权强人面前逆来顺受俯首听命，错的东西也要接受拥护执行，在弱者或者无力强迫他们的人面前乖张暴戾，故意逆反，对的东西也要排斥反对抗拒（乃至故意做相反的事挑衅）。他们也分不清什么是善意劝告，什么是恶意批评。全球气候谈判是为了保护包括他们自己家园在内的人类，他们却当成斗气耍狠、玩“谁先怂”游戏的平台。这当然也是国内环境造成，他们在生活中尤其利益博弈时，时常都在玩这种“谁先怂”游戏。至于妥协？只有权势形势能让自己妥协，一切都不是看道理而是实力。

    至于因为正义感、冤屈感、责任意识而动感情，不仅不会让对方尊重起敬，反而会被当成软肋使劲戳，冷嘲热讽百般激将，搞得你气死或者没脾气。能冷漠的置之不理就算好的了。有些人这么对待正义者是出于愚蠢和误解，有些则是出于利益及更加阴险的动机。因为他们知道这样的人更具颠覆性威胁性，会破坏他们用谎言和暴力营造的秩序和利益分配体系。他们对这些戳穿谎言讲出真相的人感到深深恐惧。即便内心有些敬佩，也不会因为敬佩就手软，他们知道因敬佩同情而手软后他们自己可能就要遭殃。所以反过来又加剧他们对正义、真诚者的敌视和痛恨。于是容小人为友、视义士为敌，也就成了他们立场上理所当然的了。这样的情况下，小人当然越来越多，义士越来越少，或者干脆就没有义士只有小人了。

    这样思想和言行的国人，只能说可怜又可恨。他们没有生活在一个公平、诚信、有同情心同理心、包容宽松的环境中，而是在充满不公不义、谎言、冷漠残忍、你死我活的社会里。这样的社会必然将他们塑造成这样的人，他们也只有这样做才能在这样社会中存活和得利。久而久之就成了文化和惯性，变得在任何问题上都是这种应激式的反应。至于说让他们向善，可行性上目前当然不可能，而且如果让部分人真的以良善方式在中国生活，那也是害了他们，他们会被另一部分不良善的人将其利益甚至人本身分而食之。

   但是这并不是说他们完全是被动的发表做出这些言行，相反他们很主动，尤其是那些既得利益者们。他们很知道是非对错本身如何，但是他们更知道怎么做才能让自己利益最大化。至于说环境迫不得已，其实全世界所有人类乃至动物都迫不得已，都是现实塑造出的产物。中国恶劣的环境是他们如此之恶言行的原因，但是不是他们脱罪的理由。只要属于既得利益者、所得超过损失，那就不存在无辜。

   当然了，外国和外国人就没有这些社会和人性丑恶吗？当然不是。可是起码在部分国家部分人那里，经过民主法治、思想启蒙、公民社会、言论自由的洗礼，这些人性和社会的丑陋被大大减少了。而且这些国家一些群体间的对抗起码一部分是出于那些站得住脚的理由，国人这种逆反、对抗，又是出于什么？

   还要说明一点的是，以上所描述分析的国人之恶，并不是说他们时时刻刻、每一件事都在作恶。他们起码一部分人当然也有善良和讲理的一面，在平常或者说小事上也不乏宽容互谅，但是一旦涉及到重大利益，其青面獠牙就显露无疑了。中国每个阶层也都有相对的好人和相对的坏人，但是既得利益者相对更坏更阴险得益更多，整体上越是有权势人脉金钱越恶，虽然有不少例外，但是例外占比应该是相当低的。且这种例外者其既得利益仍然是通过结构性不公得到的非法收益。而人民尤其下层底层，虽然也确实有不少穷凶极恶者，可也有善良淳朴或者被迫善良淳朴者，愚顽狡猾的迫不得已成分更多，且即便其钻空子说谎言得到一些利益，但是整体上仍然是既失利益者，是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底层除了犯下十恶不赦罪行的，其他的都值得不同程度的同情理解。

    遏制气候变暖真的那么必要和急迫吗？

    一些国人也明白气候变暖是真实发生的，但是不能理解西方国家尤其其环保人士那种激进和急迫。这当然有情可原。因为中国还有其他许多复杂和严重的民权民生乃至民族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人们焦头烂额，所以环境问题就被相对忽视了。

    但遏制气候变暖真的不重要不急迫吗？仅仅就中国来说，问题也很严重，影响也将非常致命。

    气候变暖最直接和显而易见的负面影响，是全球海平面上升对各国沿海的威胁。而中国经济同样集中在沿海地带。根据研究，根据现在海平面上升速度，上海将成为世界上最早被淹没的城市之一。到2100年，上海将有一半面积被泛滥的洪水所淹没。至于上海完全被淹没的时间尚未有十分明确的结论，但是也就在以后几代人之内。除了上海，整个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唐、辽中南这四大区也是中国最大的四个工业基地，都将在未来数十年至数百年内面临淹没的危险。据研究预测，2100年，全球可能有20亿人沦为“气候难民”，那中国也必然有起码数亿。到时候，中国国内的各种矛盾尤其阶级和地域矛盾将更加激化，如果无法有效处理将面临内战的可能。

    如果说2100年还太久，这一代人大多数看不到，那当下中国的气候异常已经造成了实实在在的灾害损失。今年河南、山西连续发生洪灾，造成数百人死亡和几千万人受灾，许多企业倒闭、家庭破产。虽然死亡人数并不是历史最多，但降雨强度却超过有记录以来的最大值。死亡人数少主要是因为比以前有了更多防汛的科学手段和相关机制，而灾难本身的强度其实是增强了。除此之外，最近几年全国的水旱灾害不断，相关科学研究普遍认为与气候变化有关，而不是历史常态。如果气候再继续恶化，这样的极端天气只会越来越多而非越来越少或者保持现在的情况。这些都不仅仅是一场场灾难，而是触目惊心的死亡与经济民生毁坏。现在有几个人在洪水里挣命的场景，未来就可能有几十万人同时在大水漫卷中挣扎，那是一幅多么可怕的场景。还有伴随自然灾害的人性之恶的爆发，如抢劫、强奸、杀人都会到处发生，即便像美国那样的发达国家，卡特里娜飓风灾害下新奥尔良的烧杀抢掠，都触目惊心（当然卡特里娜飓风和气候变暖好像没什么关系，但是可以说明巨大自然灾害后会有怎样的人祸）。

    当然又有人说，以前人类也遇到过各种灾害，人员死亡更多，像河南在1975年就曾经发生过死亡8万人的水灾，历史上的水旱蝗病更是死人无数。可是，其实现在和以前是不一样的。以前是人类因技术手段不足无力对抗自然，或者因为人为事故造成灾害。而如今则是因为明显的气候变化造成，且的确有办法避免悲剧发生。而且，随着时代发展社会进步，人类对生命也更加珍视，现在和未来不再是也不应是几百万几千万人生命如草芥的年代了。人类几千年来最大的进步，就是对生命的珍视与尊重。我们难道应该倒退到古代战乱与饥荒年代尸横遍野的状态？就像古代绝大多数人得病都得不到医治，甚至在现在看来的小病都能要命，现在我们还能这样吗？实在不可抗力造成的死亡无法阻止，但是我们应该去尽可能避免和预防。还是以个人为例，每个人总是可能有各种意外，可能幼年夭折、青年遇祸、中年病故、老年忽逝。可是如果我们能预先看到一些危险的迹象、重病的萌芽，肯定会去预防和延缓。即便生老病死不可避免，可是除非像遇到一些痛苦的生不如死的情况，绝大多数情况下还是要尽力活好每一分钟、避开每一个危险。对于人类集体、人类社会也一样。

    何况，防范于未然总是好于临时抱佛脚。如果现在不去制止因人为造成的气候异常，生出侥幸和拖沓，那未来的子孙后代、那时的人们，就会像蝼蚁般在洪水与大旱中挣命，一个个绝望而死。这样的场景中国历史上是发生过的，当今也有缩小版（想想河南水灾时在郑州地铁里绝望挣扎的市民），所以不难想象。历史上的人们还比较麻木不仁，当代的国人即便因各种因素未完全觉醒，可已经有了现代人有的基本情感、尊严、价值、权利，有了许多牵挂、眷恋和不舍，有了极为丰富的喜怒哀乐。这样的生命数以万计乃至百万计的毁灭，将是多么巨大的悲剧，会产生多么令人恐惧的思想冲击。现在还没有，但是到时候就晚了。就像1937年12月之前的南京人、1959年之前的河南信阳人，也没有料到后来那样的惊天悲剧。可是没料到不等于不会发生，甚至更可能发生，心理逃避无法实现现实逃避，还让现实中更没机会逃避。当然，并不是要臆想灾祸、杞人忧天，而是说在铁一般证据面前，我们不能因为它还没出现就不管不顾、放任自流。

    我们觉得格蕾塔·通贝里那样的环保人士是偏执、疯狂，她/他们也确实有些缺点，可她/他们正是为了避免人类包括中国人民陷入这样的灾难而呐喊。无数科学研究和客观现实证实了那样的情况未来很可能发生，现在也已经有了一些以人命预示的前兆。现在我们多做出一部分努力，未来就可能减少几十万几百万人乃至更多人的非正常死亡（包括非常悲惨的死于水旱灾害及相关的贫困和战争中）。

    气候问题及气候政策下人类的百态与未来

    那么，全球合作全力以赴遏制气候变暖就行了吗？当然不是这么简单。

    气候变暖的人为因素，直接来看当然是工农业生产。可是实际上则牵涉到这世界上几乎所有人的利益，想遏制气候变暖，需要对整个人类的生产生活做出改变。而且，这还需要世界各国各阶层各群体及每个个人的合作、妥协、付出。

    工农业生产当然是温室气体排放的直接因素。可是，很大程度上是消费决定了生产。想遏制气候变暖而限制工农业生产，众所周知会影响生产者的利益，可更会影响消费者的利益。在许多情况下，消费者需要承担更大代价。但消费者也来自不同阶层不同群体，如果减少生产，一定是消费者中强者保留既得利益，弱者承担代价。

   如果限制生产，其实也就等于限制消费。消费者如果无法自觉低碳生活，那只能选择去高价购买已经被强制减产、物以稀为贵的工农业产品。这样当然是越有钱和资源的人相对受益和不影响生活质量，平民百姓则会叫苦不迭或者被迫低碳。这样的减排，显然是对穷人、弱者的剥削和伤害。有权有钱的人也会为保持甚至继续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维持自己的优越地位，一定会更加巧取豪夺、不择手段，争夺因减排低碳而被强制压缩了的本就有限的工农业制品和其他相关资源。平民和弱者将更加弱势，不仅物质所得减少，也更加仰强者鼻息才能活的好一点。这就有点像监狱，在食品生活品稀缺的监狱里，一个鸡爪、一根烟、一包方便面调料，都能拉拢一个人，有两箱方便面和一瓶“老干妈”，就能号令全监。现代文明的发展很大程度就是建立在物质充裕、消费品被广泛普及的基础上的，如果物质不充裕尤其被人为压缩，那个人权利与自由也会随之受损。

    这就又涉及到遏制气候问题的另一个影响，即导致公权力的扩大尤其集权主义的强盛。如前所述，减少碳排放，必须实现国际合作。那么国内也一样，也需要各阶层各地区各行业各群体的共同努力。但是减碳政策对不同群体的利弊显然是不一样的，起码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也很少有人愿意主动让渡自己的利益。于是这就需要国家尤其中央政府依靠强制力协调和分配利益。而对于环境问题的各种政策，也同样需要法律规范及全国统一号令，更需要行政和司法力量的强制推行，包括中央政府的决策和协调。这显然是非常利于集权主义的。只有集权才能实现让各方各地都为减碳承担代价。而这种集权也无法保证仅仅用于减碳环保，而是会必然的延及其他各领域。

   这对于建立一个民主开放多元、保护个人权利与自由的社会，显然是不利的。在高度发达民主的国家，这种不利影响有限，甚至还能利用这种集权解决一些以前解决不了的、代表地方保守势力价值观和利益的东西，并且通过各种运动、探讨和妥协，修正民主宪政体制让它变得更好。但是在那些专制极权国家或者民主不充分的威权国家，这种集权当然意味着专制的强化和个人及小共同体权利的限缩。减碳等环境需求为其强化集权提供了某种合法性依据，助长了其专制独裁的声威。而且，专制独裁者推行的环境政策一定是受益（或者利益受损）不均的、有倾向性的，谁靠近和支持权力，谁得到的就更多。那些不愿意依附权势的，就将被以冠冕堂皇的、政治正确的环保问题借口予以排挤打压。一般情况下，专制者一定是更倾向于强势者、既得利益者，这样才有利于政权的稳定和保证对体制及其个人的忠诚。还有，其推行减碳的过程中，一定是粗暴野蛮、一刀切式、不顾人权的。这个不用多解释，看看中国执行计划生育和防治新冠的情况就明白了。还有，在推行政策时往往不会去说通民众，而是强迫民众接受，并阻止相关的新闻报道和反思批判。所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中国在环境问题的政策上经常如此。

    这样的情况下，阶级之间、地域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的不公平将更为加剧，阶级矛盾、地域矛盾、不同群体间的矛盾会更加激化和不可调和。这又会促使专制政权强化集权、动员暴力机器维持稳定，然后社会更加压抑和不平等。

    如果社会处在这样一个高度不平等情况下，想让人们自觉减碳也就不可能，甚至导致下层人民的逆反。设想这样一个场景：在碳中和实现前20年，因减碳政策导致失业、物价上升买必需品都捉襟见肘、父母看不起病孩子上不了好学校、与上面阶层差距进一步拉大、被维稳体制压的无法表达诉求的某个中年男子，周末一狠心去肉铺花几百元钱买几斤牛肉解馋。然后他被巡视的某位基层官员看见，好心劝他“少吃几斤牛肉吧，大家一起拯救我们的地球”。这男人只能回一句：“大人，那是你的地球”，然后美滋滋享受牛肉，并且内心巴不得地球灭亡、大家同归于尽。对于那些平民大众来说，享受一些廉价的工农业产品已经是其生活中的最大享受了，辛苦劳作就那么点盼头了，连这都要剥夺或者逼其减少消费，那要不要脸呢？

    不同处境的群体对未来的期望也是不同的。有的人期望且有能力让自己子女乃至更后的后代都能享受到各种优越特权，对他们来说未来当然是充满希望、值得追寻呵护。而对于那些处于破产、失业、苦劳的人们，往往已经丧失了对未来的美好希冀，也无力让子女及更后的后代出人头地，充满绝望感。这种完全不同的心境，当然不会一条心去为人类未来着想。以性恶论猜测，那些对自己也对自己后代生活感到无望的人，恐怕宁可让世界毁灭，大家同归于尽才公平，就像前面我假设的那个中年人。这样绝望的人因种种原因，极少真的去搞杀人之类反社会行为，但是却完全可以且便捷的拒绝付出减碳努力，让地球慢性自杀。

    还有，在专制腐败、人与人缺乏互信的国家，即便排除宗教因素，不相信气候变暖人为说及减碳必要的人也必然非常普遍。有些人是出于利益假装不信，还有些则是真的不信。尤其对于那些平民大众、弱势工农而言，他们一辈子甚至许多代人都饱受官员、精英、上位者的各种欺骗，从国家各种政策大计到基层的各项政策推行，以及各种各样的教育宣传，乃至整个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其中有多少花言巧语的谎言欺骗。在和政府各机关、公检法、医院、学校打交道期间，他们又被或精致或粗暴的坑过多少次。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已掉入“塔西佗陷阱”，或者就是“狼来了”的故事那样，即便你言之凿凿说碳排放如何如何影响包括这些老百姓在内的人类，他们也不会相信和主动配合，无非觉得又是上头那些衣冠楚楚的人坑害百姓的又一个伎俩罢了（而且也的确会借助这种政策坑人得利，老百姓朴素的直觉很多时候是没错的，虽然这种习惯性直觉也会造成致命误导）。（其实民主法治的国家地区也存在精英对庶民的结构性欺骗剥削，因为话语权就是掌握在前者手里的，他们可以用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完全合法的手段，明里暗里坑的老百姓哑口无言）

    那么，民主开放的社会就能做到全民普遍低碳生活、实现减排目标了吗？显然并不是。以美国为例，有约一半的人不承认气候变暖及由人为因素造成或持一种怀疑态度，且这种观点根深蒂固。这不仅是利益问题，还涉及到宗教价值观问题。对于那些虔信宗教的人来说，让他们做他们认为是违背上帝旨意、不符合宗教教义的事，就算威胁关进监狱甚至杀掉，他们都不会做。当然现实也不可能因为要减碳就把不愿意减碳的人送进监狱或者杀死。所以美国将长期有一半人继续高消费高耗碳的生活，这显然会让剩余那一半愿意节制消费的人愤怒。后者认为前者不承担责任加剧气候危机、不和他们同甘苦不公平，前者认为后者是偏执狂自虐狂还要干涉他们自由，双方对立和仇恨日益加深，美国社会更加撕裂。而只要有一半美国人还在大肆排碳，那美国目标肯定无法达成，这不仅会直接加剧气候变暖，也会引起中国、欧盟、印度等国不满。他们认为连带头国家都不按规定减排，自己岂不吃亏？除了西欧北欧那些国家可能还能自行遵守协定，其余国家肯定“跟风”毁约或者起码增加部分排碳。于是，遏制气候变暖目标肯定达不成了，即便能放慢气候变暖速度，如果没有突然出现的决定性变量，灾难晚些年头还是要来。

    不仅美国，其他许多民主国家尤其发展中国家都会有类似问题。其实民主国家想减排更难。因为民主国家必须听取民意，而不能由执政者拍板就行了。而且，即便执政者拍了版甚至立了法，民主自由社会也可以将其选下台（然后很可能选上个否定气候变暖、拒绝执行国际协约的）、游行示威公民抗命、拒绝执行法律或者和政府长期打官司走程序拖延，如果严重影响民生还可能有骚乱甚至暴动。于是减排也就不了了之或者大打折扣了。除了西欧北欧那样的既民主又有极高国民素质（科学素养和自律精神）的国家，其实绝大多数民主国家在减少碳排放能力上还不如专制或威权国家。这时候，某些体制的优越性就表现出来了。对于专制国家尤其高度极权专制的国家，对这一切问题都可以用维稳来解决，从洗脑到删帖封号、从监视到喝茶、从拿学业工作施压到关进监狱，从拿个人前途说事到威胁家人，总有办法让你屈服，不屈服也引不起其他人一起不屈服。这样的高压下，一切不满都会被压制，一切损失和痛苦都只能自行消化或者转嫁给更弱势者。于是推行包括减碳等环境政策在内各种政策，当然十分顺利。当然，他们有时也会遇到阻碍、不执行环境政策，但是这并不是因为普通人民出于维权的阻拦，而是某些既得利益者出于维护非法利益动机的上下活动所致。

    这又引出了一个问题，及气候问题及遏制气候变暖对政治、人权和其他人类议程的影响。如前所述，气候变暖危害巨大，人们不得不让渡很多东西来遏制。其实，人们让渡的不仅有物质利益，还有政治权利、个人自由及其他许多非物质方面的东西。前面已经说到，减排需要公权力的介入，这会助长专制和集权。在这之外，许多涉及个人权利与自由的东西都会受到影响。在减碳成为优先目标的情况下，别的权利、平等、尊严等诉求只能靠边站。这就类似于战争时期，为取得战争胜利，平常人们所珍视和追求的各种权利、尊严和自由秩序都不复存在或被大大限缩。减排时期虽不至于和战时一样，但也颇有类似。

    对于这些，发达民主国家是给了很系统完整的解决方案的（虽然未必完全可行），根本上就是两个字“平等”，或者再加上两个字“扶弱”。为避免减排造成的不平等和各种矛盾加剧，发达民主国家更强调对平等的推动，尽可能促进收入平等、权利平等、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平等等各种平等措施。他们还强调对相对弱势群体、受气候变化及减排措施影响最大的群体提供补偿和各种帮助（反过来，他们也要求那些条件优越收入丰厚的人在减排中付出更多）。此外，这些国家也更加注意民主自由体制与环境的改善、调试，使其尽可能适应气候变化及减排时代。这可以很大程度减少社会矛盾、平息各方不满。甚至，这种危机感带来的各种改革，还促进和加速了人权的保障与发展（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就是例子，冲突的恶劣后果反而让危机意识被强烈刺激，各方在灾难后危机下构建了更加利于人权和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和模式）。

    可这些很难在发展中国家尤其非民主国家推行，如前述的他们会以损害人权的方式实现减排，并且在减排后又造成损害人权的后果。更加令人担忧的，是一些专制国家利用欧美发达民主国家对气候问题的重视、对减少碳排放的强烈需求，以减碳问题为筹码要挟后者，以减碳换取欧美减少对其人权问题的批评和介入。两相权衡，欧美大抵更在乎减碳这样既影响自身生存又关系到未来人类文明存续的问题，而别国人权虽然也是重要议题却只能放在次要位置甚至有时只能不顾了。这样，许多专制国家面临的改善人权的国际压力大减，专制和侵犯人权会更为变本加厉，或者起码不会改善。这对于那些饱受压迫的人民来说，又将承受更久更大的苦难。

    除了这些，各国间及各国内部也会因为利益、恩怨、价值观、立场等，在气候变化及减碳进程中发生各种各样的矛盾冲突，加剧危机甚至制造更多灾难。例如有历史恩怨或者重大利益冲突的国家，自己恨不得对方国土被海水淹没、国民凄惨流离，这样大仇得报（或者反过来，对方再不能对自己报仇）、对方再也不能威胁自己国家和民族。这样的心态下怎么可能合作抗击气候变暖？即便没什么仇怨和你死我活的对立，甚至互相之间还有恩情，可涉及到重大的利益让渡例如减缓工农业发展和生产、从本来就不充裕的国库中拿出巨款支付巨额碳税、接纳5-8位数的气候难民，这些国家是优先考虑本国利益还是别人？可能一碗水端平吗？

    那些国内严重不平等、矛盾剧烈和社会高度分化的国家，内部也不会真的像一家人一样互帮互助。即便象征性做些帮助，也就仅此而已了。不同地域（如内陆和沿海）在贫富差距大、族群认同明显差别、有巨大利益冲突乃至制度性不平等区隔的情况下，一群人就会对另一群人失去家园幸灾乐祸（即便不是大部分也是一部分），即便同情也很难肯让渡利益到平等程度来接纳失去家园的（除非有强制力）。在气候变化恶化一开始，一群人就不会为易受灾的另一群人付出足够的减碳代价（同样除非使用强制）。让在沿海大城市落不了户买不起房的内地居民，去为沿海大城市有几套市值千万的房产和各种户籍特权的人着想而减排？除非强制谁肯心甘情愿，不巴望后者赶快淹死、房产泡进大海就够有同情心了。那些地域认同感强又不怎么受气候危机影响的地域群体，又怎么可能乐意降低产能实现碳中和？那些深居内陆和高纬度、和沿海地理位置与资源禀赋相差悬殊的地区民众，对沿海繁华地带的淹没，会不会想“你们也有这一天”？他们会付出巨大代价保住沿海吗？只会想方设法抵制减碳。这样的情况已经在发生（看看最近的限电在中国东北等地引发的波澜），这样的心理也早已有之，未来变得更恶毫不意外。（当然，在一些无关痛痒的事情上各地各群体可以有温情和互助，但涉及到生存空间等巨大利益，丛林社会里的同胞之情还有多少用？夫妻亲子之间在生死交关的利益冲突中都不乏反目，何况同胞？）

   同理，那些不生孩子的，恐怕也不想履行遏制自己死后才出现的灾难的义务。至于别人家的孩子，虽然是自己的同胞，可同胞没爱过自己，在网上抱怨几句都会被谩骂和戾气淹没。至于说为了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千秋万代，如果一个人“996”式工作下，劳动所得80%以上还是被割了韭菜，看不起病买不起房，生不起孩养不起老，更不能表达诉求和维权，一切都得自己咽下去忍下来，恐怕也早就没了为祖国千秋万代付出代价的爱国心和民族感情，反而会有很多这样的人痛恨国家和民族（哪怕他其实是应该痛恨那一部分权贵而非所有人）。即便自己有孩子的，同样面临各种生存压力的情况下，也无暇无心力去考虑几百年甚至几十年后的事。为孩子着想？孩子最麻烦的不是几十年后生活在怎样的生态环境中、多大概率死于洪涝或者干旱，而是能不能上个不那么破乱的学校、找个体面的、可以养家糊口的工作，还有孩子得了病能不能付的起医药费、如何支付医保外用药的钱。眼前生存都难，哪管得了未来？

    在剧烈的矛盾和普遍的贫穷下，人们也无暇顾及未来只能满足眼前，因为不满足眼前连未来的门都摸不着。对于统治者而言，为了稳定和政权生存，也只能迁就姑息放纵包含碳排放的各种生产生活活动，尽可能将经济蛋糕做大，让各方分得的份量都比以前分的的多，缓和当下的矛盾和各方需求。至于未来多么可怕，毕竟“不见棺材不落泪”。倒是如果为了减排而压缩“蛋糕”的规模份量，那会使得分配矛盾雪上加霜，极易引发各方反弹，进而导致政权不稳甚至崩溃的。

    在减碳等拯救环境的进程中，权贵等既得利益者恐怕也不会像欧美发达国家那些精英富豪那样以身作则减碳、拿出真金白银投入到环境工程，而是继续骄奢淫逸，衣食住行照样高耗碳，最多搞一些形式以示参与减碳。他们从来拒绝权利与义务的对等，他们可以一边心安理得的享受权利，却又不愿意承担义务。例如有知乎上的疑似既得利益者公开宣称，减碳可以但是不要搞碳税那些东西。这话如果放在正常社会一定被人耻笑，但在中国却被许多人赞同。

    更恶劣的可能是，他们会利用这种机会大发气候危机之财，利用相关政策和资源巧取豪夺，比如凭借权势和信息优势捷足先登，迅速瓜分新能源市场，获取巨额利润。上梁歪着下梁能正吗？这些人本身也占了工农业消费品消耗及排碳的大多数。这些眼里心里只有利益没有人民、只有自私没有责任感、为了权和利不顾一切的统治阶层，只想拼命透支、榨干国家民族和国民的剩余价值，一个个击鼓传花般将一切祸患留给后人，“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

    这一切现实下，全球按时实现“碳中和”、达成遏制气候变暖的目标，就变得非常不可能。除非各国实行超强的强制力推行减碳、大国强行迫使较弱国家严格减碳，或者在全球气候危机彻底爆发前有突破性技术革新可以迅速便捷实现碳中和或解决气候危机（这其实类似于绝望中不切实际的狂想，虽然不是完全不可能），否则气候灾难必定会在未来数十年至数百年大量发生，少则百万多则数以亿计的人直接因气候变化造成的灾难而死亡，数十亿人沦为难民。在这样的情况下，普遍性的饥荒、贫困、战争就会不可避免，人类这个物种还能存在多久这个问题也不会有乐观答案。

   关于气候危机下人类为争夺生存空间发生的战争、恐怖主义活动在内的各种连带影响，已有大量研究。如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即于近日预测，2040年人类就可能因为气候变化导致的危机爆发全球性军事冲突，尤其在受气候变暖严重影响且对抗危机能力脆弱的亚非地区。作者认为，最迟在2040年，世界将开始“气候冲突”，各方将相互使用技术，加剧干旱和洪水等自然灾害。这首先是指地球工程技术。刚果、印度河、湄公河和尼罗河流域等地区，有可能成为未来气候战争中的热点。这些地区有可能因为河床和水流方向的改变而发生冲突。其实，因气候变化引发的战争古代就有先例，欧洲在古罗马时期的“蛮族入侵”和中国蒙古族、女真/满人南下入侵中华，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如果说未来因气候变化激发的战争与当年的不同，那就是当年是战马和弯刀的搏杀，未来可能是导弹甚至核弹的投掷。

    可是，即便知道这些后果，人类也不可能放下各种利益和恩怨。因为这些利益和恩怨同样关乎生死存亡及自身存在的意义，谁都不愿意为了他人他族乃至全人类的生存发展，付出自己及自己亲朋好友败落死亡、名实俱灭的代价。而且，至少其中一部分人，那些受压迫受剥削受欺凌和在历史中吃亏受难的个人、群体及民族，这种不放下和争斗是有情可原、不可粗暴否定和无理剥夺的。

    当然，或许未来没有这么令人悲观，人类空前的齐心努力承担代价，以及科技的突破性发展及其他难以想到的原因，成功遏制了气候变暖及其他气候灾难（或者这些灾难仍然发生，但人类已有了规避、克服这些灾难造成危害的办法），世界的明天又是新的一天，孩子们又能沐浴在和煦阳光中展望更遥远的未来。不过那时，持气候变暖否定说的人们肯定会出来说，“气候变暖果然是个大骗局，否则为什么没发生那些灾难”。这一句话就可以否定无数人类的牺牲和奉献。虽然即便这样，也比真的到了人类天天面对死人百万的巨灾那个末世般时期说出“这都是上帝的安排”要好。

    可这样的人类成功渡过气候变化危机的可能未来，远不及人类将在气候变化造成的各种灾难中十亡八九、苦心建筑的现代文明崩塌毁坏的这种未来的可能性更大。

    人类的前身经过数百万年的演化，才变成了一万年前类似于现代智人的样子。而在这一万年内，人类创造了之前几百万年演化都未能出现的辉煌文明。从原始社会到农业文明，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从传统工业到信息时代，人类以一种超级加速度发展。当今的人类无论物质文明还是非物质文明，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种发展让人类克服了历史上许多难以克服的灾难与贫乏，让人的生存概率、长度和质量都有了惊人的提高，可同时也导致了人为的环境污染、气候变化等生态危机的出现。人类的成就反噬了人类，人类也将面临自己制造的灾害的挑战。

    虽然这世界充满着丑陋、人与人争斗不休，自私、冷漠、谎言、暴力、压迫、伤害无处不在，各种奸恶之徒大行其道，但同样也有互助、温情、真诚、和平、正义、呵护，有着无数仁人志士的牺牲奉献。整体而言，今天的人类仍然享受着人类有史以来最好的生活，有了前所未有的权利与尊严及生存价值，与漫长人类历史上的生存状态与质量相比简直如同梦幻。最重要的，是我们还寄希望于未来，期待人类有实现广泛甚至完全的公平正义与繁荣富足、每个人都能自由发展、对历史上一切丑陋谬误谎言都能破除和拨乱反正的一天。有着这样希望的人类世界，如果在未来数百年或数千年完全（或大部分）毁于气候变化或其他未知灾难，那多么可惜可叹。我们也不忍心炎黄子孙缔造的锦绣芳华与世界一起毁于一旦，我们还期望后人替我们看到民主法治、自由进步、公平正义在华夏大地充分实现的光明时代。

    作为宇宙中的一粒尘埃、漫长人类史中的一帧闪烁，我无法对抗生存背景中这样壮阔和漫长的力量。即便将这样的壮阔和漫长缩小到万分之一乃至更微小短暂，即人类社会的当今时代，将我个人替换为全人类数十亿人，仍然无力阻止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各种灾难（甚至被裹挟参与了这些灾难的造成）。即便克服了气候灾难，不一定何时发生另外的危机就又让人类天昏地暗（例如如果一颗超巨型陨石撞击地球，就可能突然将毫无准备的人类及万千物种一举毁灭）。人类即便创造了辉煌博大的文明，但仍然只是宇宙历史中卑微弱小的过客。可是，作为“有思想的苇草”，我们还是做一下挣扎和记录吧。

                                                              王庆民

                                                        2021年10月13日

                                                     共和历230年霞月桃日（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