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布與不公布的抉擇—武漢肺炎的防疫難題

新冠肺炎從中國崛起，並迅速的在全中國爆發，更藉由國際間的航班，在全世界各地擴散。台灣也因此陷入疫情的恐慌，從防疫用的口罩到日常消毒的酒精，每日都被搶購一空，大家也害怕著疫情大爆發後資源將更加的匱乏。儘管在口罩徵用的規則和防疫的措施上仍有進步的空間，但我們認為，總體來說台灣目前為止在這場防疫大戰中，表現可說是遠比其他國家來的優秀許多。但比起政策的缺失與否，在恐怖的傳染病影響下，因為無知導致的歧視和疏離也許才反而是更大的危機。

回首2003年，當時的台灣因為和平醫院的處理程序錯誤，面臨SARS疫情大爆發的危機。台灣社會陷入與今日相仿的恐慌，避免疫情擴散和搶救「人命」快速被輿論視為最重要的事情。然而，從北市府以「和平封院是以少數人之犧牲換取大多數人的安全，此一決定應受肯定」一語，企圖合理化當時強制召回全院醫療團隊回到充滿病毒的和平醫院，導致全院大規模的院內感染、死亡的事件中，我們可以發現一個問題。這個問題是，究竟生命的價值是否可以用多數人的利益來衡量呢？

台大社會系助理教授藍佩嘉曾說：「SARS不只是一場自然的災害，也是一場社會的危機！」。當人們不具備對疫情的基本知識，無知將帶來極度的恐懼，而為了怕自己被拖累，社會間就開始有了汙名化和分化，她更直言：「會致命的不光是病毒，還有疏離與歧視。」當時疫情爆發後，在第一線搶救病患的醫療人員，成為保全多數人利益的犧牲品，沒有確診SARS的醫護人員也因為大家怕被傳染的恐懼，在日常生活中遭到各種歧視和疏離。

回到現今正在面對的新冠肺炎，台灣各地已經陸續有確診案例產生，儘管尚未發生大規模社區感染，但日、韓以及其他國家的案例，業已讓台灣人民陷入17年前的情境之中。為了清楚自己是否安全，許多人希望政府可以公布確診病患的姓名和居住地，但這樣真的可以更大程度的保障人民的安全嗎，還是只是表面上安撫大多數人的恐懼的心呢？

隨著台灣確診案例不斷提高，更有無接觸史的個案，試想，如果今天公布的患者都不在我們的生活圈內，我們真的就可以卸下戒心，降低防疫的標準嗎？顯然對於大多數的民眾來說，避免因為自己的疏忽導致無法嚴重的後果仍然是更加重要的，因此對於大多數民眾以及防疫的效果來說，只要衛服部確實掌握病患和居家隔離民眾的行蹤，對大眾公布與否並為有顯著的差異。

然而，對於確診病患而言，公布姓名和居住地意味他的生活圈內的所有人，都將知道他曾經到過疫區或著確診新冠肺炎，在大眾缺乏相關的知識，以及資訊傳播的誤差影響下，將引發大眾對於確診病患的恐懼和排斥，就如同當年SARS疫情造成的分化，台灣將再度出現恐慌產生的集體排斥意識。而當民眾看到確診民眾受到大眾歧視，和社會潛在的壓力後，是否將更加害怕自己也受到相同的對待，進而造成確診的困難，導致防疫出現更大的漏洞呢？

以北韓這次的抗疫行動為例，藉由國家的公權力強制隔離所有自疫區返回的國民長達30天，並嚴格監管民眾健康管理期間的行蹤，更有傳言有一名北韓貿易官日前去中國之後，回國後沒有遵守隔離命令，跑去公共澡堂洗澡，被發現後遭到軍法處置，立即槍決。儘管這一系列措施讓北韓目前宣稱無境內確診案例，但極端的壓迫卻也讓人民害怕揭露自己過去的經歷，以至於後續傳出北韓高官隱藏自己出訪中國的旅遊史的情況，讓我們可以看到發現隔離、邊緣化帶來的隱憂。

從台灣SARS爆發期間的社會氛圍，到當今北韓的強硬作風，我們可以看出疫情爆發確實更是一場社會的危機，就像一場經典的囚徒困境，每個人都希望避免疫情爆發。然而，卻也因為這樣把社會一步一步推向病毒的危險中，因此政府和媒體必須積極建立大眾對於疾病的認知，以及對當今政策的了解，才能夠避免因為大眾對於染病者的排斥，導致疫情更加無法控制。

參考資料

張原紘，<防疫這樣做? 北韓官員"隔離"趴趴走 立即槍決>，2020/2/14，https://news.cts.com.tw/cts/international/202002/202002141990484.html

新聞資訊中心，<強制隔離的程序不正義，持續侵害人民人身自由!－台權會對於釋字690號之聲明>，2010/10/05，https://www.tahr.org.tw/news/189

陳尹暐，<記憶與遺忘的對決—SARS兩週年後的再省>，2005/07，https://www.tahr.org.tw/news/2074

記者郭沛軒／生命力報導，<疏離與歧視 比SARS更可怕的危機>，2003/5/29，https://vita.tw/%E7%96%8F%E9%9B%A2%E8%88%87%E6%AD%A7%E8%A6%96-%E6%AF%94sars%E6%9B%B4%E5%8F%AF%E6%80%95%E7%9A%84%E5%8D%B1%E6%A9%9F-c2895f464ac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