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列宁主义组织理论的一点思考——读曼德尔<列宁主义的组织理论>有感（下）
三、政治的集中与组织的集中
集中制，很多人的理解里就是组织行为上的集中，也就是组织中的人全部一致执行某个决定，然而这完全误解了列宁的本来含义。我们先来区分一下政治的集中和组织的集中。
政治的集中，曼德尔说道：“集中是经验的集中、知识的集中和对实际斗争的总结的集中。”[30]也就是政治的集中指的是将分散的自发性行动汇集在一起，将分散的反抗目标形成为一个共同的纲领。如果各种不同类型的运动，甚至同一个运动内部都各自为战，那么必然得不出对于现实的完整的系统的认识，也形不成相互支援，相互配合的态势而容易被各个击破。无产阶级要形成关于现实政治、社会和经济的整体认识需要集中制，而要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同样也需要集中制，只有将各种运动汇总在一起，共同形成对资产阶级国家的致命一击，才能完成一个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这也是列宁在《怎么办》里提出集中制的本来含义。列宁把碎片化的运动各自为战的形式称为“手工业方式”，建立集中制的组织就是列宁提出的解决方案。列宁说：“但是现在社会民主党人中不仅做政治鼓动工作的人，而且做组织工作的人，也都应当‘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未必有任何一个实际工作者会怀疑，社会民主党人是能够把自己的组织工作方面的千百种零星职能分配给属于各种各样的阶级的单个人去担任的。缺少专业化是我们技术上的最大缺点之一，对这个缺点，波-夫非常痛苦而又非常公正地表示了不满……但是另一方面，为了把这一切零星细小的工作统一起来，为了使运动本身不会因运动职能的分散而分散，为了使履行细小职能的人确信自己的工作是必要的和重要的（没有这种信心，他就根本不会进行工作），总之，为了做到这一切，就需要有经过考验的革命家的坚强组织……总而言之，专业化必须以集中化为前提，并且绝对需要有集中化。”[31]列宁在这里很清楚的表明，为了避免运动的分散，将运动的方方面面统一起来，我们应该进行集中。这就是政治上进行集中的目的，而组织上进行集中是这种政治集中的表现形式。组织集中本身不是目的，是为了政治集中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政治集中是第一位的，而组织集中是为政治集中而服务，斯毛派将组织集中作为第一原则是典型的本末倒置。曼德尔指出了卢森堡对列宁集中制的误解：“当转向由列宁本人发展的列宁主义的组织理论时，我们发现重点并没有放在集中的正规的组织的方面，而是在它的政治和社会功能方面……列宁在《怎么办？》中发挥的就是一个可以把一切初步的，自发的，分散的和“仅仅”是地区性的抗议，反抗和抵抗活动联合起来的党的核心策略。对集中的强调很明显是对政治方面的而不是对组织的形式方面的。组织形式方面的集中的目的只是为了使这个策略可能实现。”[32]
在上面的列宁引文中，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那就是运动中履行细小职能的人，通俗讲就是参与运动的基层工作者，运动的螺丝钉，如何才能保证其工作积极性。我们经常会遇到所谓左翼青年的淡出问题。抛开本来就是来娱乐的玩票青年，很多有奉献精神的左翼青年在最初的激情之后，陷入了琐碎的日常事务之中，变得消沉、懒散，缺乏主动性与积极性，这又以在NGO里工作的左青和脱离社团的左青那表现得最为明显。很多基层工作者变成了朝九晚五的办事员，不明白自己与革命、与共产主义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而运动本身又异化成了资本主义社会里一份养活参与者自己的工作，日益丧失了其本来面貌（这是第二国际官僚化的原因之一）。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要通过政治上的集中，让每个人认识到自己所做的工作在整个运动中的意义，并在短期工作与运动的长远目标发生背离时能清醒地认识到这点，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将自己的工作与运动统一起来。局部与整体统一，短期与长期统一不能只是高层的话语，而需要是每个基层工作者的实践，就像托洛茨基所说：“我们的党将我们每个人整个地吸纳入去，但它反过来也给我们最大快乐：我们能意识到我们肩上系着人类命运的一个微粒，而我们的生命不会白过。”[33]当然，这只是一部分的解决办法，还有争取组织民主等办法。
二战之后，出现了很多新社会运动，比如生态运动，LGBT运动等。传统的斯大林主义党将这些运动一概斥之为小资产阶级运动，对这些运动要么不闻不问，要么反对这些运动。这使得这些运动中虽然很多有左翼色彩，但整体却与传统左翼出现背离，更多是碎片化的存在。如果没有政治的集中，这些运动就无法与传统的左翼运动统一起来，对共运本身也是一种损害。
在苏联解体之后，反思苏联解体的教训成了一股潮流。很多左翼比如说巴迪欧等，认为集中制是错误的，是产生官僚化的原因，而解决做法是取消先锋党，大家齐头并进。虽然在话语上加了很多后现代式的词语，但这等于又回到19世纪左翼运动的松散状态，无视列宁主义的产生就是为了解决这种困境。这种说法无疑是说明一个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政治的集中就不会有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实践上他们和改良主义是一体两面，都是不关注运动的目的，而只关注运动本身。
第四国际的存在就是政治上进行集中的表现，它致力于将全世界各种不同的运动汇集在一起，将斗争的经验理论化为一个世界性的纲领。虽然在实践上有着种种不足，但这一目标却没有变。反而追求组织集中的斯毛派一直没有一个有广泛影响力和强大号召力的全球性国际，本末倒置的结果是无论是本还是末最终都没有[34]。
现在我们来谈谈组织上的集中。我们现在明白政治上的集中需要有一个集中制的组织，否则政治集中很难进行。但列宁当年却犯下了将两者分离的错误，在俄国坚持创立一个高度集中的党，在针对西欧各国的政党问题上反而认为松散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是理想的形式[35]。在《怎么办》中，列宁将建立集中制的组织视为俄国特殊环境的产物：“只要我们把问题提到现代俄国条件这个具体基点上，就会得出一个肯定的结论：正是为了使运动具有稳固性，防止轻率进攻的可能性，才绝对需要一个坚强的革命组织。”[36]后来在十月革命之后，特别是德国十一月革命失败之后，列宁认识到建立集中制原则的党应该扩大到所有国家，因此才有了第三国际，也就是共产国际。正是根据这一原则，我们得出了一个组织上实行集中制的先锋党的必要性。
列宁主义政党组织原则的全称叫民主集中制，也就是说既要民主也要集中。简单讲，就是讨论上实行最充分的民主，一旦形成决议后，行为上需要严格一致行动。这又遇到了一个老生常谈的派别自由问题。在布尔什维克的历史中，派别自由是大部分时期都存在的，一直到1921年俄共（布）十大上禁止派别组织（不过也没有禁止思想派别）。这充分说明了布尔什维克内部存在相当程度的派别活动。十大之前，列宁在与各种各样错误倾向的派别斗争过程中，从来没有用行政手段禁止其它派别，都是用民主的方式进行斗争，很多时候列宁都是居于少数派的地位，这证明了斯毛派所说应该采用政党纪律方式对待派别活动完全是无稽之谈。很多人说托派提倡派别自由导致组织分裂，但从俄国革命的历史来看，组织分裂是一件很平常的事，这并不是提倡或者禁止派别自由就能解决的事，而有着客观的社会环境，有一定派别存在的社会基础，就会产生出一定的派别，禁止派别活动只不过是让派别活动以更加隐秘化和极端化的形式存在，而不可能消除派别活动。从布尔什维克的历史上也能看出来，十大之后，仍然产生了左翼反对派，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派，右翼反对派等派别。而由于缺乏正常的派别斗争手法，导致了斯大林用残酷的宫廷政治手腕消灭了其他派别。
另外说托派提倡派别这并不正确，王凡西对此有精彩论述：“不禁止党内的派别，党内可以有派，这立场与‘提倡派系’完全不同。存在于并且活动于复杂而分歧的阶级社会里的一个革命党，进行着艰巨错综的革命斗争，要想它的广大成员在任何一个问题上都采纳一个‘唯一正确’的意见，不让任何人对此表示异议，更不许他们在某一个不同意见上结合暂时的乃致较长时间的倾向或派系──那是根本不可能的。硬要做到这一步，除非在该党业已取得政权之后，当权的一个派系控制了军警特务力量，藉此力量来镇压与消灭一切不同意见者。显然，到了这个地步，这个革命党早已不成其为革命党，它早已丧失一切革命党的生命力了。党内产生派系是一个客观的必然现象，虽然，正如老托说，它‘是一种祸害’。这种‘祸害’只要对付得当，它却是‘党的发展的辩证法的一个构成部份，正犹之乎毒素是人体有机生命中的构成部份一样’。我们承认「毒素」有某种有益的作用，可是我们决不提倡毒素。同样理由，我们正视派系存在，容许派系存在，但并不提倡派系……总之，我们并不提倡派别。但我们主张容许党内的不同意见，容许这些不同意见者可以（亦即有权）进而组成派别，藉以谋这些不同意见的贯彻。与此同时，我们当然承认，因而强调：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党的力量在于尽可能集中地统一党内成员的意志，以尽可能齐一的步调来进行活动，所以党必须要经常解消各种派别的存在，要一方面用民主讨论来消解不同意见，即取消派别所以产生的基础，另一方面要保证这些现存的（即未能解消的）派别的合法权利。我觉得只有这样，一个革命党才能既统一团结，而又能生气盎然。”[37]总之，我们和斯毛派们处理派别活动的方法完全不同，我们坚持用民主的思想斗争的方法消除派别。而要进行这种思想斗争，首先就要承认派别有存在的自由，每个人都没有权力凌驾于其他人之上，这是斗争的第一步，否则等于先验地认为自己已经高于一切派别，自己的思想不是派别，而已经是全党的方针了。但事实上在取得共识之前，每个人自身也是派别，用组织手段消灭派别也等于说消灭自己。
否定派别自由或者用错误的方法对待派别分歧的恶果在实践上有很多。就拿目前来说，左翼里盛行开除左籍的游戏。在不承认派别自由又没有一个权威的中央情况下，就只有自封领袖，开除思想倾向不同的人。这种情况发展到极端就是日本战后新左翼运动中的“左翼内讧主义”[38]。我们都知道当年日本赤军的极端暴力行径，其实这在日本新左翼运动中是很多派别的通病，相互殴打、仇杀、报复使得不光自身四分五裂，在群众中的印象也极差。日本当前左翼运动的衰落很大部分原因在于新左翼的极端内讧行径。不正常的处理派别斗争方式不光不能形成统一的组织，相反各派别在行动上极其涣散，根本不能统一行动，连联合阵线的形式都做不到，更别谈集中制了[39]。
在思想上进行民主的讨论，不代表在行动上就会涣散，这也是民主集中制的本来含义。一旦有了正式决议，那么即使是有不同的意见，也应该遵守决议内容而行动，否则任何行动都会遭到破坏。列宁时期的布尔什维克是民主集中制的典范，即使在十月革命的紧要关头，也坚持民主讨论并且投票。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反对武装起义，但起义的决议作出后，他们也投入了起义的行动。同样的例子有不少。
很多人认为民主集中制只是理论上可行，实际上根本做不到，最后就只剩下集中而没有民主了。这里我们需要区分两种不同类型的组织：一种是对参加者自身思想状况和能力水平并不重视的大杂烩式组织，其成员有活跃的与消沉的，爱学习的与不学习的，偏左的与偏右的，并且组织上层有很多与组织挂钩的物质利益。多数工人政党都是这种组织，各国社民党是典型，法国和日本共产党也是这样的组织。很明显，这样的政党不可能实行民主集中制，其成员的千差万别使得如果每个成员都参与党的组织性政治性工作，那么连日常讨论都很难进行，更别说一致行动。如果要做某件事，只有少部分人制订计划，安排下面的人去做，并且组织高层经常为了自己的利益做有损于全党利益的事。这就形成了一种等级制和官僚化的倾向。另一种是从各种不同的地方选拔出的积极分子，接受系统化的理论训练，有着坚定的信仰而组成的党。党的领导层很多是不脱产的，即使是职业革命者，在组织中也没有多少物质利益可言。民主集中制只有在这样的组织里才能顺利实施，因为这种组织的成员都有一定的能力和责任感来进行政治性组织性事务的讨论，每个人都有着独立的思想，官僚分子和投机分子在这之中也会受到最大限制。这样的讨论也会更加就事论事，着眼于解决问题本身，而不是因为物质利益和黑帮式的个人小圈子，可以最大限度发挥民主的优势。同样，在行动上会因为每个人的责任感与纪律性而确保每个决议都能得到最好的实施。
列宁时期的布尔什维克之所以能很好地运用民主集中制原则，就是因为当时的布尔什维克就是由这样的先进分子而组成的党，虽然人数不多，但战斗性极强[40]。布尔什维克征收党员的标准是极其严格的，按照列宁说法：“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世界上只有我们这样的执政党，即革命工人阶级的党，才不追求党员数量的增加，而注意党员质量的提高和清洗‘混进党里来的人’。我们曾不止一次地重新登记党员，以便把这种‘混进党里来的人’驱除出去，只让有觉悟的真正忠于共产主义的人留在党内。”[41]十月革命时布尔什维克只有35万人，此后人数有了增加，混入了一些质量低下的人，在1921年达到了73万。于是俄共（布）十大通过了《关于党的建设问题》的决议，开展清党工作，在1924年初减少到47万。而斯大林为了在权力斗争中取得胜利，不惜降低了征收党员的标准。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提出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搞了个突击入党的运动，一下吸收了25万党员[42]。这批人普遍没有接受过党的政治训练，拉低了党的整体素质，使得民主集中制原则实施起来已经变味了。这不能说明民主集中制原则有错误，而是民主集中制的前提条件已经发生了改变。当然列宁时期的党和斯大林时期的党在很多方面都存在不同，这只是其中一个不同。
这就提出了列宁主义组织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那就是训练干部。我们不像斯大林一样认为干部决定一切，但干部的素质却决定了整个组织的前途命运，间接决定了整个共产主义运动事业的前途。保罗·勒布朗这样论述干部：“在这里意味有经验的行动者，富政治修养，胸有成竹，精通组织技巧，能够为革命组织招募新的成员并训练之，并且能对广泛的促进社会改变的社会运动产生具体贡献。这意味着了解一些关于阶级斗争以及其它解放运动的历史知识，以及清楚认识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现实，懂得如何审酌情势，知道如何与人进行有效的沟通，以传递上述知识给他人，善于组织讨论会和抗议行动。我们需要在更多的人群里培养出这种能力，众多坚强干部的产生，对将群众运动导向社会主义革命可能性的斗争至关重要。”[43]高质量的干部对于建设良好的组织风气至关重要，当然也包括民主集中制原则的顺利实施，而一个好的组织氛围，又反过来促进了组织内干部的培养。
在目前的中国左翼中，经常有人感慨一旦实行民主，那么很多事情都进行不下去，所以组织内部还是独裁好，少数人策划活动效率高。这完全是没有明白民主集中制的内在含义，也忽视了列宁主义的党组织与一般社会组织的区别。将质量参差不齐的人一概而论，都吸纳进自己的组织里，而又不按照一个列宁主义政治组织的标准培养每个人。活动本身成了目的，而不把建设组织与培养干部作为重点。这样的结果要么是成为一个兴趣小组，要么是成为一个大杂烩的政治组织，离列宁主义的组织差了很远。
要建设列宁主义的先锋党组织，我们要明白列宁当年提出的建设集中制的革命家组织具体是什么样的含义，不能陷入被斯毛派曲解的组织理论中。
四、官僚制
官僚制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自由派认为没有市场经济都会形成官僚制，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官僚制是全世界的最终制度，无政府主义认为组织是官僚制的罪魁祸首，一些左翼认为列宁的先锋党理论是官僚制的源头，毛派认为文革就能防止官僚制。我们在此不详细研究官僚制问题，只提几点对列宁主义先锋党理论的误解。
首先，认为十月革命后建立了官僚专制是完全不正确的。十月革命后，只是推翻了临时政府，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而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之中是通过选举上台的执政党，与左派社会革命党联合执政。后来形成了苏维埃中只剩布尔什维克一党的局面，也不能说是布尔什维克故意造成，是由于左派社会革命党首先叛乱，不服从整个苏维埃的决定。而分裂出来的支持布尔什维克的民粹派共产党和革命共产党后来又加入了布尔什维克，这也不是布尔什维克强制他们加入，而是自愿进行。在残酷的内战时期，苏维埃仍然是有选举，选举出布尔什维克也不是由于他们怎么样欺骗人民，玩弄政治手腕，而是由于只有他们才能领导内战胜利，保住苏维埃。
因此，认为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之后就建立了官僚制是错误的，布尔什维克是通过自己的能力取得了苏维埃内的执政地位，领导苏维埃。这也反过来证明了在苏维埃内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如果没有布尔什维克的领导，那么苏维埃最终就会垮掉。在二月到十月的过程中，苏维埃在前期一直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所领导，他们不仅不满足人民的要求，反而和资产阶级相妥协，希望在立宪会议后就解散苏维埃。托洛茨基说如果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能满足人民和平、土地和面包的需求，那么十月革命就不会发生，但只有布尔什维克坚决满足了人民的要求，由此得到了人民的信任，最终取得了苏维埃的领导权。
很多人认为托派不讲党的领导，讲苏维埃完全性的自我组织自我决策，这是不合事实的污蔑。托洛茨基在他的最后的未完成的手稿中写道：“俄国无产阶级在二月，或者说在1917年三月，成熟起来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列宁。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是工人阶级革命传统的化身。为了让群众接受列宁的口号，必须存在一个核心，尽管开始数量很少；这个核心必须有信心担当领导的重任，这种信心来自于全部过去的经验。在对情况的分析和预测中去掉这些因素就是忽视活的革命，用一个抽象的概念代替它，所谓的‘力量对比’，因为革命的发展确实是在于，这种力量的对比由于无产阶级意识变化的影响而发生不断的迅速的变化，由于革命对无产阶级中包括落后阶层直到先进阶层的吸引，由于阶级对自身力量不断增长的信心。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党，正像在党的组织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它的领导一样。”[44]曼德尔说：“在列宁式的革命组织和真正的苏维埃民主或苏维埃政权之间没有矛盾。与此相反，没有革命先锋所进行的系统的组织工作，苏维埃制度要么被改良主义者或半改良主义者的官僚们所扼杀（参看1918-1919年德国苏维埃制度），要么就是由于没有解决关键政治任务的能力而失去它的政治作用（参看1936年7月到1937年4月之间的西班牙革命委员会）。”[45]苏维埃本身是各党竞争的舞台，全部交给苏维埃的意思就是容忍苏维埃中的改良主义者或者官僚主义者掌握苏维埃的领导权，最终也会葬送苏维埃，这是对革命的背叛。革命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先锋党的领导。
在建立苏维埃并且领导苏维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后，同样也应该坚持党的领导以及党的纪律。因为无产阶级中的各种思想差别和利益差别仍然存在，社会上也存在着大量小资产阶级，各种资本主义的残余势力以及思想仍然存在。这时如果放松党的领导，那么其结果只能是各种旧势力沉渣泛起，最终复辟资本主义。列宁说：“否定政党和党的纪律，──这就是反对派得到的结果。而这就等于完全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而有利于资产阶级。这也恰恰就是小资产阶级的散漫、动摇、不能坚持、不能团结、不能步调一致，而这些一旦得到纵容，就必然断送无产阶级的任何革命运动……阶级还存在，而且在任何地方，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都还要存在好多年……消灭阶级不仅意味着要驱逐地主和资本家，──这个我们已经比较容易地做到了──而且意味着要消灭小商品生产者，可是这种人不能驱逐，不能镇压，必须同他们和睦相处；可以（而且必须）改造他们，重新教育他们，这只有通过很长期、很缓慢、很谨慎的组织工作才能做到。他们用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从各方面来包围无产阶级，浸染无产阶级，腐蚀无产阶级，经常使小资产阶级的懦弱性、涣散性、个人主义以及由狂热转为灰心等旧病在无产阶级内部复发起来。要抵制这一切，要使无产阶级能够正确地、有效地、胜利地发挥自己的组织作用（而这正是它的主要作用），无产阶级政党的内部就必须实行极严格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的顽强斗争，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没有铁一般的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没有为本阶级一切正直的人们所信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战胜集中的大资产阶级，要比“战胜”千百万小业主容易千百倍；而这些小业主用他们日常的、琐碎的、看不见摸不着的腐蚀活动制造着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使资产阶级得以复辟的那种恶果。谁哪怕是把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稍微削弱一点（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那他事实上就是在帮助资产阶级来反对无产阶级。”[46]列宁还仅仅是从经济角度论述坚持党的领导的原因。除了经济原因，还有上层建筑的原因。社会主义革命是针对旧社会中的一切剥削与压迫因素进行革命，在所有领域都要进行，在家庭、文化、意识形态和宗教、科学、艺术、伦理、行为模式等领域都需要进行革命。经济基础的革命只是为这些领域的革命提供条件，并不能取代这些领域自身的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刚建立时，会有很多从旧社会中遗留下来的坏思想和坏习惯，比如说对女性、性少数的歧视，奢侈浪费的习惯，民族偏见、沙文主义和种族主义，权力欲望等。如果不在这些领域进行革命，那么不仅共产主义永远也无法实现，工人国家本身也会岌岌可危，资本主义会从这些缝隙中慢慢渗透进入，最终又会回到旧时代。而这些都需要先锋党的领导以及斗争才能慢慢消除，这也是不断革命论的内在要求[47]。所以要坚持共产主义的方向，就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一些极左派认为苏维埃的存在使得党显得多余，在建立苏维埃特别是建立工人国家后，应该解散一切政党，以免官僚化。这种想法有两种原因：“它要么是来自于一种幼稚的臆想，认为采用苏维埃制度能使无产阶级在一夜间趋于一致，消除意识形态和利益方面的一切差别，自动地自发地给整个工人阶级提供在革命中出现的策略和战术问题的‘革命解决方案’。要么它就是一个借口，用来给一小撮自封的‘领袖’机会以控制相当一部分不善言辞的群众，这些群众被剥夺了系统地理解革命中策略和战术问题的可能性，即自由讨论和在政治上区分自身的可能性。（例如，所谓自治的南斯拉夫制度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48]第一种是列宁所说的左派幼稚病，可参考列宁对其的详细分析。第二种就是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意图控制群众的借口了。由于无产阶级内部存在的差别，因此肯定会出现某个阶层的代表，以及各种思想倾向的交锋。如果否认了政党的存在，那么也就没有了各种利益的讨价还价，各种思想意见的公开表达并让群众公开选择的机会，这时做出决策的只能是一小撮人。自由组建政党是民主的标志，如果群众没有这个权利，那么不管表面上说得多么冠冕堂皇，实质都只能是领袖专制。
但是从布尔什维克的历史中，我们还应该看到，布尔什维克的领导权并不是先天就存在的，而是由于布尔什维克正确的纲领和路线，以及其党员的积极活动才取得的。这是我们和斯毛派的重大区别。我们认为，任何一个政党在苏维埃中都没有对苏维埃的先天领导权，不管是在革命过程中，还是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后，都需要不断地接受群众的检验。一旦群众对执政党不满意，那么群众有权选择别的政党来领导苏维埃。先锋党并没有对于其它政党的特权，都需要在苏维埃中平等竞争。只有实践检验之后的先锋党，才是真正的先锋党。如果没有各党纲领意见的公开表达和交锋，没有群众的选举和认可，那么先锋党的堕落是必然的，官僚化也是必然的结果。因此我们支持多党制。
布尔什维克在禁止派别活动后，很快就出现了官僚化的倾向。1920—1921年也被称为列宁和托洛茨基的黑暗岁月。从这时开始，列宁就一直不断与党的官僚化倾向做斗争。民主集中派和工人反对派最早提出了官僚化的危险，虽然他们的解决措施不正确，但也指出了官僚化的倾向。虽然列宁也承认苏维埃国家是一个“带有官僚主义的毛病的工人国家”，但列宁或是低估了这一倾向，或是没有找到正确的反官僚方法。后来列宁渐渐重视了这个问题，在很多文章中抱怨了官僚主义，比如:“我们内部最可恶的敌人就是官僚主义者，这些人都是身居苏维埃要职(也有不担任要职的)、由于为人诚恳而受到大家尊敬的共产党员，他们没有学会同拖拉现象作斗争，不善于同这种现象作斗争，反而加以掩盖。”[49]却也没有详细研究这一问题，而是通过设立工农检查院等监督机构来阻止官僚化的趋势，不过工农检查院最后又变成了官僚机关。列宁最后承认了自己与官僚化的斗争是失败的：“我是这样设想的：几十个工人参加中央委员会，就能比其他任何人更好地检查、改善和改造我们的机关。起初由工农检察院行使这一职能，但它实际上不能胜任……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工人，应当主要不是来自那些做过长期苏维埃工作的工人，……，因为在这些工人中间已经形成了某些正应该加以克服的传统和成见。”[50]无论哪个国家的实践，都证明了自上而下的反官僚斗争是必然失败的，这种方式只能是官僚反对官僚。托洛茨基后来详细研究了官僚问题，指出了当时苏联官僚化的客观原因以及解决方法，提出了多党制[51]。实际上，这也是发展了列宁晚年的思想。据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成员索罗金的研究：“早在1922年，在一份为一篇题为《政论家札记》的文章撰写的草稿中，列宁反复谈及‘孟什维克及其合法化’。”[52]
毛派虽然不同意斯大林自上而下的大清洗方式来解决部分官僚，但毛派提出的文革方式却并没有跳出整个斯大林主义的框。虽然文革造反派很多是自下而上，但由于没有组党权，没有提出自己政策的权利，也没有选择各种不同纲领的权利（只能在中央文革小组和所谓刘邓派之间进行选择），因此最终也必然会融入旧官僚体系中，根本无法解决官僚问题[53]。
这又提出来一个问题，先锋党如何在苏维埃中取得领导权？曼德尔说：“你在工会、群众政党和工人委员会中对自己所能要求的唯一权利就是成为这些组织的更投入的、更积极的、更专注的、更英勇的、更清醒的和更忘我的建设者，成为工人阶级的一般利益的捍卫者。在你的工人阶级的同路人面前，除了说服他们的权利外你没有任何特殊的私利。”[54]也就是说，先锋党只能通过积极地参与各种工人组织，民主地进行辩论，自我的牺牲与付出让工人自愿接受先锋党的领导，而不是玩弄各种阴谋诡计的手腕。这不是代表党成为苏维埃的跟班和后勤部，而是取得苏维埃领导权的唯一方式。其他走捷径的方式只会造成官僚化的负面结果。
目前中国虽然没有苏维埃，但是有一些初级的左翼社团以及工人组织。在这些组织中也面临着各路左翼争夺领导权的问题，围绕着领导权上演了不少荒诞剧。如果没有公开的民主的手段争夺领导权，那么一旦曝光出来必然造成一般同学的反感，发展到最后甚至会走日本新左翼的老路。这是我们必须警惕的现象。
关于官僚制的问题，是刚接触列宁主义的人最为困惑的问题之一，这个问题不明晰，在以后的实践上也会面临很多困境。
结语
今天就是十月革命一百周年纪念日。回望一百年前那场震撼世界的革命，如今的世界虽然也并不平静，但却弥漫着普遍的绝望气息。虽然比起苏联崩溃后的十年，左翼虽然已经走出最低潮，但大部分左翼却更加实用主义与机会主义，在极右翼与政府之间首鼠两端，没有信心也没有勇气去创造一个新的世界。而作为能够创造新世界的列宁主义在这种情况下，仿佛是微弱的火苗，被四周的狂风所摧残着。希望之火显得那么脆弱，让人唏嘘不已。但正是由于这种脆弱，才更需要盗火的普罗米修斯。让希望之火走下神坛，重返人间，这是任何一个真诚的共产主义者都应该去做的任务。本文献与一百年前的盗火者，让希望之火能在我们手中越燃越旺，照亮世间。
谨以此文纪念十月革命一百周年。
2017年11月7日
[1]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Ernest-Mandel/MIA-chinese-mandel-1970.htm
[2] “认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也被称为“身份政治”。“身份”概念是指一个人的实践身份、行为模式以及与其他人在世界中存在的形式。二战后各种新社会运动兴起，使得产生了许多对于移民、妇女、少数民族和性少数等平权运动的研究，身份政治也通常被用来解释各群体间的歧视和冲突。但共产主义者本身也是一种身份认同，从个体来讲也面临着与其它身份认同的融合与冲突。对于身份政治，有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某些极左派所认为的身份政治削弱了阶级斗争，降低了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分化了工人阶级。这种想法的结果只能是将意识形态领导权拱手让给资产阶级，也会忽视新社会运动的重要性。另一种是后马克思主义所认为的阶级概念已经过时，阶级斗争已经让位给各种身份之间的冲突。这种想法的结果要么是各种新社会运动缺乏明确的社会主义方向，要么就是社会主义仅仅变成了一种思想认同，和阶级斗争结合不起来。关于“认同政治”和后马克思主义等概念可参考艾伦伍德的研究。
[3] 很多国家的历史都表明，在工人运动出现高潮之前，会有一个学生运动的高潮。当然，学生运动之后并不必然会有一个工人运动高潮。
[4] 1883年劳动解放社的建立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开端，当时这只是个知识分子团体，主要翻译西欧各社会主义思想家（主要是马、恩）的著作。可参考波斯别洛夫所编《苏联共产党历史》。而中国一开始也是各种共产主义研究小组，苏俄文化研究会等。可参考石川祯浩所著《中国共产党成立史》。
[5] 当时西方艺术界中不少人对苏联持好感，如罗曼·罗兰、马尔罗等。还有一些更进步的反对斯大林，同情托洛茨基，如里维拉，奥威尔。各国早期共产党中都有不少知识分子。在20世纪60年代的革命潮中，还形成了法国新浪潮和意大利新现实主义两支左翼的电影流派。
[6] “毛发动的最后一场群众运动是文化大革命，运动没有实现其声称的目标，留下的只是溃散后对政治冷漠的人民，冷漠之后是虚无，一个厌倦了的民族冷眼旁观1970年代发生在上层的拜占庭式的政治斗争和宫廷阴谋，这些斗争和阴谋玷污了毛时代政治历史的最后篇章。面对这些普遍的政治不满和可能发生的经济危机，毛主义已无力再提供有效的补救措施。一个逐渐玩世不恭、对政治冷漠的民族，已很难再为陈旧的革命口号和思想说教所打动。”——《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莫里斯·迈斯纳著。
[7] 美国是个典型例子，工人运动在二战后逐渐被民主党所收编，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很多倾向民主党。在中国，6#4#事#件时的工人领袖李#旺#阳、韩#东#方也是自由派。
[8] 《列宁主义的组织理论》，埃内斯特·曼德尔著。
[9] 在对阶级意识形成过程的研究中，有两种路径：一种是结构-化约主义（structural-reductionist）或者叫决定主义（determinist）视角；另一种是历史主义（historicist）和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t）视角。后一种研究方法由汤普森所开创，将创造阶级意识的自觉活动而不是阶级意识在经济社会结构中被动形成作为关注重点。可参考其著作《英国工人经济的形成》。
[10] 《先锋党》，埃内斯特·曼德尔著。
[11] 以韩国为例，在1987年之后很少出现强大的工人运动，很多人理解为韩国工人阶级阶级意识的下降。但根据具海根的研究，工会活动家的政治性和战斗性仍然强劲。他们领导了1996年的总罢工。可参考其所著《韩国工人》。
[12] 文革爆发初期，出现了蔓延全国的“经济主义”风潮，其中又以上海最为严重。临时工要求转正，正式工要求提高工资福利待遇，但中共高层对此持反对态度。上海造反派工总司甚至是压制群众斗争的急先锋。可参考李逊所著《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
[13] “阶级是一种社会和文化形态（通常可以看到其在制度上的表现），对它不能抽象或孤立地定义，而是要从与其他阶级的关系的意义上定义；而且，最终只能用时间媒介——即行动和反应、变化和冲突——来定义。当我们谈论阶级时，我们正在思考的是一种定义很松散的人群，他们有着共同的利益、社会经验、传统和价值体系的汇集，有着作为一个阶级采取行动、以与其他阶级不同的方式存在的人群，有以他们的行动和他们的意识来定义自身的倾向。”——汤普森，转引自具海根所著《韩国工人》。
[14] 铁路工人李伟杰是个例子。一开始维权时幻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没有抓住机会建立完善的铁路工人组织，精力放在了个体维权。后来在铁路工人维权热情期过后，更难做好实际组织工作，更多是象征意义。
[15] 机会主义代表为旧社会民主党，欧洲共产主义各党以及拉美左翼民众主义各党等。宗派主义代表为处于斯大林主义“第三时期”路线的斯毛派，霍查派等，以及一些学院左派，如巴迪欧。
[16] 葛兰西提出了“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的概念，也叫“领导权”，指一个阶级通过控制文化内容和建立重要习俗来支配其他阶级。它是通过大众同意的方式进行，并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回应着大众的期望，这使得被统治阶级对于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有一种认同。可参考葛兰西所著《狱中札记》。
[17] 在伯明翰学派之前，亚文化通常是被视为是消费社会的结果，是一种社会疾病和代沟。伯明翰学派则认为亚文化有着社会结构的深层次原因，象征着一种对主流文化的抵抗，是一种通过隐晦的方式表达出的“反领导权”。对于亚文化不同的风格也可以解读出不同的含义。但威利斯也指出，这种抵抗是一种“笼中抗争”，并不能彻底反抗主流文化。可参考保罗·威利斯所著《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赫伯迪格提出了主流文化收编亚文化的两种途径：一种是将亚文化符合转化成大量生产的商品；另一种是用整个国家机器来对亚文化符号重新界定。可参考赫伯迪格所著《亚文化：风格的意义》。
[18] “苏联主义”网是典型代表，是个以苏联文化爱好者为主的亚文化圈子。而近几年虽然大部分左翼小圈子开始关注现实问题，但仍然缺乏针对现实的明确诉求和方案，也缺乏行动力，娱乐性和消遣性明显，作为社交圈和朋友圈的功能居多。
[19] 深圳迪威信工人抗争中的工人代表吴贵军是个例子。根据对吴贵军的访谈：“2007年我调机时手受了伤，在病房遇到公益机构发法律宣传资料，才知道原来有这样的民间公益组织，就聊了一会，觉得可以啊，以前没遇到这样的组织。”——《工厂龙门阵：2013·搬厂·罢工》。
[20] 在沃尔玛维权行动中可以最明显看到各方势力的参与。参与方一开始是以张军为首的沃尔玛中国员工联谊会，后来陆续加入劳维律所主任段毅和张利亚等人、王江松支持者团队等、沃工维协调小组王时树、深圳春风劳工服务部张治儒等。不同的势力有着不同的政治倾向。
[21] 《怎么办》，列宁著。
[22] 可参考David Lane所著The Roots of Russian Communism。
[23] 《列宁主义的组织理论》，埃内斯特·曼德尔著。
[24] 毛派通常将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解释为“革命转变论”，号称是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把“阶段革命论”和“不断革命论”辩证统一起来。实际上这是毫无意义的玩弄辞藻的诡辩。可参考王凡西所著《毛泽东思想论稿》。
[25] 希腊反资本主义左翼阵线是个很好的例子，它是一个由托派（希腊社会主义工人党、“希腊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组织—斯巴达克斯”）、毛派（希腊左翼反资本主义小组、左翼小组、左翼重组社、“希腊革命共产主义运动”）、激进生态社会主义（“替代生态主义者组织”）及其它激进左翼组织（“争取共产主义解放的新左翼潮流”、共产主义解放青年团、“共产主义重建组织”、“色雷斯独立共产主义组织”）共同组成的阵线。可参考第三期《惊雷》文章——《希腊反资本主义左翼阵线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
[26] 比如说中国革命过程中，虽然中共是个斯大林主义政党，但却赢得了很多先进工人的支持，主导了很大部分的工人运动。反观托派虽然理论原则正确，但在革命过程中一直处于边缘地位，没有发挥先锋党的作用。
[27] 《怎么办》，列宁著。
[28] 《论学生与知识分子》，托洛茨基与丹麦学生代表们所作的谈话。
[29] 可参考第六期《惊雷》文章——《1980年代韩国进步学生“进厂”策略的得失》与具海根所著《韩国工人》。
[30] 《先锋党》，埃内斯特·曼德尔著。
[31] 《怎么办》，列宁著。
[32] 《列宁主义的组织理论》，埃内斯特·曼德尔著。
[33] 《在第四国际成立大会上的演辞》，托洛茨基著。
[34] 就拿在各国斯大林派党里最有影响力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来说，其根本就不是一个国际。内部分歧众多，很多原则性意见都不一致，缺乏常设性的中央机构，也没有具有约束力的政治决议。除了希腊共产党等少数几个党，参会的成员多将其作为交流会议而不是自身必须参与建设的一个机构。毛派的“马列主义政党及组织(毛主义)国际大会”和“革命国际主义运动（毛派）”虽然是国际，但在全球范围内影响力小，对内部的约束力也很弱，各党整体来说还是各自为战。
[35] 可参考刘宇凡所著《关于列宁先锋党的神话》以及Paul Le Blanc所著Lenin and the Revolutionary Party。
[36] 《怎么办》，列宁著。
[37] 《一封讨论几个组织问题的信》，连根（王凡西）著。
[38] “左翼内讧主义”（「内ゲバ」主義）是日本革共同对于日本新左翼内部严重的暴力清洗行为的称呼。据统计，在1969年到1975年间，共发生内讧事件1691起，死亡44人，负伤4148人。可参考高木正幸所著《“暴力时代”的思想和行动》，革共同所著《共同行動の原則と「内ゲバ」主義について》《許すなテロ襲撃 内ゲバ主義を一掃するために》。
[39] 举个例子，在2015年6-7月份反集体自卫权的大规模抗议中，参与抗议的组织（中核派、革马派、革劳协诸派和他们所控制的全学联组织）选择了不同的日期或者不同的地点进行活动。革劳协赤砦社派在6月12号前往国会抗议，革劳协现代社派全学联在6月14号前往国会抗议，中核派全学联在6月15号前往国会抗议，革马派全学联则在6月21号。要是选在同一天，这几派自己就会打起来。
[40] 以布尔什维克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出席的175名代表为例：“171名填写了履历表的代表中有110人加起来共蹲过245年监狱，10人共服过41年苦役，24人被流放移居过73年，总共有55人判处流刑共达127年，27人加起来在国外侨居过89年时光；150人遭到过549次逮捕。”——《俄国革命史》，托洛茨基著。
[41] 《工人国家和征收党员周》，列宁著。
[42] 可参考项佐涛所著《苏共党员数量的变化与其执政能力的关系探析》。
[43] 《为21世纪社会主义组织起来——反思列宁主义的历史与未来》，保罗·勒布朗著。
[44] 《阶级，党和领导》，托洛茨基著。
[45] 《列宁主义的组织理论》，埃内斯特·曼德尔著。
[46]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著。
[47] “社会主义革命，不但在一个国家或者少数几个国家的胜利，甚至在世界规模上的胜利，只是社会革命的开始，而不是它的终结。无产阶级的夺取政权和私有财产的废除，虽然是建立没有阶级的社会的必要先决条件，但是两个条件本身，并不是建立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暴力的社会关系的充分条件。革命在政治上获得胜利以后，还要不断地发展。基本的生产关系和所有的上层结构（家庭、文化、意识形态/宗教、科学、艺术、伦理、行为模式等等）的不断的革命性转变，是社会主义最后胜利所不可缺少的。”——《什么是不断革命论？》，埃内斯特·曼德尔著。
[48] 《列宁主义的组织理论》，埃内斯特·曼德尔著。
[49] 《论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内外形势》，列宁著。
[50] 《给代表大会的信》，列宁著。
[51] 可参考托洛茨基所著《被背叛的革命》。
[52] 《权力与货币——马克思主义的官僚理论》，埃内斯特·曼德尔著。
[53] 关于造反派的官僚化问题，先不谈领导干部代表、造反派代表和解放军当地驻军代表实行“三结合”的制度化融合。仅从工人造反派唯一夺权成功的上海来看，掌握上海实际政权的工总司在损害工人真正利益的工资、奖金、分房、劳动政策乃至上山下乡等方面，都积极拥护当权者。很多造反派领导也并未通过工人选举，实现工人监督，掌权后更关心自己的帮派利益而不是工人利益，江湖气息和流氓气息很重。整个上海造反派也同样依附于党中的一个派系，张春桥对于上海局势有绝对的控制权。可参考李逊所著《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文革”中上海“工人造反派”及工人阶级的地位》《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裴宜理与李逊合著《Proletarianpower:Shanghai in theCulturalRevolution》。
[54] 《先锋党》，埃内斯特·曼德尔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