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冈仁波齐》与冈仁波齐——西藏之行#03

在抵达普兰的前一天，我看了那部《冈仁波齐》。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为它来自那位出色的藏族导演万玛才旦，这才发现自己的记忆出现了混乱。转念一想，这样的记录却非本土导演能够做出，因为身处其中，传统才更显沉重。

影片很简单，就是一个大家庭集体朝圣的故事。这个大家庭里，有怀着孕的媳妇，有不满十岁的小孩，有因为杀了太多牛而自感罪孽深重的邻人，也有已入耄耋之年的老人。从芒康到拉萨，再从拉萨到冈仁波齐，从冬天走到春天，女人生下了孩子，少年别离了爱人，老人也在某个清晨停止了呼吸。他们在没有尽头的公路上磕着长头，公路旁，刻着里程数的界碑一言不发地注视着一切。

风雪过去，当河水又漫上河滩的时候，原来贫瘠的土壤中重新长出嫩绿的草叶。他们脱了衣裳在河中沐浴，然后围成一圈在河滩上跳起了舞。好像所有的挫折，所有那些我们以为会限制其步伐的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影片的叙事是平缓的，像真实的生活一样，没有高潮迭起，没有刻意煽情。行进中的人，眼中只有行进这一件事情。话语是简单粗糙的，他们甚至都不需要讲太多话，他们和亘古的山峦一样沉默。

有意思的是，这部电影的评价很两级，一些人认为它如实记录了一场朝圣，一些人认为它在消费信仰，一些人感动于灵魂的纯粹与虔诚，一些人也指责这样的信仰毫无必要。

磕长头看起来气势十足，整个身体如火箭般被发射出去，匍匐于地，然后再迅捷起身。某次在冲赛康市场外，我遇到了几个磕长头的少年，他们年幼和坚毅的面庞吸引了周围人的目光。

那些在大昭寺一圈一圈绕行，念诵经文的人；那些在磕头区脱下沉重的外套，虔心拜佛的人，那些在庙堂里跪地，以额头触碰佛像的人，他们是一道景观，出现在游客的镜头里。年轻的女孩穿着藏装，配着华丽的头饰，脸上是同样的，对于现代社会的虔诚与坚定。

在物资匮乏的地方，人们需要另外一些东西去满足自我。所以无所谓理解不理解，也无所谓站在道德高地的救赎感。

到玛旁雍措时，其实已经可以遥望到冈仁波齐的身影。我们在湖边停下，司机下车，和一旁摆着小摊的年老妇女攀谈起来。“这么冷还不回家？已经没有客人啦。”他点燃一根烟说到。

而我们则迅速往河边冲去，河的另一端是连绵的纯白色雪山，其上的雪层因为被疾风吹散而成雾状飘摇在山顶上。“太好看了！”几个人纷纷感叹。与之相比，另一端的冈仁波齐都逊色起来。

“那是什么山？”有人问师傅。

师傅也说不上来，应该是一座没什么名气的雪山。或者根本不是雪山，覆盖在上面的，只是季节性的积雪。

“冈仁波齐神奇的地方在于，朝阳的一面，积雪终年不化。”

原来如此，像是领悟到了什么一般，我们纷纷向那座山眺望。和其它棱锥状山峰不同，那座山有着圆润的山脊，积雪反射着阳光，显得更加柔和。

冬季，转山的路已经被积雪覆盖，即便是本地人，也少有去尝试行走。倒是圣湖边看到一些朝拜的人，静默地前行，脸庞在帽檐下看不太清楚。

我们为什么要跑到很远的地方，去看另一处人群的生活？我所看到的景观，那些街头巷尾的，那些车窗外的，那些染上了传说和神话色彩，所以变得神秘起来的。

通过观看，人们可以更理解，也可以更误解这个世界。

我看到苍茫的树枝和湖水，即便有鸟群飞过，也仍然觉得没有生机；我看到清澈而深沉的湖泊，在阳光下散发着光波；我看到荒野间骤然出现的县城，现代的水泥房屋和老式的砖墙突兀地交织在一起；我看到看到二三青年围着一辆摩托车密切地交谈；我看到年老的妇女背着小婴儿，婴儿的脸上是还未经日晒的洁白和娇嫩；我看到男子在村庄的墙上写着大幅的标语，旁边有孩子歪头观看；我看到孤独的牧羊人，在成片的羊群间伫立如王；我看到三五成群的人在野外席地而坐，那是朝圣的家庭在进行一场路边野餐；我看到荒废的房子，仅剩下泥砖的断壁残垣，是野地里的堡垒。

自然塑造着人，人也成为了环境的一部分。浪漫的地理学从来都是关于人文和自然的双重景观。而这些景观，也在一定程度上构建着观看者。所以高山带给人敬畏，湖水带来宁静，风化的岩石让人回想千万年的地质演变。

师傅停下车，说，打卡点到了，下来拍照吧。

这条路他走过无数次，所以清楚地知道哪里要下来拍照，哪里有厕所，哪里的时间限制在多少分钟最为合适。

我们推开车门，陆续下车，在冷风灌进车内的时候不禁哆嗦了一阵。

我悲哀的想，是谁定义了观景台呢？最好的视野，最好的机位，每一个人都带着千篇一律的照片心满意足而归。有一次，师傅因为测速而在路边停车等待。车停在了一处废弃的村庄，但是应该还没有荒废很久。门前牌子上写的“住宿吃饭”几个字的颜色还很鲜艳。每家房门紧锁，屋后是一片垃圾堆，有一户人家的窗台上还放着两个牛角。我们兴奋地在这个迷你村落间拍照，边缘的几处房子已经垮塌，仙女说，拿着照片说我们在古格王朝，或许也会有人相信。

这处意外的景点，在常规线路外给了人一点新鲜感。旅行很多时候会给人一种自由的假象，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冈仁波齐对我们来说，永远是一处没有那么好看的雪山，带着扑朔迷离的神秘故事，带着一个身份。我们无法理解那些远道而来朝圣的人，围绕山峰的危险路途，一遍遍潜心叩拜。

我承认，自己对于这一切想象居多，了解甚少。面对自己不甚理解的事物，若是有稍许的不真诚，便是可恶的。 

农耕文明对于游牧文明的想象由来已久，他们是“夷狄之人，贪而好利，披发左衽，人面兽心。”他们逐水草而居，居无定所；他们以狼为图腾。当人被束缚在土地上的时候，或许会对骑马驰骋心生向往；在小桥流水人家看过太多之后，也会对大漠孤烟满怀期待。另一种景观，提供了另一种世界的存在方式。对于另一群和我们不一样的人群，我们的想法要么是割裂，要么是感化。像是代表了正统一样，想要重塑不端的一切。

所以儒家文明对于边疆的渗透贯穿王朝始终，夺得田地和牛羊，使我妇女无颜色，善骑马的成为了大英雄。如此还不够，还要移民徙边，彻底替换这个地区的人群。在文化认同上，则极尽贬低之能事，好像没有君主管着的人，便是野蛮不堪的。

无法接近，只能远观，远观所带来的，便是永恒的割裂与对抗。

19世纪，西方神智学（Theosophy）兴起，宗教神秘主义者们像遥远的东方寻求启示，他们认为能洞悉世界的大师都集中在西藏。西方对于东方的想象一直存在，黑塞写《悉达多》，是西方人对于东方智慧的向往。这种智慧来自另一片大陆，来自遥远的佛陀时代。

20世纪，世界的融合速度加快，彼时尼泊尔还处于Rana家族的统治之下，西藏也在达赖喇嘛的庇护之中，在全球化的潮流中，这片高原向外关闭了大门。1901年，当斯文赫定自新疆入藏时，即遭到了西藏政府的阻拦。紧闭的大门更加激发了外界的猜测：在那片少有人涉足的地域中，究竟藏着什么秘密呢？1933年，James Hilton写出《最后的地平线》，那个“香巴拉”便是一个具有象征意味的乌托邦，是对日益堕落的现代社会的摈弃。20世纪后半期，西方社会笼罩在冷战的阴霾之下，越南战争，核武器，环境危机，青年们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嬉皮运动，他们寻找着世界的净土，只有在这样的地方，才存在真正的乐园，《西藏生死书》也因此成为一本嬉皮士们的”圣经“。

当然，对于今日的大部分游客来说，净化心灵倒还是次要的，如何拍出好看的照片并且在社交平台多获得几个赞才是最重要的。正如沈卫荣所说，（沈卫荣：西藏的文艺想象、海外研究与西藏史的真实面貌丨燕京访谈）这只是对身处工业城市中的生活的一种逃避。

神秘主义永远有其市场，搜索冈仁波齐，最先进入眼帘的网页将其顶峰描述为一个巨大的金字塔，一旦如此，便可以继续和外星人，亚特兰蒂斯，甚至纳粹，——这些神秘主义的经典意象联系起来。

但如果继续爬梳其历史，便会知道，任何一个事物的”封神“都是意象的不断叠加，《kailas histories》一书便指出，冈仁波齐在最初只是印度教中的一个象征，而并无位置的确指。而山峰在宗教中的意义构建，则是相当晚近的事情了。

我知道这一趟旅程是远观多，近看少，所以旅行并不能让你认识这个世界的真实面貌。我深知“在场”的重要性，我也知道，对于有些人来说，在场就永远只是静默旁观而已。

不曾了解，不愿了解，这是一个现代人所面对世界时的感受。我在傍晚时拿着相机拍摄夕阳下的冈仁波齐，旅店里坐着刚刚转山回来的人。太冷啦，缩起手，回屋睡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