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制在思想文化中
几年前，经济学家邹恒甫在微博上提出过这样一个观点：近代以来的所谓“两千年未有之变局”是一个言过其实的说法；近代以来的变迁和中国历史上的那些大动荡，如南北朝或五代十国时期的动荡，并无不同；在混乱逐渐结束之后，中国依然是“百代都行秦政法”。
这种对秦制传承的强调，是一种研究中国时常用常新的观点。例如，秦晖就在文革中挖掘出所谓“帝王之术”的根源，在毛泽东的身上发现了杨度的幽灵。一般而言，“秦制”被用于指代一种高压极权的倾向。在官方表述中，无论是革命年代的民族独立还是现在的民族崛起，中华民族面临的任务都是艰巨的，而“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则是在中国社会低组织化这一前提下实现这些伟大任务的必要条件。
当然，中国在过去的两百年里由于外界新事物的进入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通行的中学近代史课本搭建了这么一个框架：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先是学习西方的器物（洋务运动），然后失败了；之后开始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但是仍然没有成功；最后学习西方的思想文化（新文化运动）。在这一框架中，我们看到思想文化是最为核心的东西，思想文化引领政治制度，政治制度引领物质生产。那么，将这样一种基本的原则应用于“秦制”这一概念的话，我们自然而然地想追问：既然作为政治制度的秦制，其影响如此深远，那么其所对应的在思想文化层面的东西又是什么呢？
最容易想到的，必然是言论自由的缺失。但是这里有一点奇怪：在上述的经典框架中，是思想文化引领政治制度；但是如果将秦制在思想文化领域的表现归于言论自由的缺失上，那么就是反过来，政治制度决定了思想文化。
其实，我们只要把目光从上述近代史框架所覆盖的范围往后移动，就能明显地察觉到这一框架的反转：李泽厚对五四运动“救亡压倒启蒙”的经典论述，无疑暗示着思想文化为现实情形所迫而对现实政治的低头让路；伴随着中国共产党革命战争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是一种对西方舶来品的拿来主义、实用主义的改造。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改造的粗糙性：汉学家 Levenson 比较俄国与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指出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在理论上经历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发展过程。“马克思主义俄国化”可能从十二月党人的时代就开始了，进行了近百年；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随着革命战争的形势变化在三十年间就匆匆取得了胜利。而从建国后从三大改造的“工作过粗”到文革期间的“打倒孔家店”的一系列激进政治运动中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其说是将马克思的理论和中国文化进行有机融合，不如说是根据中国实际情况用尽一切手段使马克思主义运动胜利。改革开放后，短暂的思想解放浪潮随着春夏之交的一声“救护车”而远去，并在今天被统一冠以“河殇”的污名。而在今天，每当谈起六四时，最常见的说法就是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为当局的所作所为辩护。
在这一简短的历史回顾中，我们能很清晰地看到现实政治对思想文化的僭越。而穿插其中的两个例外片段：北洋民国时期和八十年代，都是政府对社会的控制能力较弱，而客观上导致思想文化较为开放的时期。这不禁让人联想到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思想解放时期：诸子百家的春秋战国时期。紧接着诸子百家的，就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汉武帝的独尊儒术（以及实际上的外儒内法）。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所谓“现实政治反过来决定思想文化”，这一对思想文化独立性和重要性的否定，恰恰是秦制在我们的思想文化领域最深的烙印。
思想文化，和实际政治与生活之间，是存在着一种平行关系的。生活在连续不断的继续着，而思想文化，也有其独特的——常常是理性的——发展轨迹。现实是复杂的，而思想文化同样是复杂的，只不过二者之间不一定是简单对应的关系：有的时候，复杂的事实可能被一条简单的道理说明；但同样的，一件简单的事情中可以解读出许多复杂的涵义。既然是平行关系，就意味着二者是不同的领域，不可在面对其微妙关系时失去信心，而将二者混同。为了说明这种微妙的关系，不妨以大家耳熟能详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例。这一说法指引了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意识形态发展，是某种实用主义的所向披靡的旗帜。但需要注意，在这样一个“检验”的说法中，实践作为检验员，其面对的对象——即所谓的“候选真理/准真理”——又是怎样的呢？最近有新闻，非洲某国用中国支援的新冠试剂检测木瓜成阳性。那么我们能否以此为依据说木瓜得了新冠肺炎呢？这里的问题是明显的：在做新冠病毒检测的时候，我们默认检测对象是人的某一特定组织提取物，从而才能够称检测试剂是检验新冠病毒是否存在的标准。同样地，如果在改革开放之初，有三兄弟分别预言“中国会崛起”“中国会失败”“中国会不温不火”，那么是不是这三兄弟中总会有一个说的是真理呢？显然不是，因为在被实践检验之前，真理首先要经过思想文化领域对于其合理性的检验。这一检验，一如哲学史上的无数讨论，是复杂且漫长，直到今天仍未完全结束的——否则，实践在此，我们早就已经检验得到真理了。
另一句大家同样熟悉的话，是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里的“决定”，不是粗糙的“出身论”，而是一种微妙的关系：社会中的种种思潮和舆论，反映了活生生的民众的真实想法，这些思绪可能会飘得很远——例如尼采的“上帝已死”，和十九世纪的德国有什么直接关系？——但终归是属于这个社会的。这一“决定”的过程是复杂的，我们光是观察它的结果就已经费尽精力了。秦制在思想文化中，就是将这一复杂过程简单化，从而能将意识和物质在认识上建立直接的联系，让思想文化变成政治现实的附庸。这一做法不仅否定了思想文化的独立性、复杂性，也连带着否定了现实的复杂性。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作者分析美国防疫失败的原因，首先一条，就是美国的媒体不重视。针对这点，我举出了《纽约时报》早期的疫情报道在评论区进行反驳。出乎我意料的是，文章作者并没有试图去举出相反的证据，就事论事进行反驳，而是平淡的回复我：“你说的有道理，但是既然美国失败了，我们肯定要着重关注它的问题。”这位作者暗含的立场，就是种种理论都是用来为现实“装点门面”的：美国失败了，所以美国的各方面问题的负面因素应该被强调。这种观点，看上去只是写文章的时候“没有细想，不严谨”，但却是秦制在舆论中蔓延开来的必然后果。这种想法的高潮就是所谓的“入关论”，因思想文化领域的挫败而直接否定了它的实际意义，幻想着“入关之后自有江南大儒来为我论证合法性。”这是真正的完全属于秦制的幻想——虽然即使是在帝制的明清鼎革之际，也有如顾炎武、黄宗羲那样的独立于政权，努力突破束缚的声音。在现代社会，物质条件的提升和社会生活的高度分化，必然导致社会发展超出国家的完全掌控范围，社会舆论让人眼花缭乱以至于迷失——也就是说，即使是按照现在最理想的发展路径，中国在可见的未来也只会发展成为一个充满自我矛盾的现代社会，而不是一个没有任何问题的乌托邦。
现代化的历程，就可以被视为是一种符合“思想引领现实”的过程。用以赛亚·伯林的话说，“如果没有康德先砍掉上帝在人间的代理人神学家们的脑袋，罗伯斯庇尔就不会砍下国王的脑袋。”我们可以说启蒙思想家们受到了当时社会环境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但他们写下的文章都是自己思考的结果，一如当马克思写下《共产党宣言》的时候，也是自己根据头脑中的图景写下的，它当然和现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不能于现实混同——它高于现实。我们至少可以说，在某些时候，思想是高于现实的；人们基于常识和理性进行的现实之上的翱翔，是在现实之上的。这种翱翔的自由，就是一种大地管不到天空的自由。
然而，遗憾的是，在墙内的舆论中，大家往往更加强调的是那些“思想低于现实”的时刻：“消极的”“反动的”想法会在传播后造成社会的混乱。有人总结为“叙利亚学”：你天天要民主自由，你想让中国变成叙利亚吗？至于各类政治课上的教学，往往不过是“思想持平于现实”。如现在学习强国中的那些语录，只是起到“装点门面”的作用——这一点，哪怕是最热忱的建制派，也不会反对。为数不多的可以算得上“高于现实”的东西，可能就是几句孤零零的语录，如前述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由于无法自由延展（例如，毛语录现在重新登上神坛，但前三十年的具体历史仍然云雾缭绕，践行毛主义的年轻人被禁闭噤声），只剩下景观点缀的作用。既然如此，既然独立的思想文化本身就（被认为是）对现实没太大意义，那么对言论自由的压制也就是应有之义了。之前有人在知乎上测试，同时提出了四个问题：两岸统一对大陆的好处/ 两岸统一对台湾的好处/ 两岸统一对大陆的坏处/ 两岸统一对台湾的坏处。不出意料，后面两个问题很快就被删除了。因为中央已经决定了，收复台湾，是大好事。中央的意志通过实际生活遮蔽了思想的天空，对于这一问题的再讨论就只能是笼中观赏的鹦鹉，而非翱翔于乌云之上的雄鹰了。更何况，出于经济利益和权力虚荣，还有不少人争抢着要发爱国财，故作深沉地进行看似复杂的分析，却殊途同归地得出中必赢的结论呢。
在风雨如晦的今天，我们感受最深的，可能是言论自由上受到的压制，政治生活中秦制的限制；但这一切背后，是以隐蔽的方式存在并传承至今的，思想文化对自身的轻贱。砍掉新时代的“上帝在人间的代理人神学家”的头，首先在一个超越了现实层面的思想领域飞起来，我们才能真正的走出秦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