衛國戰爭初期紅軍無線電通信狀況
蘇聯革命軍事委員會(Реввоенсовет)制定的1933-1938年工農紅軍發展計劃要求國內無線電工業“進一步發展通信設備，為包括步兵連、騎兵連、炮兵、飛機、戰車在內的各軍兵種提供無線電台”。但遺憾的是，該計劃並未如期實現。
蘇聯無線電工業的發展速度遠遠低於飛機、戰車的製造速度。截至1939年1月1日紅軍擁有21000輛戰車、7700架飛機，戰爭爆發時已擴充到25700輛、18700架，而各型無線電台僅37400部。考慮到不僅戰車、飛機安裝無線電，步兵、騎兵和炮兵也有需求，顯然是不夠的。為了履行上級計劃，就必須新建工廠並為無線電工業提供現代化生產設備。然而實際僅在弗里亞季諾建設了一座工廠（譯註：“電子管”廠），其車間使用購自美國RCA公司(Radio Corporation of America)的進口設備，這些進口設備的另一部分則安裝在列寧格勒“斯維特蘭納”廠。但他們的產品無法足額供應軍隊。
於是蘇聯跟一些國家簽訂採購急需無線電設備的合同，希望在某種程度上改善這個問題。例如1940年2月11日蘇德之間的一份經濟協議約定：1941年5月之前德國應向蘇聯銷售價值46.2萬帝國馬克的各類無線電設備，占蘇聯無線電進口總額之54%。然而即使“海外購”也難以令紅軍擺脫“無線電饑荒”。以莫斯科軍區為例，1940年1月1日統計583架飛機僅43架裝有無線電台，坦克連只有連長的指揮車配備無線電台。到戰爭爆發之日，無線電只能保障總參謀部30%的通信，守邊境的西部特別軍區27%，基輔特別軍區30%。
多年之後我們閱讀檔案得知這些數據。但在當時——1939年3月，國防人民委員伏羅希洛夫出席聯共（布）十八大，報告部隊通信情況時卻說：
“由於大批量裝備現代化通信設備，通信兵規模擴大了37%。開始採用工作範圍更大的無線電台…… 通信部隊機動性增強，現在幾乎完全摩托化了”。
需要指出的是，這種對於紅軍通信情況的自滿情緒僅限軍隊高層，一些基層指揮員已經意識到無線電通信在現代戰爭中的作用，以及在各部隊更廣泛配備無線電台的重要性。
1940年4月蘇芬戰爭結束，聯共（布）中央召集高級指揮員開會，有人敲響了第一聲“警鐘”。芬蘭前線戰績最好的師之一：步兵70師師長米哈伊爾·基爾波諾斯起身講話，直言部隊指揮中潛藏的缺陷：
“所有命令都是通過電話公開傳達的。軍司令庫羅奇金給我打電話問：快說，您的指揮部在哪？我只好請求以書面形式報告而非電話里明講……”
斯大林當即提問：
— 為什麼不用電台？
基爾波諾斯答：
— 如果部隊移動到無線電範圍之外，連接就會中斷。
列席者有人插話：
— 我就不信任電台。
基爾波諾斯繼續說：
“我必須報告關於通信的情況，人民委員同志，我們師有線通信良好，無線電台很差。他們反映，首先，不愛用，其次，我們對這方面掌握不足。是的，不喜歡用的原因是對無線電台不了解，我們應該學習”。
一個月後，1940年5月國防人民委員伏羅希洛夫向謝苗·鐵木辛哥元帥移交工作期間，聽取了中央機關各部門負責人的匯報，制定出一份關於現階段紅軍情況的決議。關於通信組織方面文件指出：
“……9.通信部隊現在裝備了許多過時的電話/電報設備和無線電台。新型無線電的推廣工作極其緩慢、規模不夠。部隊幾乎所有類型的通信設備都缺乏保障。
通信部隊的一大問題是缺少高效的、保密的設備。
落後的通信設備和混亂的通信組織，導致在西烏克蘭、西白俄羅斯行動期間，以及同白芬蘭軍作戰期間部隊缺少穩定的、不間斷的通信”。
這之後又過了八個月，部隊通信情況未見實質性改觀，而歐洲局勢一天比一天緊張。這就要求領導層採取更多措施增強部隊實力、鞏固蘇聯安全，尤其要解決在蘇芬戰爭中暴露出來的紅軍訓練和戰鬥力方面的嚴重不足。
1940年12月底莫斯科召開紅軍最高級指揮員及政工幹部會議，國防人民委員部和總參謀部首長、各軍區和集團軍司令員、參謀長和軍事委員會成員，以及一些軍長、師長共270餘人出席。按照國防人民委員部的指示，會上準備了28份關於軍事理論和實踐中最迫切問題的報告。
尼古拉·加皮奇少將是唯一出席的通信部隊代表，認真聽取大家發言。他的報告被認為不緊要，所以就等著有人順便指出紅軍現存的通信問題。但這個時候人們對通信在現代戰爭中的作用仍未充分了解，加皮奇本人也還沒完全明白作戰行動的成功並不僅僅取決於武器火力。雖然從理論上講火力幾乎可以被無限放大，可它並不是戰鬥力的決定因素。如果不能運用高質量的通信來指揮、調動部隊，就談不上軍事組織的有效性。
衛國戰爭前很多年紅軍一直依賴有線通信，無線電台扮演次要角色。然而在全面戰爭條件下，戰場上兵員、火炮、戰車和車輛嚴重飽和，再想建立有線通信是非常困難的。相當一部分線路必須埋於地下，避免被敵軍炮擊和空襲切斷。
時任基輔特別軍區司令員喬治·朱可夫將軍在會上表示：
“由於技術裝備的大量應用，管理部隊變得更加複雜，但無線電通信質量和數量上的發展又使各級指揮員有充分機會對手中部隊進行持續、果斷地指揮”。
總參謀部情報部（格魯烏）部長菲利普·格利科夫中將說得更明確：
“關於指揮手段我想強調，參考西方國家尤其德國的經驗，我軍必須果斷轉到普遍無線電化的路子上。我們應該把無線電而非有線通信作為發展通信的重點，要為部隊配備便攜式無線電台”。
會開到最後，甚至未列在出席名單上的航空兵少將、紅軍空軍副總監察長季莫菲·赫柳金也起立發言說：
“地面指揮部和航空兵之間的無線電聯絡意義重大。無論空中指揮員還是地面指揮員都應當擁有。通信是必不可少的，但我們沒實現。現代化通信必然是、也的確是無線電。這是最主要的”。
此時距離偉大衛國戰爭還有半年，國內無線電生產企業為數不多，其中僅5家是大工廠。這麼短的時間夠做什麼呢？
戰爭終於爆發了。一些敵軍飛機搭載特種設備和炸彈專門破壞蘇聯通信設施與線路，像蝙蝠一樣在電話/電報主幹線上空盤旋。個別敵機炸完不走，繼續滯空監視，阻止地面恢復重建工作，甚至追擊落單的通信兵。電報/電話通信頻繁中斷，給部隊指揮造成極大困難。
蘇聯元帥康斯坦丁·羅科索夫斯基曾這樣描述戰爭第一天：
“很快值班人員報告通信中斷。無論莫斯科、基輔還是盧茨克都無應答…… 到了十點鐘我們終於短暫接通盧茨克，軍總部一名工作人員著急地說通信頻繁中斷，他不知道前線情況。幾乎同一時間傳來基輔被德軍轟炸的消息。隨即線路再次被破壞。無法聯繫軍區司令部，6月22日一整天沒有他們的命令…… 我們只好自己搜集各種信息…… 但這也付出了高昂代價：許多參謀軍官執行任務時犧牲”。
2002年再版的羅科索夫斯基回憶錄《軍人的天職》恢復了以前被刪節的部分，描述德軍怎樣破壞蘇聯通信線路：
“他們（敵人）使用小型航空炸彈，這種炸彈外殼帶杆子用來破壞電話線，杆子接觸電線瞬間就爆炸。這種小炸彈從飛機上成批投放。另外，還有受過專門訓練的破壞分子破壞通信線路，說不定在戰前就開始動手了”。
1961出版的伊萬·費久寧斯基將軍回憶錄《在警報中醒來》寫道：
“敵人的飛機和破壞小隊打掉了通信節點和線路。總部沒有足夠的無線電台，我們也不習慣使用它們…… 傳達命令的人要麼遲到、要麼乾脆來不了…… 跟友鄰部隊總是缺乏聯絡，而且往往沒人願意去建立聯絡。敵人利用這一點，滲透到後方打我們的指揮部……”。
蘇聯西部是德軍主攻方向，情勢特別艱苦。紅軍四個諸兵種合成集團軍（第3、第4、第10和第13）共44個師、1個空降團和21個航空團，在第一時間被切斷了前指與後方司令部的聯繫，花費好久才恢復，第3集團軍一度完全失聯。6月22日中午第3集團軍司令員報告說僅有的三部無線電台兩部已遭毀壞，第三部故障。西部方面軍總司令德米特里·巴甫洛夫大將在明斯克請求莫斯科支援三部無線電台，後者允諾派飛機，但始終沒送到。所以不能跟部隊保持暢通聯絡，指揮員不知道他們在哪、戰況如何。
由於這些破壞，前沿空軍指揮部跟航空師司令部，以及後者跟團部之間的有線通信於6月21日23點被切斷，每個機場只能各自為戰。
但對通信產生負面影響的不僅是線路和無線電台的缺乏或被毀。在戰爭最初階段極其艱苦、極其複雜的情況下，許多指揮員並不總是知道怎樣運用手中無線電設備調兵遣將。許多部隊和單位出現了後來臭名昭著的“無線電恐懼病”，誤以為敵軍準確炮擊、轟炸指揮部的原因是無線電台在這裡工作。所以這些部隊的電台要麼不開機，要麼被安置在距離指揮部很遠的地方。
時任總參謀部作戰局局長謝爾蓋·什捷緬科將軍後來回憶：
“薄弱環節之一是跟前線、尤其西部前線的通信，非常不穩定。由於通信頻繁中斷，我們並不總能掌握全部必要的細節。前線司令部也抱怨與各部隊之間的聯絡不暢通。所以，即使我們建立了聯繫，也無從得知關於部隊狀態的足夠情況。”
紅軍在戰前缺乏或者說低估了無線電的作用，結果付出慘重代價，這也是蘇聯在戰爭初期遭受挫敗的主要原因之一。架設的線路因空襲或破壞活動被毀、軍用無線電台只在固定位置工作，以及對在現代戰爭條件下運用無線電通信的方法缺少研究，共同導致了開戰之初指揮部跟部隊之間的聯繫時斷時續。
紅軍指揮層對這個問題迅速做出反應。1941年7月23日國防人民委員部發布《關於改進紅軍通信工作》的特別命令，指出：
“指揮部隊不力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通信組織工作不合格，主要是忽視了無線電通信這一最可靠的通信方式”。命令要求“各部隊、各單位指揮員和政委要負起個人責任，迅速保證充分運用無線電設備指揮部隊……”。
下達命令的同時開始尋找責任人，而且找到了。
1941年7月22蘇聯最高法院宣判：原西部方面軍司令德米特里·巴甫洛夫大將、參謀長弗拉基米爾·克里莫夫斯基赫少將、通信兵少將安德烈·格里戈利耶夫和原第4集團軍軍長亞歷山大·科羅布科夫少將“表現怯懦、失職，未經許可放棄陣地，導致部隊崩潰”等罪行，判處他們死刑。本文不探討這種嚴厲判決公正與否——1956、1957年四人先後平反，只看前線通信主官被指控的內容。
1941年7月28日國防人民委員部№0250號命令稱：
“……原西部方面軍通信部長А.Т.格里戈利耶夫有能力在方面軍司令部與作戰部隊和兵團之間建立暢通聯絡，卻表現出驚慌失措和構成犯罪的無所作為，未能運用無線電通信手段，造成從戰爭第一天開始對部隊的指揮就中斷了”。
由此可見，當時最高領導層對於軍事通信技術裝備，尤其無線電通信的實際情況仍然知之甚少。
上述宣判同一天（7月22日）莫斯科舉行由集團軍級軍法官瓦西里·烏爾里希主持的軍事委員會閉門審判會議，紅軍通信部長尼古拉·加皮奇少將被解除職務。8月8日逮捕。此人擔任該職務僅一年，這麼短時間不可能解決通信組織工作積累多年的、對各部隊、兵團及其指揮部戰鬥準備上產生重大影響的全部問題和缺陷。
衛國戰爭頭幾個星期，各方面對通信工作怨聲載道。尼古拉·加皮奇被認定是造成此種災難性局面的罪魁禍首。起訴書指控他：
“於1940年8月-1941年8月擔任紅軍通信部部長期間，犯罪性地領導部門工作，沒有為軍隊提供必要數量的通信設備，給指揮部隊造成了困難。他領導的通信部在同德國開戰的第一個月未能滿足前線需要，未能與前線建立暢通聯絡”。
加皮奇案調查持續了11年之久。除了所謂“犯罪性領導部門工作”外，還指控他參加“軍事法西斯集團”，內戰期間“為日本情報機關工作”等。1952年軍事委員會判處他十年勞改，剝奪軍銜，發配伊爾庫茨克州伐木。1953年7月獲得平反，恢復軍籍、軍銜。
總而言之，偉大衛國戰爭爆發幾個小時之內，敵人摧毀了大量民用、軍用通信節點及線路，使得指揮部隊極為困難。通信中斷意味著團與師、師與集團軍、集團軍與總參謀部之間無法溝通，個別部隊和兵團在混亂迷茫中行動，導致人員和裝備不合理的高損失。
但是，不僅指揮員獲取信息、調遣部隊要求良好通信，地面、空中和海上的戰鬥同樣需要。畢竟陸戰可以拉電話線，可以派通信員跑腿遞送文件，戰車、飛機、軍艦呢？總不能在它們之間架線、派人吧，所以需要無線電台。
按照通信兵元帥伊萬·佩列瑟普金的說法，戰爭開始時工業部門為軍隊提供了約35種無線電設備（其他資料稱約20種）。但其中大多數由於工作不可靠或別的缺點（功率小、尺寸大、沉重），不受軍隊歡迎。
各兵種通用的5-АК型車載無線電台，電報模式下的工作半徑是靜止時50千米、移動時30千米，電話模式下15-25千米。戰前列裝部隊的還有РБ、РРУ等型號無線電台。最常見的戰車用71-TK無線電台1933年開始使用，電報模式靜止時50千米，移動時30千米，電話模式15千米。1941年開始有了9-Р（靜止25千米，移動18千米）、10-Р、РСНК戰車電台。有線通信則使用УНА-Ф-31、УНА-И-31電話機。1941年7月，也就是列寧格勒被圍前一個多月，科濟茨基無線電廠製造了少量更先進的“北方”型戰車電台，之後該廠疏散到東部大後方，1941年12月開始恢復生產。
通信手段落後是機械化兵團的主要弱點之一。同1939年的模範軍團一樣，71-ТК戰車電台和5-АК車載電台一直是主力。這些設備過去就不足以指揮戰車兵團，更別提戰車數量幾乎翻倍的新式兵團了。舉例來說，第14機械化兵團擁有534輛戰車，6月23日發起反攻的時候竟只靠一台5-АК傳達命令，有線通信為零，戰鬥兩天損失慘重。
Ю.И.穆欣、С.С.巴察諾夫合著《戰爭與我們》也提到這種尷尬狀況：比如一場戰鬥開始前，戰車連連長上半身探出艙口揮舞小旗發信號，意思是“跟我行動”。如果攻擊受挫，戰車停止，連長必須再次探出身體，冒著被敵人瞄準的風險再次揮舞小旗下達命令。
除無線電設備欠缺外，另一個問題是部分指揮型戰車的天線安裝在炮塔外圍，樣子像扶手，一看就知其用途。這在衛國戰爭前的局部衝突中已經造成指揮戰車損失率高於普通戰車，德軍自然懂得優先射擊它們。德國戰車早先也裝過這種“扶手型”天線，發現損失增加後改為不那麼顯眼的鞭狀天線。
再來看航空兵。1940年幾個代表團訪問德國，參觀了軍工廠，簽署了進口武器樣品的協議。代表團之一獲准進入航空廠，他們下單購買德國軍用飛機樣品，運回蘇聯的空軍科研所試飛，供航空專家研究熟悉其性能。對這些樣品（Bf-109E、Bf-110、Ju-88、Do-215）測試後發現，德國軍機如果不安裝無線電台、無線電羅盤、盲降系統等先進設備的話就無法保證其作戰效能。參與測試的工程師鮑里斯·切爾托克後來回憶：
“全部飛機都配備有武器、最新式飛行導航設備，以及超短波/短波無線電台…… 開啟機載無線電台後，我們對飛機之間的通信可靠性深信不疑。而我國飛機在服役期間，大多數情況下不能實現互相之間或同地面的無線電對話”。
於是軍隊開始強制要求在飛機上安裝無線電設備，但這項任務難以完成，因為戰爭前夕國內無線電工業尚處於起步階段。最新型戰機，例如米格-3、雅克-1、拉格-3或者根本沒安裝無線電，或者即使小部分安裝了（出廠時平均15架安裝1架），卻由於發動機點火系統等各種來源的頻繁干擾造成飛行員實際無法使用無線電。儘管明文規定“從1941年1月開始量產的每架雅克-1都必須配備РСИ-4無線電台”，但仍有約1000架該型號飛機下線時未安裝任何無線電台。那些準備安裝在飛機上的電台技術規格落後，航空工業人民委員部工作人員自己也承認：
“工廠製造的無線電台很重（51千克），品質很差，運行時不可靠，不能提供堪用的無線電收發性能”。
由於缺乏機組之間以及同地面的通信手段，大大削弱了機群機動、航向引導、尋找目標、組織進行集體空戰等的靈活性。德軍飛行員指出1941年俄羅斯沒有從地面與戰鬥機進行無線電聯絡的裝備。蘇聯戰鬥機指揮員在空中使用視覺信號下命令，因為僚機沒裝電台。
三次榮獲“蘇聯英雄”稱號的空軍元帥亞歷山大·波克雷什金曾說：
“我們這些飛行員深刻了解無線電在戰鬥中的作用。我在前線屢屢感覺遺憾的是，戰爭頭兩年我軍飛機很少有無線電台。我們在空中變得像啞巴，唯一的‘溝通’方式是搖晃翅膀。如果我們的飛行員能夠在必要時刻喊話警告戰友注意危險，那將贏得多少次勝利啊”。
19世紀末亞歷山大·波波夫發明出無線電收發裝置，首先就是同俄國海軍合作進行的岸艦試驗。此後各國海軍一直是無線電大客戶，因為戰艦、潛艇和海軍航空兵飛機在遠離陸地的公海執行任務，必須有可靠手段監視敵人並隨時通報基地指揮部。1920年代中期蘇聯決定徹底更新艦隊的通信設備，拆除老舊換新款，委任無線電專家阿克塞爾·貝格負責此事。1926-1928年列寧格勒“科濟茨基”廠開始生產艦載無線電台，戰爭爆發後這家代號210的企業仍然是無線電設備主要製造商。隨著新艦艇下水，海岸防空和艦隊防空能力增強，對各類無線電器材的需求也同步增長，先後共七家企業參與生產（210廠、208廠、203廠、197廠、193廠、321廠、320廠）。但他們的產能仍不足以滿足海軍。
1941年6月蘇聯西部三個艦隊（黑海艦隊、波羅的海艦隊和北方艦隊）擁有3艘戰列艦、7艘輕巡洋艦、42艘驅逐艦、145艘潛艇、16艘巡邏艇、72艘掃雷艦、130艘魚雷艇。遠東的太平洋艦隊有9艘驅逐艦、73艘潛艇、8艘巡邏艇、8艘掃雷艦和139艘魚雷艇。這些軍艦戰前廣泛安裝了“無線電報站”(РТС)，戰列艦無線電操作員32人、巡洋艦22人、驅逐艦10人、潛艇7人。儘管無線電工業逐年提高對海軍供貨量，卻一貫未能完成年度計劃。戰前海軍的無線電通信手段好於空軍和地面部隊，惟操作員短缺，僅滿足定員的40-45%。
總而言之，為消除工農紅軍無線電領域存在的缺陷，必須舉全國之力採取緊急措施來發展無線電工業。除疏散到東部大後方的工廠外又另建新廠，至戰爭勝利時數量幾乎翻倍。科學團體也在尋找方法用簡單設備替代更複雜的設備，比如向公民徵集無線電零件組裝電台、把機載電台改造為坦克電台等。
這些措施起到了效果。1941年6月22日-12月31日期間部隊只接收56000套各類無線電設備，1942年提高到275000套、1943年495000套、1944年487000套，至戰爭結束合計1514000套。如此一來，無線電台足夠安裝在全部戰車、飛機上（勝利時紅軍擁有86100輛戰車、115600架飛機）。一個步兵師在戰爭之初僅使用22部電台，戰爭結束時已有130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