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明揚：蔣介石當年如何迅速上位

整整40年前（1975年4月5日），蔣介石在台北士林官邸去世。

去世時的蔣介石仍然是我們最熟悉的蔣介石：從大陸時代開始，他已當了47年的中國國民黨總裁，和30多年的中華民國總統。

與僅僅以「主席」之名傳世的毛澤東相比，蔣介石出名的頭銜顯得如此之多：不僅有總裁和總統，還有委員長、校長。可以說，正是這些頭銜共同構成了蔣介石作為的「最高領袖」的各個面相，以及「創業史」。

可能是領袖在位時間過長，以致於我們會常常將領袖視作與生俱來，至少是大大提前這個時間點。

比如，我們會理所當然認為毛主席成為中共的最高領袖是始於遵義會議，紅太陽從遵義升起。仿佛黨史上一直不存在張聞天，也不存在延安整風似的。所幸，這個神話，已經被一本書名中有「紅太陽」的庖丁解牛了。

再比如，蔣介石作為「藍太陽的升起」（盜自吾友賈葭兄），我們可能也會堅定的認為，是孫中山先生將革命接班人的位置無縫連接的傳給了蔣先生。

如果您真的這麼想，本着治病救人懲前毖後得方針，還是讀讀王奇生先生得《黨員、黨權與黨爭》，以及金以林先生的《國民黨高層的派系政治》兩本書吧。

讀完，大致就可以知道，蔣介石無縫接班孫中山得神話，大約就是像孔子將道統傳於孟子一樣荒誕，看起來是「孔孟」那麼回事，其實差了一百多年。

要說清楚這事，至少要將時間從40年前的蔣介石去世再往前上溯整整50年

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逝世。沉浸於悲痛之中的國民黨人必須面對一個迫在眉睫的問題：誰是總理的接班人？

問題的核心是，孫中山生前既沒有指定接班人，也沒有如清帝一樣留下「立儲遺詔」。

所有人都在等待一場奪嫡之爭。但此時黨內無人會想到，僅僅一年後，「黨內後進」蔣介石將成為最後的接班人。用王奇生先生的說法是，可能蔣介石自己也沒想到。

想不到是正常的。在孫中山逝世後，國民黨中最有希望角逐接班人的無非就是胡漢民和汪精衛，黨內排位最靠前的兩位大佬。胡汪之後，排名在蔣介石之上的至少還有廖仲愷和時任粵軍總司令的許崇智。蔣介石此時充其量只是黨內的第五號人物。

即使是第五號，對於蔣介石來說也是大躍進了。1924年1月，國民黨一大召開時，24名中央執行委員中，蔣介石不在其列；17名候補委員，共產黨員毛澤東也在其內，不過仍然沒有蔣介石。沒錯，排名50號開外的蔣介石此時在黨內的政治地位甚至還不如跨黨而來的毛澤東。

不得志的中年人蔣介石在這一年終於迎來了仕途的轉折點。1924年5月，蔣介石基本上是依靠「鬧」才從孫中山那裏跑到了黃埔軍校校長，不過他恐怕無法想到，「校長」竟然成為了一生事業的崛起之地。

成為五號選手已足夠勵志，但蔣介石在孫中山去世後的上位速度則更驚艷。不過，蔣在奪嫡之爭初期的一大優勢正是因為他的不起眼，胡漢民和汪精衛都不太會將他視作對手。

胡漢民和汪精衛的接班人之爭，為蔣介石創造了一系列機遇。

機遇首先源自三號選手廖仲愷的遇刺，黨內排名自動上升一位。江湖傳說，廖案與胡漢民難脫干係。在蔣介石和許崇智的支持下，胡一號又被汪二號踢出局。由此，蔣介石的黨內地位上升到三號。

廖案後不久，許崇智也被蔣介石排擠出局。至此，國民黨內只剩下汪蔣兩位大佬，蔣上位為二號首長。

不過，許四號的失勢更重大的意義在於，蔣介石從此就獨自掌控了軍方勢力。從那時起，無論蔣介石在黨政兩大領域如何起落，軍權在未來幾十年間再無旁落，不僅成為了他下一步繼續沖頂，也成為了他日後一次次保位拉鋸戰中的最大籌碼。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許崇智的出局，讓蔣介石的「校長」真正變成了一項至關重要的政治資產。畢竟，那麼多人當過軍校校長，比如那麼牛的蔣百里，但真還有誰可以藉此沖頂啊？

很快，在1926年1月由汪精衛主導的國民黨二大上，蔣介石一雪一大之恥，確立了他在黨內二號人物的地位。一號汪精衛管黨管政府，二號蔣介石管軍事。

汪精衛也沒有笑到最後，親密戰友蔣介石手很黑。僅僅過了兩個月，1926年3月20日，蔣介石就通過「中山艦事件」逼走了汪精衛，全面接掌黨政軍大權，首次成為了國民黨黨內一號人物。

此處多說一句，著名的「中山艦事件」在中學歷史書上是一則國共失和，或者蔣介石開始背叛革命的「意識形態類」事件，但從國民黨接班人之爭這個角度來看的話，這就是一次蔣介石的上位。

從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逝世起算，蔣介石從接班人之爭中勝出僅僅花了一年零八天。

就算蔣介石是官場天才，一年零八天總歸不是一個正常的登頂速度，這其中必然有太多的政治「泡沫」。

之後的歷史發展很快證明，此時還遠不是蔣介石成為最高領袖的時間點。畢竟，所謂最高領袖，絕不是一個有名無實，缺乏威望的「第一號人物」，而隱含着超然於各派政治勢力之上，全黨全國畏服的一個更高級別的存在。

此時的蔣介石，一號首長地位還非常不穩固，除了在軍事上能夠基本控盤之外（那麼多軍閥放在那呢），在黨權上的地位甚至可以說是名義上的，離日後超然的最高領袖地位還有很長一段路。道理很簡單，一是黨內還有胡漢民和汪精衛兩位大佬在，二是畢竟蔣介石上位時間尚淺，缺乏根基，黨內元老們對這位以軍權起家的一號領導人也不太看得上。

果然，在1927年3月的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上，蔣介石在黨內及國民政府內的多個職位都遭撤銷，只保留了國軍總司令一職。

蔣介石此時當然非常憤懣，心情大致如此，老子前線北伐殺軍閥，你們這些黨棍在背後捅刀子。很快，蔣介石就發動了軍人式的反擊，在傳說中的「4.12反革命政變」中，他憑藉軍權與舊黨權決裂，在南京成立了新的國民黨中樞和國民政府。這，在本質上和張國燾的「分裂中央」也沒大區別。

南京政府成立後，蔣介石手中的牌也是漸入佳境。除了軍權之外，還有了中央政權。第一，這讓蔣介石獲得了最需要的政治合法性（大義），性質類似挾天子以令諸侯，地方軍閥不老實就是「天子伐四方」，黨內元老不老實就是「中央決定」；第二，這也讓蔣介石控制了現代政治實操中最重要的「官帽子」和「錢袋子」。前者他可以對異己勢力封官許願，後者他可以借重江浙的財力收買黨內與軍閥。事實上，這也正是蔣介石在黨內及地方軍閥的一次次巨大軍事挑戰中，涉險過關的萬靈丹。

但問題是，即使蔣介石掌握了軍權（槍桿子）、政權（官帽子）和財權（錢袋子），他在黨權上仍然存在一直未解決的重大缺陷。

在很大程度上，這導致了一手好牌的蔣介石在1927年和1931年兩次被迫下野。

黨權這東西吧，你說他虛還真虛，特別對於國民黨來說，可能就意味着一群像「西山會議派」這樣，除了罵娘看似也沒什麼實際能力的中央委員們；但你要說他實還真實，蔣介石幾次軍事危機，均和擺不平國民黨黨內其他勢力有關。這樣說吧，「黨權」雖然本身沒有槍桿子，但卻仍然有足夠號召力和合法性去調動、激化其他地方軍閥的槍桿子，去和蔣介石的槍桿子對抗。

比如，1931年2月，蔣介石與代表黨權的胡漢民決裂，繼而將其軟禁。這在黨內遭到了強烈反彈，引發了廣東的「另立中央」，兩廣軍閥應聲而起，直接導致了蔣介石在年底的二次下野。

蔣介石從兩次下野中得到的最大教訓是，單靠槍桿子是坐不穩大位的，缺乏黨權而想全面獨裁也是不現實的，必須坦然接受自己在黨內缺乏資歷威望的現實，在場面上必須依靠其他黨內元老做名義上的黨首，才能在實質上穩固權力基礎。

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蔣介石始終沒有掌控黨權，他對國民黨與政府的掌控仍通過「軍權」行使，也就是1928年得到的著名頭銜——委員長（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你可以說，這就是一種「先軍政治」。

但可以明確的說，在沒有獲得黨權之前，蔣介石就仍然無法確認自己最高領袖的地位。

弔詭的是，蔣介石一舉掌控黨權的契機是抗戰的爆發。抗戰讓黨內各派勢力及地方軍閥失去了政治競爭的合法性，一致抗日的呼聲也讓蔣的威望大增。1938年，他終於當選了他日後的招牌頭銜——國民黨「總裁」。

最重要的是，競爭對手也沒了。副總裁汪精衛不久降日被開除黨籍，而胡漢民則1936年也已去世，蔣介石由此也成為了黨內的唯一領袖。

也可以說，蔣介石在軍權、政權、財權上的超強實力一步步的反噬着黨權，最終轉化為黨權。

從王奇生先生和金以林先生的書中還可以讀出另一層意思。正是由於蔣介石本人在黨權上的長期短板，以及「先軍政治」，國民黨的黨權相對軍權、政權始終不彰，遠無法發揮「黨指揮槍」類似的作用。

在《黨員、黨權與黨爭》一書中，多處呈現了國民黨中央黨部無所事事，基層黨組織癱瘓的狀況，與同期共產黨的情況相比簡直不在一個等量級。

國民黨頂着「一黨獨裁」的名號，卻一步步的淪為軍權的附庸。甚至可以說，國民黨不是一個擁有軍隊的黨，而是一支擁有黨的軍隊。

或許可以這麼定義，蔣介石的「先軍政治」最終幫他登上了國民黨的最高領袖，但正因此，這也為國民黨在政治競爭中最終敗於共產黨敲響了最重要的一聲喪鐘。

作為一個黨的國民黨首先敗給了蔣介石的軍隊，繼而敗給了作為一個黨的共產黨。箇中得失，蔣介石冷暖自知。

不過，梁武帝有句名言：「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在這個逝世四十周年的清明節，我想拿來送給蔣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