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奧梅爾殺嬰案》Saint Omer

2023 年 11 月 19 日

本片是法國紀錄片工作者Alice Diop的第一部劇情長片，源起於2016年她旁聽的一場法庭審判，女子Fabienne Kabou被控於2013年謀殺她15個月大的女兒，片名「聖奧梅爾」為事件發生所在地，Kabou帶著女兒搭車到這海邊的小鎮，將她遺留在海邊，希望「潮水能將她帶走」。最終被懷疑有精神疾病的Kabou被判了20年的刑期。

《聖奧梅爾殺嬰案》Saint Omer (2022)
導演：Alice Diop

看完《聖奧梅爾殺嬰案》一個月，當初感受到的沉浸與驚喜，在沉澱後逐漸感到理所當然。

本片是法國紀錄片工作者愛麗絲迪歐普（Alice Diop）的第一部劇情長片，源起於2016年她旁聽的一場法庭審判，女子法比恩卡布（Fabienne Kabou）被控於2013年謀殺她15個月大的女兒，片名「聖奧梅爾」為事件發生所在地，卡布帶著女兒搭車到這海邊的小鎮，將她遺留在海邊，希望「潮水能將她帶走」。最終被懷疑有精神疾病的卡布被判了20年的刑期。

法比恩卡布所引起的關注，以及和導演的連結，在於她們兩人都是塞內加爾裔。卡布出生於塞內加爾，自幼受到良好的法語教育，日後才到法國求學，迪歐普則是移民第二代的原生法國人。卡布的移民身份和她一口標準、優雅的法語，多少牽動了法國人的種族敏感神經，也呼應了迪歐普個人的身份認同問題。

而另一個更普世與直接的關聯，在於審判當時迪歐普正懷孕，卡布和其母親同為移民的相似性，以及自己成為母親的經歷，都深深觸動著迪歐普，讓她開始著迷於這個案件。為了重現在法庭旁聽的體驗，迪歐普決定將過程改編成劇情片，「重建聆聽其他女人的故事的經驗，同時審問、面對自己的問題」。

電影虛構了一位塞內加爾裔的女作家哈瑪（Rama），電影在簡短地介紹她的生活後，很快就讓她為了寫作取材前往聖奧梅爾的法院，坐在旁聽席觀察著整個審判的過程。劇中的被告角色改名為蘿倫斯柯利（Laurence Coly），全片大部份的時間以她為中心，呈現法官、律師、檢查官到各方證人在法庭上的質問與答辯。據稱劇本台詞大量且忠實的引用真實的法院紀錄，讓影片形式上很像是一齣法庭紀錄片，而不是傳統的劇情電影。其中包括多段柯利的長鏡頭獨白來交待她所犯下的案情，大量減少正反拍的對話鏡頭或是閃回的敘事重演。

然而迪歐普並不是為了紀實而刪除了故事的戲劇性，反而是為了精細地營造出一種觀看的視角。電影拍攝柯利的每次答辯都選用了不同的構圖與鏡頭距離，以呼應角色的情緒變化。此外也配合長時間的獨白，打光模擬了窗外自然光的明暗變化，並收錄室內外的各種人聲與環境聲響。在大銀幕視覺與聽覺的包圍下，電影創造出身歷其中的幻覺，電影不只是關於資訊的呈現與法律攻防，而是提示了人存在當下的時間與空間的範圍，以柯利為中心，擴及同一空間的所有人，及至建築之外的環境、城鎮，本片以「聖奧梅爾」為名的概念即是關於某時某地。

角色的非洲臉孔與讓人迷惑的歐洲口音，與前後矛盾沒有邏輯的證詞。一方面她託詞受到巫術的影響，又同時表示不知道自己殺害女兒的理由，希望法庭可以告訴她答案。控方試圖繞開種族與性別身份，以證明她做為殺女兇手的心理動機，辯方則是以心理疾病和女性與移民經歷做為辯護。人物的言語與臉孔承載著觀者的想像力，電影邀請觀眾一同凝視著這真實的謎霧，試圖去看清眼前的人是否是一位不值得同情的兇手，還是難以理解的精神疾病患者？她的「愛」與「人性」究竟藏在何方？

演員葛絲拉基梅蘭達（Guslagie Malanda）可說非常成功地演繹出這個難以界定的角色。她的種族與性別身份，讓她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她被母親剝奪說母語的能力，不符父親對她的學業規劃而喪失金錢資助；她和年長白人男性戀愛同居，暗示她在身為女性與母親的同時，也成為「異族性感」與「厭女」的目標；她精確優雅的談吐與大學攻讀哲學的背景，又跨越了人們對種族的刻板想像，雖然她的教授在證人席抱怨著柯利選擇的論文題目不符和她的「文化背景」。這些多重的證詞交織之下，迪歐普和梅蘭達讓角色不合時宜的從容優雅與魅惑，和言語前後矛盾與眼神晃忽，都成為她存在困境的「揭露」，一種從政治到身體錯位的徵象。

錨定這一切分岐意義的正是片中的作家與旁觀者哈瑪，相比於柯利的人生只存在於證詞中，片中不時插入哈瑪童年與青少年時期和母親相處的記憶，母女的緊張關係讓她難以理解母親身上發生的事，直到電影進行到一半，才以角色與自我獨處的時刻，暗示哈瑪本身正懷有身孕（她的丈夫也是白人）。這讓於柯利的遭遇脫離了純粹政治與犯罪的想像，成為私人且普世的質問：身為女性與母親的最大困境與恐懼為何？

一度法庭審理暫緩之際，柯利突然轉頭讓視線和坐在旁觀席的哈瑪交會，這是哈瑪的幻想，還是她們同為非裔法國女性的身份所產生的連結？但席間除了哈瑪和柯利，法官、律師、柯利的母親，也都提供了不同的女性臉孔，讓在場的所有女性逐漸隨著情節形成概念上的集合體。。

柯利和哈瑪間的情緒傳播，也一部份複製到電影和觀眾間的關係，它既是種族的，也是女性的，甚至對於男性觀眾如我，也透過電影描寫哈瑪的孤獨時刻，與柯利在精神和身體狀態上的被迫病理化、異質化，感受到某種身為人所可能共通的存在壓力，這是非常特殊的觀影體驗。

也因而迪歐普在電影中埋入大量的文化線索，包括哈瑪在大學授課所講述的莒哈斯與《廣島之戀》（翻轉污名女性的策略），法庭攻防呈現的美狄亞神話（女性因復仇而殺害自己的子女）與最後律師結辯所引用的奇美拉怪物比喻（非人的怪物轉化為有人性的怪物），這些「作者認證」的脈絡與證詞在電影的最後能感動人心的關鍵，正在於觀眾和角色已然處在某種共感的狀態，可以將眼前的怪物、符號、謎題重新做為一個人去理解。

然而，當我（自認為）一定程度辨識出這部電影的機制後，逐漸在思考這部片的過程中，所有的角色不可避免地回歸到可供解讀分析的形象設計，回到故事原本企圖繞開的政治性，以語言重新追認、解釋了角色的謎霧，畢竟這本就是源自法庭辯護的故事。或許這是此類創作策略本質上的矛盾，真實充滿的岐義，對立於政治解釋的明確脈絡化，創作本就是在兩者間相互來回平衡與掙扎。這不算是對本片的不滿，純粹是最後記下的一點想法。

參考連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