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 |《我们在墙的这头》
编者前言：
上世纪六十年代，有一群西柏林留学生曾站在历史的风口浪尖，其留下的手稿一度散佚。而当它们偶然被挖掘出来，行动者们的身影在碎片化的叙述中短暂地闪现，真实的恐惧从三段回忆录日记中漫开，三位来自黑暗时代的人蘸着恐惧化成的墨，书写那段不能被尘封的历史......
克里斯特日记：
24.05.1969
“安全是一种生活方式”，这是克莉丝临走前留下的忠告。得知维克特失踪后，六神无主的我们找到了克莉丝寻求帮助，她经验老道，曾经在东德政府的监控下出版地下刊物。克莉丝向我们讲述了她的故事和经验，包括如何避开史塔西的日常监控，使用假地址收发信件，尽量避免使用电报和邮政系统——这些都在政权的监视之下…………回到家后，我看着家里新买的意大利产奥利维蒂打字机，突然产生了巨大的恐惧，它是否有一个黑匣子，记录了我所有敲过的字？那底部的铭牌和有些缺陷的F键，会不会成为之后定我罪的证据？我为什么这么懒惰，能用纸笔的一切工作却要使用打字机？！尽管我曾是那么喜欢它的触感，排了许久的队才抢到的。
我把它从桌上抬下，装到了箱子里放入衣柜。我从未有如此痛恨过现代工业产品，痛恨这个一切行动都会留下痕迹的时代。
26.05.1969
今天结束课业，来自波恩的阿历克斯邀请我去看脱衣舞表演，说看我总是闷闷不乐，想带我一起去开心一下。阿历克斯是柏林自由大学联盟的成员，他和其他的联邦德国学生一样，参与了发轫自前年的学生运动，呼吁大学和社会的改变。说实话，我很钦佩他对社会议题的关注，他的公共演讲引人注目，思路清晰。但当他邀请我加入联盟时我还是婉拒了。表面上我说课业繁重，实际上是我看到他们的社会主义标语和红旗，心中总是酝酿着复杂的感觉。我知道他们和我家乡的那些人不一样，但他们真的不知道柏林墙那边的世界在同样的口号下变成了什么样吗？那里没有脱衣舞表演，也没有齐柏林飞艇乐团，有的只是压抑、压抑和压抑。在那面红旗下，我的朋友被捕，他们指控我是法西斯，把我们定性为国家公敌。我也不知道何时会接到来自他们的电话，每一秒都在捉摸不定的恐惧和烦躁中度过。
我以生病为由谢绝了阿历克斯的邀请，穿过放课后兴奋的学生们……我感觉我被从这个时空抽离了，我和他们在同一所学校上课，同一座城市生活，但我永远无法像他们一样快乐而激情，忘返于层出不穷的音乐会和舞池，热烈地参与本地的社会议题。我的身体在墙的这边，但我的心却从来没有飞出来过。
08.06.1969
“这个需要烧吗？”汉佩尔拿着一叠文件问我。我接过来一看，发现是我们每一期的发行记录，上面密密麻麻写着大家的笔迹，我甚至还记得写下我那笔时的兴奋和激动。我咬了咬嘴唇：“烧吧”。艳红色的火苗就像那可憎的红旗，其中飘散着黑色的灰烬——那都是我们曾经的激情和梦想，是我们想要记录时代的宣言。
“来往信件，已清理；销售文件，已清理；住所地址；已注销……”汉佩尔一个个念着完成的事项，我的思绪却已经完全不在这里了。这操蛋的世界，居然容不下这本小小的册子。
那晚我们吃了盐烤土豆和咖喱香肠，汉佩尔的手艺还是一如既往地好，尽管我们两都在恐惧中挣扎，这顿美食还是使我宽慰了许多。
汉斯日记：
24.05.1969
过几天即要回去，我感到很紧张。丽莎和我合写的稿子已经都留在了雅丝明家中。刚刚重新检查了我的行李箱，只留衣服。纸笔会被检查站拦下。
我此刻仿佛是一只即将浮出水面的鱼，将要被捞起、开腮、剖肚。我的每一片鳞也将被翻起。噩梦中边检官把手电筒插入那些还未愈合的伤口，也许他们想寻找什么，发现什么。
妈妈，我希望我是一只水母，无耳鼻舌身，全聋盲哑，这样他们即使抓住我，也无法拷问我。
妈妈，我不能怀抱有一丝秘密来看您。我该在今晚的噩梦中忘掉它们。忘掉我们过去所做的一切，忘掉我在维多利亚公园，和丽莎还有雅丝明一起聊过的天...还有那本杂志，如今它已经问世。
这么多年，我们好像一直被关在海底，混混沌沌。这次我游向水面，原来那里布满阳光。我们曾被教导只有待在海底才是安全的，那些五颜六色的光是会带来毁灭的谎言。
妈妈，我看到光了。阳光下，海面是青绿色的——过去我从未怀疑过——而海底的水是黑色的。
我就要见到您了。让我们安心地吃一顿晚饭吧。我一定要再见到您，无论如何，即使被捕，我也要回来。
09.06.1969
犹记两周前坐上地铁前往腓特烈大街车站，在车站口我与丽莎和雅丝明道别。我紧紧抱了他们。
坐在地铁上的时候我幻想这也许是我人生最后自由的半小时。我呆滞地看向对面车窗中的倒影，丽莎低着头，脸上充满阴郁，我想她一定是在担心维克特——他自从一个月前回东柏林后就失踪了。我转过头，盯紧周围走过的人，一群大学生拎着酒瓶匡匡当当走过，列车在轨道中摇摇晃晃，轮子与铁轨摩擦发出尖叫，我用力地记住眼前的这一切。
我总是低头望向手表，一分一秒好漫长，仿佛是上天将时间拉长，叫我享用这最后的自由时光。我不敢闭上眼睛，我不知道如果被捕，要捱到何时才能再见到大家......不，不会的。
车厢那头也有位坐着一言不发的青年人，看起来也是神色忧郁，他会是曾经集会上的一员吗？他现在是不是也在倒计时？倒计时我们最后的自由。和我对视吧，让我也注视你的眼睛，或许我能看穿你的心思与忧虑，或许你也想再看看其他人。蓝色的眼睛，留着棕色的胡须，金色的卷毛刘海，我要记住你的样子吗，也许等我再回到西柏林，我会看到寻人启事，如果我能再回来，我可以帮你做声援。如果我们都被捕了，我会尝试在监狱里找你。
总之，请你也看看我吧，记住我的某一点，记住这个车厢，我在这里就快变成木头了！身体愈来愈僵硬，车子每进一步，我的身体就越发抗拒起来，它好像要在最后的十几分钟里长出一个壳来。
车最终到站了，我最后回头望一眼黄色的车厢。
进入检查站，检查站里挂着巨大而神圣的民主德国国旗，着军绿色制服的边检官不屑地抬头望着队伍。三条队伍，我远远地看着，有位检查官似审讯犯人般盘问每个人从何而来，事何职业。我心里默念千万不好排到这一队。很倒霉，我最后被指定在了这一队。前面还有五个人。这会是我失去自由前最后的十分钟吗？这下我已经没有退路了，但我必须见到家人。赶在我被迫流亡前，我必须见到他们，哪怕是最后一面。
边检站外好多警察不停巡逻，他们是为了捕我而来的吗？身体越来越僵硬下去，视线也不知落在何处好，他们会看出我眼里的慌张和不安吗？
12.06.1969
今天见了几位许久未见的朋友，一同去了米格尔湖。他们还并不知道我参与了什么事情。明明很久未见，但我们只是坐在湖边，说不出话来。坐在左手边的安辞掉了之前的工作，换到小城，想逃避现实的压抑。
湖水如此平静。我们都沉默着。
远处公园里人们在跳着舞，我却感到深深的遗憾。如此轻盈的生活我似乎很长时间都未再体会过了。森林似在燃烧倒塌，我如何在它之下轻歌曼舞。
走在东柏林的街道上，我也常能体会到这里的陌生。明明生于此，但如今这好像再也不是我的地头。街道变得更干净整洁，过去卖小食的流动摊点难见踪影。人们还是喜欢骑自行车，街上熙熙攘攘，一切似乎照旧流淌。
我的心无法与这里更加贴近
仿佛有面玻璃墙
西边来的风被挡在外面
而这里如被煮开后的闷
电车照常每十分钟一趟
窗户被一致的沉默涂满
19.06.1969
过去一阵晚上总做噩梦，梦见我被捕，他们要求我讲出所有，所有我参与过的事情，认识的人......其他的细节记不清了，我只记得，最令我想哭的是他们逼我讲出这些最深的秘密。
莉兹日记：
21.05.1969
今天有收到同伴的来信吗？上一次得知音讯已是半个月前，这之后，我每日只在房间里踱步。而今晚，我心不在焉做着手边的工作，准备明天去上学。我知，我仍要继续学下去，志业是不能断的。可是我此时在写些什么？我的头脑想到了哪里？我还能装作什么都没发生一般前去课堂么？
22.05.1969
很冷，我从未历经过这样的春寒，也从未历经这般遥远又近在咫尺的恐惧。自从知道有人在那边被捕，我便开始一遍遍预习我被捕获的场景。会是无窗的四面墙壁吗？会有将眼睛刺激得流泪不止的白炽灯吗，像姐姐说的一样？我是如此弱小不堪一击，如果我坐在那张椅子上的时候正在月经来潮怎么办？他们会嘲笑我的流血吗？我有资格坐在那里由他们嘲笑吗？
是的，我的小腹隐隐作痛。但这种痛不比我不能说话的痛。我本没有资格参与这一切，在我家庭周围，没有哪个孩子是读书到这个程度的。但来到西柏林读书不过一年出头，我已经见过这场风暴将我昨日的世界撕成碎片：仍然存在战争，工人扔下他们的工具走上街头，振声要求待遇。学生也是，我坐在寥寥数人的教室里感到错愕：他们都去做什么了？然后我上了街，我是在那里才开始反思我自己的：我曾经不仅不能说话，甚至不能为这种“不能说话”而反抗。
我也并不是完全不知这些后果，但……
去年收到过来自巴黎的一封信，佐伊在里面笔迹飞扬地写道：她开心极了，她很高兴这么多问题都浮上水面，年轻的大家走出房门，在街上逗留一整夜来聊——权利和自由。是的，我也回给她，讲述我在过去几个月里做的事情，我开始做一本杂志。
其实这事小得很。我曾经想学姐姐，她会画画，能用低劣的铅笔和废纸张做出在全校流传火爆的小册。当然是偷偷传的，我们经常在厕所交换。我本也只想这么做，但是后来遇到汉斯他们，说可以联系到独立的印刷厂，可以生产批量的作品，我们的工作才变得严肃正经起来。
我当时并不怕什么！如果佐伊知道我现在的样子肯定会笑掉大牙了吧。
姐姐，你现在还画吗？你在哪里？
28.05.1969
花了好几天时间，跟着要回家的汉斯学了一通怎么销毁自己在这边的行动痕迹。尽管我已经努力延迟回去的时间。
过去的文稿是一点都不能被发现的。我手写稿子，墨水深深洇过纸张，我引以为傲的东西现在成为累赘。焚书怎么会这么困难，历史上的暴君是怎么烧得干净的？是不是因为他们抹杀的是别人？如果要自焚，是很难铲除的，你很难把自己的生活清理干净。就像线头，你抽出来便直到这件衣衫完全毁掉才会停手，不然是不可能理顺的。现在留恋不是关键，你要做的是最好快些忘掉。“你要换个名字”，有人跟我这么说，我甚至不敢在这里重述朋友们的名字。“以及暂时不要联系TA们，因为信件会被截断。”
于是和许多人失联了。我把手写着朋友们地址的页面撕掉，再撕碎，更小的颗粒，确保不会拼出信息，然后我撒了一些在地砖缝里，其他的在公共洗手间里冲了下去。
忘掉的话就不会说漏嘴，这简直是最让人安心的办法。我此时还在写的日记像个自欺欺人的笑话。
这样自发的、直觉性的写作也不能留么？我翻看稿子，生出这唯一的念头。再往下想深一层，我的身份也不能留么？我是谁？我向人家作自我介绍时已不知该挑哪一个名字。
我们的确不过在做直抒胸臆的事情，但怎么会，连灵魂也不敢再相信这副身体？
01.06.1969
今天醒来又并不觉得自己弱小。最近频频想到滞留东边的家人，因为难保哪封信会被拆开来看，我们在信件里基本只汇报健康和生计状况。只要不生大病，只要手头还有一点儿钱，似乎没有什么坎是过不去的。上次妈妈告诉我妹妹也想来读书，我想，如果我能多待几年，可以帮到她。
但是，我知道汉佩尔不能再联系家人，东面的人在找他。家人那头，或许也在软硬兼施逼他回去。必须硬起心肠与亲密的人相隔离，大家就是这么长大的吗？
但是妈妈，如果他们真的问起来，你会相信我没有做错吗。如果我们再也不能联系，你们会不会感到辛苦悲伤，还是——终于松了一口气？
29.06.1969
从报纸上得知再次发生了骇人的事情。
无论做什么，受伤是在所难免的……恐惧在我脑后生出牙齿。恐惧每一次啃咬我的时候，我就想姐姐的脸，想小时候的她住在隔壁却常跑来牵我的手，将我从长女的责任里解放出去一个下午，在沙地上画画，叫我不可停止对自由世界的想象。我也会想起佐伊，我志同道合的、风风火火的亲友，她几乎不对自己产生怀疑，只有一次因为同性恋身份而被父亲甩巴掌之后来我面前痛哭。还有那些去羁押所里走过一遭的朋友们对我说的，那里有多少人想用威逼利诱使你承认自己是错的，要“矫正”，要“保证不再犯”。
但，其实更多时候，我会想起那些“回归正常生活”的朋友，那些“改掉了自己”的人。也许这样说并不恰当，毕竟每个人并不只有一黑一白的两种选择；但有些人就是失联了，像雨落回大海，你们曾为一体，但今后对彼此可能再也认不出来。有人选择了一种与政治风险错身而过的生活——这不意味着对公共事务冷漠不关心、懦弱或没有责任感，他们只是去肩挑另一种压力了。
他们只是不再与我站在一起。
我此刻又站在哪里？我选了哪一条路？
又感到眩晕，我知道我仍会继续。
你知道吗？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不断与未来的同伴重逢。如果你什么都不说不做，就没有人能找到你。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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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墙内外，野蛮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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