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莊信正通信集》
張愛玲是二十世紀最知名的小說家之一，但到美國以後少與人接觸，關於她的生活是「張迷」始終好奇的。書信則是瞭解她生活的主要管道。編注者莊信正先生說「片紙隻字都有參考的價值」（前言1），更不用說這本通信集；而信正先生更是她「極少數信任的朋友」（頁77），可見受到張先生看重。通信集共收入張愛玲八十四封信，「第一封寫於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六日，最後一封寫於一九九四年十月五日（她死前十一個月），中間相隔二十八年三個月九天。」（前言3）特別的是：編注者在每封信上做了詳細的注解，更為本書增色不少。至於張愛玲的研究早已蔚然大觀，在此用不著多說；但對於張愛玲刻意離群索居，她的生命史（life history）則還有補足的空間。所幸在通信集字裡行間所展現的「按年排列的時間」，讀者在此得以看到在美國生活的張愛玲，人生發展的不同階段展現何種面貌，並且與她早年經驗得以有某種內在層面的聯繫。這是一本關於張愛玲真實世界的書籍──相對於小說世界的虛構，讓我們認識活生生的張愛玲。
以下將以條列方式說明本書的貢獻所在，彌補以往張愛玲研究大都侷限在小說分析，如今應當適度彰顯她的生活軌跡，而且這對於瞭解她的小說也有一種知人論世的功用。
一、簡單生活：我認為編注者突出張愛玲的一句話很能掌握她的想法──「不過就是我看似不近人情的地方希望能諒解」（頁78），這當然與她「下決心過往的人一概不見」有關（頁77），相信這也是許多人對她的深刻印象之一。在通信集公諸於世之前，我們對於張愛玲的神秘、獨處，似乎停留在好奇階段，而無法同理她的精神世界。但編者者很可理解她的決定，「她對日常生活很像偉大作家梭羅的態度：『Simplify, Simplify』。」（頁281）而且，她也並非完全不與外人接觸，除了編注者，「張愛玲一生當中宋淇、鄺文美和夏志清三人的支持和協助盡人皆知，林式同的無私的奉獻則可以從她指定他為遺囑執行人這一件事充分證明。」（頁179-180）總而言之，我們應當把張愛玲的生活視為一種選擇方式，並得到適度的尊重。
二、素樸家居：張愛玲出於名門之後，祖母是李鴻章的長女，更為人津津樂道。然而，通讀全書令人感到訝異的是張愛玲對於家居要求，卻是異常樸素。編注者指出她：「一生信奉『我要單獨生活』的原則。越要單獨生活越顯得神秘。」（頁233）例如「一間房的公寓」、「房子不太老」、「家具可有可無，如有床，最好是榻床或沙發。裝修、光線、嘈雜、房間太小，都完全沒關係。」（頁39）這是因為張愛玲把主要心力投注於小說創作，精神世界對她而言，無寧佔有絕對的地位，並不願意花費時間在物質世界的種種瑣事細節。我們可以說張愛玲對於小說創作，真正達到「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的程度。如此來看，對於張愛玲家居要求不高，自然心裡有種同情的眼光；將全副精神投入小說創作是她的主要目標，終生不悔。
三、溫暖人情：因此對於以上那句「不過就是我看似不近人情的地方希望能諒解」，在編注者看來「倒常常覺得她富有人情味」，例如「她隨信附了寫好自己地址的信封，以便讓我告訴她影印甲戌抄本《紅樓夢》購買的地方和價格省點麻煩。」（頁52）更值得留意的是：在張愛玲的信中對編注者的兩位孩子，「來信結尾大都會向這兩個孩子致意，叫他們『二修』、『兩小』等。我父母一九七六年由台北來美國定居，她也禮貌地問候，不能不說與傳統教養有關。」（頁95）因而張愛玲對人的關心，她的待人處世由此可見。信中又說：「近視有時候是遺傳的，像我五六歲就已經看不清楚電影，與看書光線等等無關。不知道你跟榮華的父母有沒有近視的，可能跳掉下一代。你們倆都好？孩子也都好？」（頁191）由此可看出張愛玲的溫暖人情，與她筆下的冷峻風格有明顯區別。
四、休閒娛樂：張愛玲有時與流行時尚可以畫上等號，她優雅且摩登的姿態，已成為許多人的文化記憶。日常生活的休閒娛樂，不離小說與電影，與當代脈動十分契合。例如《紐約時報》的《書評週刊》，「基本上迎合大眾趣味」。（頁252）她說「N.Y.Times書評等我很愛看，如果留著的話就請寄來。」（頁178）編注者還有寄給她Daedalus、Scholar’s Bookshelf、Edward Hamilton等，「有的卻形同小型書評」。（頁252）她喜愛閱讀，隨興之所致，這是她休閒娛樂的前提。而威爾斯（H.G.Wells）和毛姆，是她最常提到的兩位西方作家。（頁209）然而，編注者也發現「張愛玲在閱讀方面也隨和也挑剔。她對很多名家名著不熟悉。」（頁116）但也不妨礙她在小說創作上的天賦與影響。她「日常生活離不開電視機」（頁74），「美國電視上老電影大都在半夜或更晚，時間對她倒正合適。」（頁76）
五、日常飲食：晚年的張愛玲，深受「蟲害」之苦，屢屢搬家。編注者也留意到她給賴雅的信，提到眼睛與腿腳都很早就不時發病；「常患牙疼」更是與她從小喜歡吃甜食相關。（頁172）總而言之，張愛玲受疾病影響，從書信內容可以得到一些訊息起因。一九八五年，夏志清先生與編注者的信中提及：「愛玲實在令人worry。我想因diet不好而引起各種hallucinations。」（頁194）飲食之於張愛玲始終未得到完善的程度，不論是客觀環境或主觀意願，這都對於她的創作事業有所影響。編注者提及張愛玲的飲食習慣：「她飲食不正常，只吃店裡買來的Pies，對經理說吃別的東西會吐。我告訴式同她多年來時常生病（主要是感冒），吃東西異於常人，往往只吃蛋糕、餅乾之類。」（頁237）一般把張愛玲晚年疾病全歸為心理因素，但從飲食可略知其實與她的身體狀況是有部分相關的。
六、經濟考量：張愛玲對於小說創作的全力付出，基本如編注者所說：「唯一的志業，此外如日常生活、健康、收入等等全放在後面。」（頁66）然而，張愛玲在美國的經濟方面，始終沒有達到相當充裕的地步；從「報稅」與「保險」可以看出她的費心。這當然是最須花費的項目。她曾說：「我付稅把去年買的紅樓夢算進去，已經通過。」（頁50）編注者說：「美國每年四月報所得稅，收入微薄的張先生視為大事，親自填報，而且精打細算。」（頁52）張愛玲曾經提及手臂受傷（頁256），編注者指出「始終未去看手臂的不輕的傷勢原因顯然是因為沒有保險，不能不說反映了全球首富的美國的奇特的病態。」（頁257）如此來看，也不能將張愛玲視為不世出，完全不在意社會的種種制度要求；但是她也並非多花心力於此，一切都為小說創作能夠更順利推行，而不得不做的適度妥協。
七、業餘研究：對於張愛玲而言，《紅樓夢》是她一切的創作泉源，一生如是；在通信集中常可見到她對此書情有獨鍾，上文提及「甲戌本」就是其中一個例子。她所寫的《紅樓夢魘》首篇開端引用俗語所謂人生三大恨事，說她自己的第三恨事是「紅樓夢未完」。（頁55）自然與她對《紅樓夢》後四十回的評價相關，亦即「頓覺天日無光」。但編注者在此突顯張愛玲對《紅樓夢》研究的重要，認為「她不去東抄西湊，而是注重於在小說本身求內證。」（頁334-335）更重要的是：「她這本書另外一大貢獻是以小說家的眼光深刻地研究了《紅樓夢》的情節和人物。她認為『紅樓夢是創作，不是自傳性小說』。」（頁337）更是著意提升《紅樓夢》在小說藝術的地位，並非成為曹雪芹的自傳表現。因此，張愛玲的《紅樓夢魘》在「紅學」閱讀接受史的地位，似乎還有進一步的詮釋與提升的空間。
透過書信世界中的張愛玲形象，得以更認識她的生活片段，因而人格特徵逐漸顯明，絕非虛無緲縹的人物。這不能不歸因於書信中的情感流露，冷峻與疏離不再是張愛玲代名詞；張愛玲真誠面對生活，選擇屬於她的方式詮釋，是本書通信集帶給我們最重要的印象。讓我再申述本書的貢獻與價值：
首先，是知人論世的觀點。透過書信往返，經過時間沉澱，深思同理過後，也許才能真正瞭解張愛玲。讓我舉一例說明：編注者提及張愛玲與陳世驤先生互動，兩人性格不同，所引起的落差感受，特別是對陳先生而言。編注者說：「陳先生一生愛交朋友，晚年更是越來越怕獨處」（頁65）；而張愛玲則是「最怕大家庭」，所以「公寓是最合理想的逃世的地方」。（頁64-65）因而有以下的說明：「陳先生對她的性格不熟悉，導致誤會幾乎是難免的。」（頁65）這又回到張愛玲所說信正先生是她「極少數信任的朋友」（頁77），編注者也努力為張愛玲所寫的每一封信解讀，盡量還原她的當時心境，自然為知人論世觀點，在在增強不少說服力。後來，陳先生過世，「那天上午我看到張愛玲前往參加，提前離開」、「至今記得她的落寞的形容」，張愛玲一方面是忠於自我，一方面也感念陳先生的提攜，編注者在此恰恰把知人論世的觀點做出「平衡報導」，很能帶領讀者感受當時氛圍。
其次，是關鍵事件的說明。小說創作是張愛玲到美國最重要的工作與任務，編注者說：「張愛玲把中篇《金鎖記》擴展成英文長篇Pink Tears（《粉淚》），卻遭The Rice-Sprout Song原出版社紐約Charles Scribner’s Sons拒絕。她早年便立意以英文著述揚名（《私語》：「我要比林語堂還出風頭」），因此打擊很大。」（頁19）再加上她在加大期間寫的論文，編注者說：「一九七○年她的monograph交出以後陳先生告訴我沒有像夏濟安先生和我那樣遵循一般學術論文的成規，而是簡短的片段，因此無法出版。」（頁66）一九七三年夏志清給編注者的信中也說：「她在加大寫的論文，我也無法欣賞，無處發表，對她一定是個大打擊。希望勸勸她，多寫小說，把《海上花》譯完，不要灰心。」（頁66）總而言之，作為天才型作家的張愛玲，在寫作發表的文壇與學界路上，並非一帆風順，但是重點在於她願意在後來有限資源條件下，仍勇於創作，因而以上關鍵事件雖是阻力，但同時也是一股推力，編注者在當中則扮演鼓勵與知己的角色。
最後，是書信價值的解讀。如果沒有透過編注者的解讀，很多信件原稿展現在讀者面前，就是以印刷呈現的版本而已。張愛玲在一九七二年的信中內容，編注者告訴我們：「原函近結尾在『才開拆。』的後面塗掉一行，在『不會忘了。』的後面塗掉近半行，是她八十多封來信中絕無僅有的現象。」（頁70）雖然不知道為何張愛玲塗抹半行、一行的篇幅，然而卻保留當時信件的真實樣貌，也是編注者一種「無法解讀的解讀」手法。正如開頭所言，張愛玲的「片紙隻字都有參考的價值」（前言1），因而編注者對於信函的形式和長度、上下款、書寫方式、書寫工具、字體皆有用心留意之處。（前言5-7）如此更能透過書信更加貼近張愛玲的心靈世界。張愛玲對自己的信件自然也是十分重視，而且編注者也盡量遵照張愛玲的提示，進而做出適宜解讀，彰顯書信的價值。
莊信正先生編注的《張愛玲莊信正通信集》，讓我們感受到活生生的張愛玲，躍然紙上的是她的──歡喜與落寞、理想追尋與現實妥協、興趣與娛樂、堅持自我與奮鬥生活。編注者曾提到張愛玲很喜歡Freudian slip這個詞，「指無意間泄露真意的筆誤或失言」（頁317），也許書信的形式，讓她更可以真意表達。如果說「公寓是最合理想的逃世的地方」，那麼書信則是最合現實的真意流露的出口。不也是很適合用來詮釋張愛玲的日常生活嗎？
【本文已刊載於《書目季刊》第五十四卷第二期（2020年9月），頁115-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