戳破造假大师易富贤的新“水泡”
原以为易富贤有关中国人口存在水分的“研究”《中国到底有多少人口》满身槽点，不值一哂，因此一直没有写文章驳斥他。
原以为各媒体和记者仅凭常识就能轻易看透其论据的不可靠。
然而我再次高估了媒体的职业道德和专业水准。
2019年初，继法新社、坏球屎报、《南华早报》以及美国《新闻周刊》等媒体开始传播易富贤有关中国人口开始减少的新谎言以来，《纽约时报》也再次加入这样的接力传谎，发表了《“负增长”与老龄化：中国人口危机迫在眉睫》一文（以下简称《负》文）。
这篇文章提到：“一些专家认为中国人口已开始减少。易富贤和北京大学经济学家苏剑在他们最近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提出理由说，中国人口在2018年出现了收缩。”
但不知何故，《纽约时报》既没有提到他们那篇“论文”的题目，也没有提到它发表在什么刊物上。
我帮纽时找到了那篇所谓的“论文”：《2018年：历史性的拐点—中国人口开始负增长》（以下简称《拐》文）。
在google上搜索了一下，截至2019年1月19日凌晨5点，除了这个“爱思想”网站和新浪网之外，再没有其他比较正规的网络媒体“发表”这篇文章。
更别提正规的学术期刊。
更别提权威的英文学术期刊了。
细读之下，我发现该文大体上是在易富贤以前那篇《中国到底有多少人口》后面，加了个根据“两套死亡模式”推算2018年人口的尾巴。
看来不驳倒易富贤有关中国人口统计数据存在水分的观点，他这个谎言还会继续传播下去。
《拐》文的至少包括两大槽点。
其一，《拐》文认为，通过对比初中在校生与小学入学人数的差异，可以看出中国人口数据存在“水分”。
它提出，“随着年级的增加，在校生不断缩水”，是因为1997年之后，“义务教育经费由中央和地方按比例分担，现在西部地区为8:2，中部地区为6:4，学校和地方政府有强大的动机虚报学生数以获得更多经费”。
《拐》文中还举了一个例子：
2006-2008年这三年小学招收新生（6岁入学）合计5161万人，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0-2002年出生5120万人一致；但是这些孩子到2014年初中一、二、三年级（义务教育阶段净入学率为99.8%，毛入学率104%），合计在校生只有4343万人（该年龄段死亡率极低，可以忽略）
我在网上搜索了一下，骗取义务教育经费的事情的确有发生，经媒体披露的两个案例，一个是安徽界首，一个是湖北阳新县。
但是这显然并非初中生人数少于小学入学人数的主要原因。易富贤忽略了随父母进城的农民工孩子失学和农村孩子辍学的问题。
对于前者，可从《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被“驱逐”的孩子：北京关闭多所农民工子弟学校》（以下简称《驱》文）看出端倪。文章提到：
教育工作者说，今年已有十多所这种学校被关闭或拆除，学校通常只在几天前才得到通知，这已让多达1.5万名儿童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这些孩子中的很多人还不到12岁。
而这样的现象并不仅仅存在于北京，根据纽时的这篇文章，陕西和福州也有类似的事情发生。
搜狐网上的一篇文章《被消失的30万流动儿童》也报道了发生在上海的类似案例，“2001年上海的农民工子弟学校竟然达到519所”，但是到了2007年，发生了学校关闭潮，部分随迁子女进入上海公立小学，但研究者发现，虽然那些年上海小学生人数激增，初中的人数却几乎没有增加。
“从小学阶段毕业之后的随迁子女们到哪里去了？这十年来上海多出来的这近30万小学生跑哪了？”
经过调查，文章得出结论：
2007年开始大量进入上海小学的农二代们并没有多大的机会入读上海的初中，所以从2009-2010学年开始，每年有一万多农二代不得不返乡或者辍学。这个返乡或辍学的数字正在逐年扩大
前述《驱》文还指出：
中国城市中有2亿多外来人口，其中包括约3800万儿童，专家说，这些儿童在得到良好的教育上面临巨大的障碍。
这3800万随迁儿童中，有多少因学校被拆毁而失学呢？显而易见的是，当易富贤“研究”全国初中生人数减少的原因时，他并没有把这个现象考虑在内。
但更为惊人的或许是农村孩子的辍学问题。2014年，斯坦福大学农村教育行动项目（REAP)有一篇发表于财新专栏文章的《为什么辍学 》，给出了一个惊人的数字：“中国农村每年有上百万初中生辍学”！而且“初中生累计辍学率平均为24％，最高的为31%”
关于农村学生辍学问题，搜狐网发表于2017年12月的文章《中国农村中学调查：辍学率竟然高达63%！》，以及新浪网发表于2018年7月的文章《辍学的杨超越们 与失落的农村教育》也从不同角度做了报道。
当易富贤“研究”全国初中生人数减少的原因时，他显然也没有把这每年上百万辍学的初中生考虑在内。（当然同样没考虑小学阶段就已辍学的孩子，以及小学毕业后未能进入初中的孩子。）
《拐》文的第二个槽点，是认为“2008年之后活产数也存在大量水分”。
它给出的理由有4个，第1个理由是：“新型农村医疗合作制度在2008年开始覆盖全国，农民生孩子可以报销了，基层政府、医院、个人有强大的动力虚报分娩数。”
针对这种说法，我在网上搜到一篇文章《新农合孕妇从产检到生产可以报销吗 怎么报,报多少》（以下简称《新》文）。
里面提到，参加新农合的孕妇的确可以报销生产费用，需要提供的材料大致有6样：“就诊证；病人身份证或户口簿原件、复印件；代办人身份证原件、复印件；出院小结或病历；正规财务票据；孕产妇系统管理手册分娩记录页复印件”。
其中前面三样还好说，可以重复利用，后面三样，要造假并且大规模造假，恐怕不是那么容易。然后在提供了这么大一堆材料后，能报销多少钱呢：500元！
有多少人穷到为了多拿几个500元，而不惮麻烦地准备那一连串的（假）资料，而且最后居然没有被医院和相关部门识破，成功骗得报销费用呢？
造假大师易富贤没有说，我也没有查到相关数据。
关于活产“水分”，《拐》文提出的第2个理由是：“流动人口子女在现居住地出生的比例由2010年的27.5%上升到2014年的56.6%，在常住地生孩子后，在原籍再“生”一次以便获得各项福利”。
从前述《新》文得知，异地生孩子的农村人口，“凭《补助卡》及住院发票等回本县(市,区)妇幼保健机构办理报销手续,并领取补助资金”。
也就是说新农合生育费用只能在原籍报销，在外地是无法报销的。在原籍再“生”一次以便获得各项福利”的说法，是易富贤拍拍脑袋想出来吧。
而且中国很多流动人口都是跨省流动，为了得到那区区500元拖儿带女回原籍“再“生”一次”，得到的那点钱恐怕连弥补往返的路费都不一定够。
而对于城镇户籍的流动人口，根据这两个网页（http://www.chashebao.com/yiliaobaoxian/18605.html、http://www.xyz.cn/study/zhunshengzheng-news-2416109.html）的说法，也是要准备一大堆材料的。
不过，我确实查到这方面行骗的案例：《注册公司虚报上百孕妇信息 骗390万元生育费用》。
只是需要指出的是，根据文章的描述，骗子在第二次行骗时，“通过他人获取朱某某等141名怀孕妇女信息”，也就是说，这些孕妇的信息是真的，她们是真的生了孩子的，只是她们原本没有生育保险而已。而骗子正是利用“缴纳少量社会保险费、领取生育保险金后停止交费等手段”，来骗得生育保险金。因此这第二次行骗不会增加“活产水分”。
至于《拐》文里提到的“各项福利”，根据我目前查到的资料，貌似流动人口除了生育费用之外就没有其他福利了（携程公司除外，他们还提供免费虐童的“福利”）。
当然，也许造假大师易富贤神通广大，只手通天（毕竟他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背后的共匪高层为他撑腰），也许他有办法能够“在常住地生孩子后，在原籍再“生”一次以便获得各项福利”。如果是这样，希望他能给网友们详细传授一下骗取福利的经验，让大家都能去骗几个小钱花花。
关于活产“水分”，《拐》文提出的第3个理由是，“近年取消低龄组上户限制，家长乘机虚报新生儿以获得多个户口”。
但是我在网上搜了搜，暂时没有搜到这方面的案例。这应该又是易富贤拍拍脑袋想出来的东西。
不过造假大师易富贤自己的推文倒是提供了相反的案例（原推貌似已被心虚的易富贤删除，幸好我有截图为证）
这个案例揭露了两个可怕的现实：
1，这个地方最晚从7月9日就不给男婴报户口了，说明那里的新生婴儿中男婴大概是女婴的二倍，初生婴儿性别比严重失衡；
2，这个地方全年的新生婴儿数量被少报了三分之一左右。
关于活产“水分”，《拐》文提出的第4个理由是，“2013年卫生部和计生委合并为卫计委之后，活产数据受计生系统影响，以‘符合预期’”。
实际上，以前计生委为了逃避计生“一票否决”，以及超生家庭为逃避罚款，少报人口户口的动力一直都很强。
在这方面，BBC前几年就有报道：《中美研究：出生迟报漏报致“失踪女孩”数目被夸大》。
就连天子脚下的北京通州，也有超生家庭不给孩子报户口：《北京一家9口6个孩子超生长期没户口 计生委：需缴70万》
20年前，新浪网也有新闻报道2000年人口普查时出现的漏报问题：《陕西人口普查应登记人口少了200万》：
基层政府特别是乡镇一级政府认识不到位，对人口普查存有顾虑，怕“秋后算账”，有意瞒报人口总数；有的地方借人口普查乱收费，使外来人口不敢如实申报登记；还有些地方借人口普查安排计划生育检查，继续对超生户加重罚款，甚至对已罚过款并已经上了户口的超生孩子追加罚款，使超生户不敢如实申报等。
说到这里，我忽然想到，今年的人口普查貌似已经结束，但我所在的村子并没有人口普查员找我登记，说不定我也成了2020年人口普查的漏报人口之一。
综上所述，造假大师易富贤认为中国人口数据存在水分的理由要么可能性很小，要么完全站不住脚，甚至有可能指向相反的事实：中国新生儿数量和人口数量被严重少报了。
由此不难看出，易富贤根据这些站不住脚的臆测“计算”出来的中国人口总数，以及再根据“两套死亡模式”推算的所谓“2018年中国人口负增长”结论，都不过是他利用自己那套数据造假手段胡编乱造出来的弥天大谎。
有意思的是，就连造假大师易富贤的反节育派死党何亚福也不相信他的最新“研究结果”，在新京报上发表了《2018年中国人口负增长”值得商榷》一文。
不过，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宁吉喆也出来打假易富贤之后，这位造假大师终于恼羞成怒了，气势汹汹地在推特上威胁说：“我有刺破2018年出生水泡的针。我张开口袋等着国家统计局1月21日公布2018年出生数据。无论是兔子尾巴还是马脚，我都能逮住。”
造假大师易富贤只看得见别人的“水泡”，看不到自己一路造假过来浑身上下都是“水泡”，他的“兔子尾巴”和“马脚”已经被我揪了好几把。
当然，这并不妨碍《纽约时报》和坏球屎报之流的海内外媒体继续把他的谎言当作真相来传播。
纽时还在《负》文中引用了中国社科院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19》。他们似乎不知道或者忘记了，当初最早抛出“失独家庭上千万”的“学者”，就是社科院的王广州（详见拙文《中国社科院砖家王广州是怎样炮制出“失独家庭上千万”的》）。
另外，我有时候都觉得纳闷，从名字看，撰写纽时《负》文的三个记者中，有两个都是华裔女性：
Jin Wu@jwf825（https://twitter.com/jwf825）、
Claire Fu@FuClare_Fu（https://twitter.com/FuClare_Fu）。
再加上编辑Gillian Wong / 黄敬龄@gillianwong（https://twitter.com/gillianwong）
三位华裔女性记者编辑，照理说不会没有一个看不懂易富贤那篇文章，如果她们够敬业，应该也看过易富贤那本充满性别歧视的《大国空巢》。
但不管是从她们的文章还是她们的推文看，她们没有一个对易富贤那些明显站不住脚的论点提出质疑，显然也没做过任何事实核查；更没有一个对易富贤言论中的性别歧视倾向表示反感。
我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她们是明知易富贤造假却依然传播其谎言，明知易富贤歧视女性但享受被易富贤歧视的感觉。
作为女性媒体人，她们居然能够为了政治正确，如此彻底地抛弃媒体人的职业操守，抛弃女性的尊严，卑躬屈膝地匍匐在歧视女性的造假大师易富贤脚下，对他大肆吹捧，滑稽可笑又令人吃惊。
想想《纽约时报》经常在报道中装出一副维护女权的样子，真是好笑。
（本文是在本人相同标题的博文基础上加以修改、补充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