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面对“死亡”是：突然消失的石刻碑。

不知什么时候老家农村院子里搬来了一个瘸腿老人，他和爷爷长得很像，虽瘸着腿拄着拐，依旧难掩他身上的英气和身材的高大，爸妈让我喊他：大爷爷。

周末爸妈带年幼的我回老家串门时，我总能发现他坐在门口的藤椅上闭目养神，而在院子房屋窗台的稻草掩盖下放着一方黑色的大石碑，那石碑与医院大院门口的石碑摊位很相似，只是石碑摊位有两三个雕刻工人，总是拿着凿子和实锤在上面敲敲打打。

但院子里的这方石碑更高大一些，上方有漂亮的雕花，正面刻着一些我认不全的文字，我常常坐在石碑的稻草上等着闭目养神的他醒来，变花样般的从屋里拿吃的给我，抑或是跟在他的屁股后面等着他带我们去小卖铺买零食。

起初他身体还算康健时，也会将我举国头顶，或高高抛起再稳稳接住，惹得我哈哈大笑。

他是个很少说话的人，后来身体越发衰退后就变的更为安静，我问妈妈他为什么走路一瘸一拐？才知道他参加过抗日战争，瘸着的腿里有两颗没能取出来的子弹。

后来他便不在那个院子里了，爸妈说他回自己的家了，而随之消失的还有窗台下的那方石碑。

第二次面对至亲的“死亡”对我来说是懵懂的。

那时我大约8岁左右，放学后发现爸妈都不在家，只有表姐在家里，从表姐口中我得知我的姥姥（外婆）二次突发脑出血已经昏迷，可能不行了。

深夜里接到电话后，我并未到学校请假便被拖着混沌的身体被带回到姥姥的农村家里，在去往姥姥家的村口我们被大人截下来，要求我们要哭喊着回家，我一脸疑惑并不能哭出声来，她们便要求我低着头大声喊“姥姥”。

而我像个提线木偶般被大人们拖拽到灵堂，下跪、叩头、起身，如此反复三次才算结束，而后就是带上帽尖上扎着红绳的孝帽。脱离大人的限制后，又是在灵堂、院子和屋里里乱窜的小孩子。

姥姥下葬前，爸妈抱起我说要和姥姥见最后一面，我两个手扒扶着棺材才看到穿着古老制服的姥姥脸色苍白的躺在那个黑色的木盒子里，像是睡着了一般。在棺材盖再次合上后，几个大人用很大的铁锤敲击着棺木时，我才惊觉姥姥被关进了黑盒子里再也出不来了，便开始狂哭。

那天我和爸爸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她们说姥姥死了我一点都哭不出来，可是我看到姥姥被关在盒子里出来，我感觉姥姥再也不会回来了就控制不住哭了。

所以死亡是再也回不来了。

第三次面见死亡是惋惜。

乡镇医院相邻的不远处便是乡镇集市的街道，也是周边多个村落的生活用品交易处，到每年过年前后会有很大的集市，那时候还没有禁烟火的要求，正月十四到十五的两天街道非常热闹，也正是烟花炮竹的交易最佳时刻，然而一场意外事件打破了这样的热闹局面。

那天爸爸急匆匆从门诊室回家，看到我和哥哥在家便长嘘一口气，交代我们：今天不准上街。而后又嘱咐我妈看好我们别乱跑，就急匆匆的走了。

原本上街买烟花的安排被打破，我闲溜达到家属院另外一头才听说，集市烟花摊位着火了，连排的几个摊位全着了，死伤损失惨重，其中孩子占死伤的大部分，一部分伤者被拉到了相邻的乡镇医院，还有很多尸首烧的面目全非，停尸间已放不下那么多尸体，只能放在门诊楼前的院子里，等待法医的到来进行解剖。

等我从家属院穿到门诊楼时，医院大门已经被警察封锁起来，停尸的位置拉着长长的警戒线，门口聚集了许多人，除了看热闹的人之外便是闻声而来的记者，他们试图通过拍摄和采访获取一些有效讯息，有人则要求他们不得乱拍乱发。

而我躲在门诊走廊的石柱后面，这样的内部角度则基本窥探到解刨的全貌。死亡人数较多，稀缺的法医并不能及时入场，院里像我爸这样的外科医生就不得不上手尽快确认尸首的归属，以便安抚情绪激动的认尸家属。

除了部分在室内被烟呛死的尸体面部还能勉强可认，大多是烧的面目全非，解刨者用手术剪将烧糊在一起的衣服剪开，通过身体明显特征进行尸体辨认，或通过未烧尽的衣着材质进行辨认等。

冬天的夜晚来得很早，夜幕降临后，院里架起了灯，看热闹的人潮和记者也都逐渐退去，我已经记不得这是我看到的第几个尸体被父母认出后，母亲哭晕倒在一旁，解刨者从家属手中取到干净的衣物将一具具烧焦僵硬的尸体勉强套上那些衣服，给逝者最后的体面。

不知过了多久，身边的小朋友都因害怕还未到便陆续回了家，而我在哥哥的召唤下也回了家，从门诊大楼穿过新盖的家属院房屋后，我沿着水泥路路过了新院子，看着门口点亮的红色蜡烛在想，这世上有鬼魂吗？

后来的后来我还见过或亲历过各种死亡现场，我很难一一形容那种感受，从曾经的无知、恐惧，再到理解，我走过了很漫长和艰辛的路程，也从害怕鬼，到希望世上有鬼的处境中度过。

我知道死亡的路程是一场场告别的路程，而我一直会在路上。

直面“死亡”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