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加宅居日记0330 知道自己拥有特权，然后呢？

早上八点要和小伙伴们开会，七点半的闹钟把我叫醒了，也把小孩叫醒了。丈夫上午有一个很重要的会议，六点多就去了实验室。一边给小孩喝奶穿衣服做早饭，一边听Zoom里大家讨论。

趁着小孩在看电视等着早饭的时候，关掉抽油烟机，躲在厨房发言。锅里煎的荷包蛋不耐烦地噼里啪啦溅油，我拧小火，说话的时候不由得又急又快，说完赶紧切换到静音状态把早餐端到桌上。

饭后，小孩趴在地上百无聊赖地推了一会儿车。因为这几天写东西、看书加上照顾小孩，我已经好几天没顾上洗头，实在忍不了了，在洗手池洗了下，顿时感觉世界清爽了。小孩主动要求和小姐姐视频，给他连线，和朋友聊了一会儿天。她说收到教授发来的“欢迎来到新学期”感到很恍惚，时间过得太快。我问她：“那你还要做助教工作吗？”小孩以为我在和他说话，连连点头，站起来：“要工作。”说完，他拿着小汽车和卷尺进了书房，坐到爸爸的椅子上开始在键盘上乱敲。我把iPad放到桌上，他和小姐姐互相看着，继续拍键盘，还真挺像在开视频会议的雇员。

早上看到一位朋友转发蒋能杰拍摄的《矿民、马夫、尘肺病》介绍，找到导演的支付宝后打了一些钱。这位纪录片之所以这几天引起大家关注，起因在于一位豆友标记了“想看”后，收到了导演的回关和私信，发给他这部电影的资源，让大家不由感到“国内独立纪录片导演太惨”。这部拍摄了十年的纪录片，讲述了湖南一个山村矿工们的生活。他们以命换钱，很多死在矿山的各类事故里，没有死于事故的，多半死于尘肺病。他们用命换的钱，却不够换一个活命的机会。为尘肺病人做公益多年的袁立微博永久禁言，记录尘肺病人的导演要私信网友影视资源，这样的现实在我们的生活里时常上演，却未见哪个追着方方或者袁立大骂的网友，用同等力度去呼吁政府作出改变。质问权力的难度和压力，终究不如攻击个体容易。

《创伤与复原》这本书里讲到，“有强大的诱惑力让目击者选择站在加害者一边，因为站在受害者一边意味着‘分担痛苦’，需要付出‘行动/承诺/不遗忘’。”然而有时候我的确觉得，从“沉默”到“主动攻击”之间，依旧存在一个巨大的良知跳板，是用“人性的脆弱”无法解答的。那也许是人性的诅咒吧。

隔离期间常反复想起的是我何其幸运，拥有这样可以在家工作、学习的条件，不缺食物和用品的特权，甚至还能出门散散步。照顾小孩固然占据了大量时间，让我疲惫不堪，但比起那些失去亲人的人、流离失所的人、在疫情中失去生命、健康、工作的人们而言，我的日记总让我感到无病呻吟和愧疚。

这两天流传两则与印度相关的内容。一个是印度大量人口涌到车站回乡的视频。视频里，几乎看不到哪个人的面容，只是俯瞰的密密麻麻的人头。这种镜头俯瞰式的画面，依旧是第一世界凝视第三世界的拍法，“他者”是贫困的、肮脏的、灾难的深渊，而“我们”——视频的观看者是幸运的，优越的，干净的。这种混合着怜悯与厌恶的感受，最终变成很快消散的情感，被抛在脑后。另一条来自一位印度医生的发言：“能保持社会距离是种特权，说明你家有足够的地方隔离。能洗手是特权，说明有自来水。有干洗手液也是特权，说明你有钱购买它。禁足不出门也是特权，说明你有能力不出门工作。防止新冠病毒传播的大部分方法都适合富裕人群。根本上，这是一种由能够在全世界到处飞的富人传播，最后害死数百万穷人的病症。有能力保持社会距离，禁足不出门的人都应该理解自己所拥有的特权，因为很多印度人并没有这权利。”想起和朋友在新德里的寒夜，雕花的公寓铁门外流浪的人在街边焚烧树叶取暖。一门之隔，两个世界，我站在门里，意识到自己离那些不幸多么地近。

知道了自己的特权，然后呢？然后也许可以减少浪费，给一些人援助，不再心安理得地嘲弄那些命运不幸的人，将自己的幸运理所当然地视为自己勤奋的结果，不会轻易地攻击那些为了他人权利奔走的人，哪怕不敢同样地站起来高呼。

我想做《醋栗》里拿着小锤子挨家挨户敲门提醒世有不幸的人，也想做寒夜里为别人拢一把火取暖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