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新民主主义社会”为什么会提前终结？
“新民主主义”并非是一个稳定的社会形态，随着新秩序的建立，为了给大规模的社会改造创造必要的精神和思想条件，执政者开始强化意识形态中的反资本主义的叙述，而这个过程是伴随政治运动有序进行的。
因为新民主主义本来就不是严格按照一个明确的时间表进行的制度演变，而是随着具体的情况随机应变进行调整的过渡时期，因此在环境允许的情况下能提前过渡到社会主义，执政者是不会拒绝的，归根到底执政者的目的就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时间早还是迟并无所谓。
1949年全国解放的时候，各地进城官兵都出现了宁“左”勿右的行为，对私人资本进行无差别没收，影响城市的统战，刘少奇在天津的指示是：“发展生产事业也是在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之下发展生产，也是要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跟我们合作的自由资产阶级来发展生产事业。”因此，刘少奇强调：“在这里资本家自由资产阶级，不是我们的斗争对象，不但不是斗争对象，而且是争取对象”“重点是联合，还联合多少年呢？不是短时期的！而是要联合多少年的。在中国的条件下，有些资本家将来还可能与我们一起走入社会主义。”
刘少奇的观点是当时高层的观点。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做的报告中提到：“如果认为应当对私人资本限制得太大太死，或者认为简直可以很快地消灭私人资本，这也是完全错误的。”会议决议强调新中国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允许私人资本主义存在。针对过渡时间的问题，刘少奇在《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方针与问题》中提到对资产阶级政策应该是：“和平的经济竞争，到十年、十五年后，大势所趋，到时资产阶级愿意追随大势的，给予优待。”刘少奇1949年7月访问苏联时给斯大林提交的报告中提到：“在中国，从现在起到实行民族资本完全国有化，还需要经过许多步骤，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这段时间到底需要多久，要看国际的和国内的各种条件来决定，我们估计可能需要10—15年。”1952年周恩来回顾1949-1950年的政策的时候明确指出：“我们对资产阶级有意识地让了一步。”
由此可见，1949年高层对过渡到全盘公有制的设想是要十年以上。但是这种认识并没有维持太久。过去向城市资产阶级妥协，是因为在私营资本占据主导的新解放城市中，城市秩序的建立需要资本家和知识分子合作，资本家的工厂继续开工、吸纳失业工人，减少城市“流民”破坏城市秩序，方便抓捕混杂在流民中的特务间谍、土匪头子。而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城乡反革命分子已经对战争前线的支援乃至城市治理秩序产生严重的威胁；加上经济形势好转，1950年上半年,各大城市私营企业开业率少于歇业率一半还多，下半年开业率却几乎是歇业率的3倍以上。1950年上半年毛泽东才说“不要四面出击”，下半年就对罗瑞卿说：“1950年财经问题基本解决了，镇反时机已经成熟。”毛泽东不再向资产阶级进行妥协，而是决心发动镇压反革命运动维持秩序，对资产阶级重拳出击。通过镇反，中共消灭了城市中鱼龙混杂的边缘人身份，将城市居民纳入管理轨道。消灭了城市的“敌人”，剩下的资产阶级就显得异常孤立，之后还有更大的风暴重创他们。
除了镇反，三反五反运动对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打击更是致命的。抗美援朝战争让社会的需求都急剧增加，也就是形成了“军需景气”。一方面政策宽松，一方面需求猛增，私营工商业自然重新活跃起来。军需景气一大特点就是订货商多为军工或者政府机构，其中寻租空间无法想象。1950-1951年不断发现贪污腐败的官员说明进城后官员老干部不免的出现腐化，和私人资本合谋侵吞国家财产，这不免得让高层想起“进京赶考”，加上此时抗美援朝进行，全国提出“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口号，贪污腐败就显得尤为突兀。1951年年底，党内发起了轰轰烈烈的“三反”运动（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全面整顿军政官僚。紧跟着三反运动就是五反运动，“向着违法的资本主义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虽然说是向着“违法资本主义”，实际上波及大大小小各种私人资本主义，店员、工人被动员起来向资本家斗争，要求他们交代自己贪污腐败、偷税漏税、以次充好等罪行，很多资本家为此自戕，仅据上海从1月25日至4月1日的不完全统计,因运动而怕自戕就达到了876人，平均每天的自戕人数几乎都在10人以上。五反运动结束后资本家的地位已经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杨奎松有论述：
私企私商的信誉在公家人的眼里,几乎荡然无存。而国营、公营,包括公私合营企业的规模以及生产能力则日渐壮大,无论原料采购、加工订货,还是产品销售及价格方面,都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国营商业更是全面控制了市场各种产销渠道几乎掌握了私企私商的命脉,私营企业的生存空间已经十分狭小。
不过，领导层也清楚五反运动时期国营经济的能力和公私合营的程度,要想达到完全取消私营经济的水平,是不可能的。如果现在就取消私营企业，刚刚恢复起来的国民经济一定会陷入瘫痪。实际上，五反运动结束后资本家乃至整个私人资本的继续得以存在，很大程度上其实只是因为执政者没有做好全面取代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足够准备，不得不主动采取退让和安抚政策的一种结果，私人资本相较于国家资本来说已经是完全的弱势地位。官方党史如是说：
全面贯彻统筹兼顾、照顾四面八方的经济建设总方针，不仅活跃了中国经济，更重要的是社会经济结构获得显著改善。在国民经济内部的五种经济成分中，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处于优先增长地位。在全国工业（不包括手工业）总产值中，国营工业产值平均每年递增57％，所占比重1952年达到52.8％。在全国社会商品批发总额中，国营商业所占比重1952年达到60.5％，控制了很大部分社会商品的流通过程。这时，国营经济虽然尚未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主体地位，但已成为我国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主要经济基础。
私人资本的尴尬处境，是三大改造提前到来的动力。私人资本在五反运动期间受到重创使得对资本主义的改造用不着太多顾忌资产阶级的想法了。与之相对，资本家在自己企业中的威信大为下降，实际上丧失了或基本上丧失了控制企业的权力，无论是所有权、使用权、用人权和经营管理权，都受到极大的侵蚀，甚至被剥夺一空。如今，中国的资产阶级除了接受国家资本主义以外，已别无他路可走。
为了摆脱当前身处的困境，一些商人想干脆将工厂商店献给政府，以摆脱困境；另外一些商人则想通过“公私合营”的方式来解决困难。针对后者，有司顺势采取相关举措，扩大原有的公私合营企业规模，并且改变策略，对一些试点公私合营的工厂实行倾斜政策，事实上是用“不公平竞争”的方式逼迫私营厂选择合营道路，这些策略将公私合营由原来的一种企业经营模式变为对特定经济成分及阶级的政治改造模式。在政策的推力和资本家个人意愿的拉力共同作用之下，公有制改造发展迅速。对许多原来戴着“资本家”帽子的私营工商业者来说,“公私合营”让他们以为“一合万事休”，企业交出来，帽子也可以摘掉了，这是他们在改造高潮期间积极接受公私合营的重要动力。而各地干部之间的“改造锦标赛”大大加速了改造的步伐，所以，本来预计有10年的过渡时期，仅仅5年就提前完成了。
因此，全面公有制并非一开始就确定的。一开始定下国家资本和私人资本在市场竞争10-15年，这是刚刚占据城市的时候为了建立秩序所做的暂时妥协。后来因为国内外局势变化，爆发了三反五反运动沉重地打击了私人资本、壮大国有资本；通过镇反等运动逐渐建立了一套完善的城市控制体系，这个时候私人资本不再是可以合作的对象，而是等待改造的“外人”，在这样一个注重“政治身份分层”的社会中，资本家只有接受改造才能避免身份上的困境。自此，在“你情我愿”之中，资本家的命运也就被注定了。官方史书如是说：
国家开始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要把有限的资源、资金和技术力量集中使用到重点建设上来，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则要求扩大自由生产和自由贸易来发展自己。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国营经济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现实的发展，需要党采取新的方针来解决社会经济中的矛盾问题。这样，就把对国民经济实行系统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提到日程上来。
三大改造的加速过渡本身是内战的遗产，其中包括三部分：毛泽东超凡领袖的地位、干部对上的绝对服从和对人民的幻觉式信任。延安整风奠定了毛泽东的绝对领袖地位，内战的胜利得出了一个卡利斯马式结论：“要相信毛泽东的判断和领导”，毛泽东成了成为能力超群、有远见卓识的超凡领袖，当代史研究者泰伟斯（Frederick C. Teiwes）和孙万国（Warren Sun）认为：“毛泽东总能力挽狂澜，并最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人们因此认为他有超凡的能力，总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即使后期事实证明毛泽东也会犯错误，但人们对他深深的信服始终存在。”整风带来的另一个影响，就是内部十分重视对总路线和毛泽东本人的高度服与严明纪律。干部要是不能做好被赋予的工作，就会受到处分，这一长期政策始终是上下高度团结、服从纪律的源泉，这在革命斗争过程中一直有所现，也成为之后的政治遗产。
这两个遗产产生的影响体现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出现。 在1955年，毛泽东针对春季的农村紧张形势提出了“停、缩、发”的方针，旨在调整合作化的步伐。但是之后，虽然邓子恢等农村干部对合作化的过快进程提出异议，但是毛泽东认为形势大好，农民对合作化后的生产并不消极，不能把春季农村的紧张形势归咎于合作化搞快了，只要把食征购指标压低一些，便可缓和紧张情势，换来农民合作化的支持，而不必放慢合作化的步伐。于是，毛泽东在农工部掀起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浪潮，而主管农业的邓子恢只能做检讨。毛泽东绝对的权威下，下级就算有反对意见，也需要首先做检讨，这就意味着进程比较依赖毛泽东的判断。
在意识形态的问题上，梁思文（Steven I. Levine）强调，战争胜利的经验让最高层倾向于相信，农民最终会支持派对制定的任何政策，无论不利的条件有多严重，也不管遇到多大的障碍，只要动员群众并有足够的意志和决心，目标就可以实现。依赖动员群众带来的结果是反过来彻底放弃苏联模式，因为之前经济快速发展、尤其是群众生产竞赛让领导人头脑发热，相信群众力量（而非科学管理论和技术进步）是无穷的，只要能完全发动群众，毛泽东支持三大改造加速背后就是这一内战遗产的影响。
1955年，当“佑倾机会主义”这样的大帽子压下来后，各地领导人为了避免成为“佑倾”分子，只能积极跟上，8月间，各地区领导在会查“佑倾”思想的同时，纷纷提高农业合作化的发展指标。在强大的ideology影响之下，哪怕比较理性的干部和知识分子，都因为全体人民和干部主动狂热参与改造而不敢说话，产生“沉默螺旋”效应，被动地卷入其中坐视三大改造的加速。
1955年农业合作化“高潮”带动了工商业改造的进程。毛泽东在10月的七届六中全会上的结论讲话，专门讲了农业合作化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关系，他指出:只有在农业彻底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才能够彻底地割断城市资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系，才能彻底地把资产阶级孤立起来，才便于我们彻底地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毛泽东讲话的一个月后，就掀起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的热潮，三大改造的进程被大大加快。
从中外关系上，可以揣测的是，毛泽东不可能不渴望赶超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牛军指出，在毛泽东心目中，新中国不仅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且应该比苏联走得更好更快，进一步密切中苏关系就包括为这条道路创造更有利的外部条件。 在1949年和米高扬的会谈中，“为了缩短过渡时期”，毛泽东认为新中国“需要经济援助”，毛泽东从不排斥提前过渡的可能，尤其是和苏联比较的情况下——毛泽东在对谈中赞同了米高扬认为“中国工业发展的过程将比苏联工业发展来得快”的看法。1958年的莫斯科，毛泽东在莫斯科受到玉米帝的鼓舞，提出了“15年超英”的口号，这也是和苏联竞赛的结果。毛泽东在慈父去世后得到玉米帝的大力援助，加之受到1949-1952年经济恢复速度明显超过很多亚欧国家的鼓舞，因此全力进行社会主义过渡；而毛泽东在1955年掀起农业合作化“高潮”后发现，农村没有像苏联那样发生大量混乱、经济上带来损失，相反很顺利地被解决了，这不免得让毛泽东相信“还有什么比这个更难的问题无法被解决呢”？作为标杆的苏联，成为刺激毛泽东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改造的外在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