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你吟诗，替你思考：《第三帝国的语言》
记得很小的时候，家里不给我买课外书，课堂本身又很无聊，因此我只能翻《新华字典》解闷。
可能是这种奇特的阅读癖好，我在长大之后也保持了一种咬文嚼字的癖好。而这样的人物在中国大地上是绝不会缺少乐趣的。
无数次，我都对当下日新月异的中文表达过惊奇。我知道这些语言背后藏着算计，但在2020年疫情之前，我都只将其视为一种副业，一种中国观察的小花絮、饭后甜点、趣谈、笑话。
然而在三年的疫情期间，我观察到的是一种特殊语言的大规模膨胀，无论是“时空伴随者”、“小羊人”、“密接”、“大白”、“红码”……这些东西很奇怪。它们是全然陌生的，但我们又非常自然地接受了它，好像它是我们娘胎里带出来的兄弟。
这是为什么？
我想，也许是出于对中国语言的好奇，我才会翻开这本《第三帝国的语言》。
坦白来讲，这本书并不算很好读，它的作者克莱普勒是一位德国学者，他的遣词造句有一种学者风范，而我过去读的书大部分都是通俗小说。而且这本书全然关于欧洲，里面有许多专业名词和概念（比如德国浪漫派、表现主义等）我都是一知半解。
但这些都没关系，因为书中描绘的那个纳粹德国与当下的中国几乎可以说是一模一样。
比如，书中曾经提到纳粹党用一种从宗教中偷来的语言将希特勒神圣化，将其包装成德国的救世主。这一点我也在中国看到了。
我曾经去中国的贵州省旅游，贵州省的遵义市在共产党的革命叙事中占有一个突出地位，因为在这里召开的会议决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当我坐的旅游大巴来到遵义市时，迎面而来的就是一面巨幅广告：革命圣地欢迎您！
圣地？这不是一个宗教概念吗？基督教徒将耶路撒冷视为圣地，穆斯林将麦加视为圣地，可是共产党按照其理论与宣传所说是一个奉行无神论的组织，对宗教也采取蔑视态度，怎么他们也会用“圣地”这个词？
又比如，最近几年共产党的常委蔡奇所说的“入脑入心入魂”，这也是个非常奇特的表达。所谓的“心”也就是“心灵”，这本来就是一个有点偏离唯物论色彩的词汇了。可是，“灵魂”？！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其坚持的应该是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这种理论认为人是特定环境和经历所造就的产物，“灵魂”这个词所暗示的是一个人的本性、本源等不可修改的东西。如果是为了宣传，也许应该为了照顾受众的理解和知识水平加以比喻，可是在共产党内部的学习当中出现了一个宗教意味如此浓厚的词语……
又比如，纳粹党在宣传中无法遏制对最高级词汇的偏爱。没有哪一次希特勒的讲话不是“重要的”，也没有哪一次他和外国政治家的会面不是“历史性的”。这一点也完全复制到了中国，我们在新闻联播里已经被迫听了太多领导人的“重要讲话”，以致于“重要”这个词几乎像“朕”一样被垄断了（“朕”这个词在最开始的时候只是一个第一人称，但随着秦始皇称帝后，这个词就只能帝王专用）。到后来，甚至连“发表重要讲话”这种事情都无法满足领袖的排场，在2024年12月30日甚至还有报纸专门宣布：总书记“将要”发表重要讲话。仅仅一场重要的讲话已经不能满足领袖的胃口了，他还需要一个隆重的预告……
如果仅仅是刻画一个组织和一群人的样子，这本书的价值也不是那么高。《第三帝国的语言》很了不起的地方在于它还将语言变化同社会联系在了一起，真正地从语言去观察社会。这一点倒真是少有人能做到。
比如作者就观察到：第三帝国的语言中出自机械操作和工业的术语异乎寻常地多，此外，纳粹党还特别偏爱使用体育运动（尤其是拳击运动）的词汇。这两点都和纳粹党的理念核心有关：因为纳粹党是一个将人视为零件，将国家视为机器的政党，所以在他们眼里，送一个人进毒气室和处理一个朽烂的螺丝钉一样，属于一个正常甚至平淡的操作。
至于对体育术语的偏爱就更好理解了：纳粹党早年是靠煽动酒馆流氓起家的，流氓们不爱思考，对理性、学问、知识分子更是嗤之以鼻甚至切齿痛恨，他们唯一能明白的事物只有肢体的运动和暴力的攻击，因此纳粹必须用他们的语言，甚至必须将他们的语言变成第三帝国的基本语言，传递到这块土地上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人的心灵深处……
而当我反观“新中国”的语言时，我观察到的特征是：新中国的语言是一种军事语言。我们将一切事业都比作战争：脱贫攻坚战、战疫、保卫金融安全、扫黑除恶……一切的一切都是战争，而只要是战争，就可以依靠以下的公式行事：铁腕的领袖+凌厉的纪律+自我牺牲的军队（民众）=胜利。
这一点在疫情期间体现得淋漓尽致。尽管在封控过程中也有无数温暖人心的时刻证明了人性终究是无法消灭的东西，但各种对受难者的冷漠甚至刻薄也每时每刻都在提醒我们：中国社会不是一个很有同情心的地方，在这里，你万一掉队了（看，又是一个军事术语），是很难得到人们的关爱的。
当无数人浸泡在这种语言的毒汁里时，他的思维模式会产生某种可怕的变化，我就无数次见过看似温良的中国人满不在乎地说出一些惊人的话来。
我还记得有一天我出门吃早点，过马路的时候遇到一位看上去慈眉善目的老人，他正在和别人说话，一口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很有磁性：
“……要坚持正确的战略战术，还要有坚定的政治方向……”
我不知道这位老人打算用这样的战略战术和政治方向解决什么问题，但我知道，这样的观念和看法在中国是根本不足为奇的。在长达八十年的军事语言灌输下，我们就是这样的人啊。
我就曾经见到过一个小男孩耍赖抢走别人的玩具，问他为什么要抢，他支支吾吾半天，最后却像是得到了天启一样，张口就说：为革命！
而当时，我们所有人都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