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进行“和平转型”的最好时期

——吕洪来

所谓和平转型，就是以和平的方式改变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对于中国社会而言就是从中共的一党独裁专制统治转型为自由、民主、法制的社会。和平转型、和平演变、政治改革基本大同小异，本质都是以和平的方式完成社会制度的变革。和平转型是一个社会从落后的政治体制转变为先进文明的政治体制最理想、最理性、最和平、代价最小的方案。

人类社会从专制制度进化到民主制度，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是人类社会从专制制度和平转型到民主制度，并不是历史发展的规律，更不是什么历史发展的必然。这是因为和平转型是需要条件的，而且有些条件是必须的，否则就无法实现和平的转型。

必须条件之一、就是统治集团要有和平转型的意愿，愿意实行和平转型。这里的关键是统治集团愿意并接受，统治集团不愿意、不接受、抗拒和平转型，就不可能有和平转型的可能。就中国社会而言，和平转型必须是中共统治集团愿意接受，有这种政治愿望，并愿意付诸行动，这是实现和平转型的前提。

必须条件之二、是要有强大的民间社会力量，其作用就是当统治者对于和平转型犹豫不决、停滞不前，或者对和平转型发生抵触时，由民间力量来推动统治集团、给统治集团施加一定的压力，来促使其完成转型，如果民间社会力量足够强大，还可以迫使统治者不得不接受和平转型。

一个社会要实现和平转型，这两个基本条件必须具备其中的一个才有可能实现，和平转型确实是一个最佳的选择、一个最好的方式，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能够行的通那才是最重要的。否则和平转型再好也只能是一厢情愿的梦幻。

就中国社会而言，上世纪80代是中国实行和平转型的最好时期。这是因为当时这两个基本条件中国社会都具备了，这有真实的历史事实为证。我们知道毛泽东奋斗一生，为中国建立了一个罪恶的社会制度，给中国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灾难，至今都看不到灾难的尽头。毛泽东死后只留下一样可用的遗产——这就是当时中国社会从上到下都人心思变。

那时本人也曾是一个政治体制改革与和平转型的拥护者，这是因为上个世纪80年代，当时文革刚刚结束，国家百废待兴，不仅底层民众思变，就连中共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也都是人心思变！因为那个时候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都是刚刚从牛棚里面走出来的，他们对文革有着切身之痛，他们也在寻找产生文化大革命的根源，以避免今生今世自己再被关进牛棚！

再有就是那个时期中国的广大的普通民众包括知识分子、专家学者也都期盼着政治体制改革，因为那个时候知识分子和专家学者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臭老九”、普通百姓更是处于饥寒交迫，所以全国上下人心都在思变，都想通过社会变革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最难得的是，那时的人们还都普遍都具有思想信仰，对于一个最缺乏信仰的民族，那个时候怎么会有信仰呢？众所周知上个世纪是国际共产主义思潮的泛滥时期，共产主义思潮对中国社会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文化大革命10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可以说是深入人心，当然这是当局强迫人民必须接受的信仰。当时马克思主义不但是国家的指导思想、也是国家的理论基础，当时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是人们日常工作、学习、解决问题的唯一理论依据。

另外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也相对宽松，时任中共的两任总书记，胡耀邦、赵紫阳、以及中共的许多领导干部、包括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都很开明。西单民主墙就是出现在那个年代。当时自由、民主、法制、人权、普世价值、军队国家化，大家都还可以公开讨论，报纸杂志也时常刊登一些比较开放的文章，当时应当是中共统治下政治最宽松的时期。

更为重要的是当时已经有了和平转型的初步方案：而且有样板、也有理论支撑，样板就是西欧的发达国家，即社会党国际的样板。理论就是：要原教旨马克思主义，走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方案就是在中国实行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将共产党更名为社会民主党。这样中国即可以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共产党也不用下台，当时的这个和平转型的方案，不仅非常的现实、平和、也非常符合中国的国情和实际，记忆中当时国内许多著名的专家学者都参与了这个问题的讨论。

上述六大社会条件，决定了那个时期应当是中共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完成和平转型的最佳时期。那时中共党内还没有形成利益集团、没有权贵阶层、真可谓是天时、地利、人和全都有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但是邓小平为了确保共产党的领导、为了保住他们的红色江山，抛出了“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全盘西化，先后罢黜了胡耀邦、赵紫阳，葬送了中共历史上唯一一次和平转型的机会。仅从这点看，邓小平就是中华民族的历史罪人！

俗话讲：机不可失、失不再来，邓小平葬送了八十年代中国进行和平转型的历史机遇，也就彻底关上了中国社会和平转型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