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天鹅绒革命”后的亚美尼亚观察：前途未卜，快乐就好｜端传媒 Initium Media

看到两年前的端传媒一篇写亚美尼亚的文章，尤其是结尾：

会议结束，民主转型并未得出什么成果，帮助叙利亚难民的方案也未再被提及。主办方备好了上等的酒水和奶酪——亚美尼亚土地不很肥沃，却是白兰地的绝佳产区。伴着几位乐手的现场演奏，第一夫人和知识精英们纷纷举杯欢笑，所有来客也都沉浸在祥和的气氛中。这里的人们都如此快乐，外人也就不必为他们的前途操心。一起开心就好。

对比今天亚美尼亚的遭遇，真是令人唏嘘不已。

台湾人民最近的民调是，70%人相信如果两岸开战，美国会出兵救台湾。真的很为台湾人感到担忧。如果台湾人民不能从纳卡的战争得到教训，那么在2035、2049年这些关键的时间节点，两岸难免会有一战。亚美尼亚就是台湾的前车之鉴。

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的教训，就是没有从历史中吸取到任何教训。

看看2014年乌克兰与克里米亚、2020年亚美尼亚与纳卡，我不知道台湾人民能不能“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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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按：2018年4月，近东小国亚美尼亚爆发了一场为期一周左右的“天鹅绒革命”，导致刚刚上任、想谋求终生掌权的总理谢尔日．萨尔基相（Serzh Sargsyan）公开向国民道歉并辞职。迄今为止，华文媒体对这场革命的描述还停留于谢尔日刚刚下野时的阶段。一年过去，亚美尼亚的局势并未动荡，但也未见政治改革。这个经历短暂、和平革命后的国家到底怎样了？今年6月，笔者因出席在该国首都埃里温举行的“国际和平的本土路径”国际青年学者会议，得以近距离观察革命一年后的亚美尼亚社会，并与知识精英、旅亚外侨和普通民众进行了交流。以下是我的记录。

2019年6月，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

与其说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是一座都会，不如说这是一片片分布在高低不等的小山坡上的居民点的集合。

漫步在游客聚集的圆形老城内，绿荫成行，泉水清澈，雕塑林立，三三两两的当地人和游客悠闲地坐在长椅上，不时有几只鸽子从他们身边缓缓走过。除了举目可见的火山岩红砖大楼、波斯风格的立柱门廊以及遍布四处的十字架木雕外，这里的一切与西欧国家的古城无异。

或许正因为如此，我见到的每一个埃里温人都宣称这是一座欧洲城市。但圆形老城只是埃里温的一斑。它附近的山坡有的是密布现代化大楼和商超，有的是满眼棚屋的贫民窟，最多的则是典型的苏联城区——宽阔的街道，实用主义和现代主义风格错杂的破败红砖大楼。冒着黑烟、浑身颤抖的古董拉达小轿车挤满街道，让人恍惚回到了苏维埃亚美尼亚共和国的岁月。

同为第一批从苏联独立的加盟共和国，亚美尼亚对苏联的情感要比波罗的海三国复杂许多。在“国际和平的本土路径”学术会议上，亚美尼亚政坛领袖和知识精英们试图阐述这座国家的民主转型，但却对苏联时代的政治生态支支吾吾，似乎不愿对这段历史做过多的回顾。

这不是亚美尼亚人的风格。从出租车司机到国会议员，我遇到的每一个本地人都乐于向“外来者”介绍这座国家的历史以及与土耳其、阿塞拜疆的恩怨。在种族灭绝纪念馆，一位名叫“奈斯”的老人长年守在观景平台上，向每一位游客指点着亚拉拉特山的方向，反复强调这座如今位于土耳其境内的雪山是亚美尼亚的一部分。

“埃里温好！十分好！”老人操着蹩脚的英语对我比划着大拇指。随即他又指向纪念馆的下沉式入口，生怕我错过那里的展览。“历史，故事，哭泣的故事。”他做着流泪的姿势，眼神里竟瞬间泛起了泪花。

亚美尼亚人无疑有骄傲的资本。在老城的集市，一位摊主看我专注于挑选苏联时期的旧物，主动送给我一枚埃里温建城2500年时政府铸造的纪念徽章。这是一座文明古国，亚美尼亚和埃里温都出现在人类文明最早的地图上。

文明史的另一个象征是文字，而亚美尼亚语又是世界上少数独立于印欧语系的古老语言之一，梅斯罗普．马什托茨写本研究所里的中古时代亚美尼亚语文献记载了中东地区与基督教的历史，吸引着世界各地的访客。会议间隙，一位亚美尼亚学者不无骄傲地问我：“亚美尼亚语和中文哪个更难呢？”不可否认的是，在语言学界，亚美尼亚语拥有着与其国家影响力不相匹配的崇高声誉。

“这里的人很友好，但他们太沉浸在自己的过去里。”帕沙对我抱怨道。这位伊朗记者常驻埃里温已经两年。在他看来，亚美尼亚人最大的问题就是放不下历史包袱。

帕沙曾在埃里温国立大学选修了一门亚美尼亚历史课，但他发现在这个国家最优秀的历史学家的叙事里，多灾多难的亚美尼亚似乎一直是一座独立的帝国。“我知道中华帝国、罗马帝国，亚美尼亚怎么也是帝国了？”在反复提出质疑后，帕沙被告知最好不要再旁听这门课。后来他得知，在随后的课程内容里，同样拥有古老文明的伊朗被那位教授划进了古亚美尼亚帝国的疆域内。

颇为矛盾的是，灾难与仇恨是亚美尼亚国家叙事的另一条主线，这也直接影响了亚美尼亚的社会经济发展。一些亚美尼亚学者对我抱怨说，因为该国与土耳其之间的边界始终处于关闭状态，他们不得不绕道格鲁吉亚以参加在中东地区举办的学术会议。

“我觉得他们早晚要开放边界，”帕沙对我说，“如果你不与周边的发达国家保持正常往来，你就无法发展经济，就无法成为强国，就无法解决你的历史问题。”

苏联解体后，停滞的亚美尼亚

亚美尼亚太需要经济发展了。这里的时间似乎在苏联解体的那一刻起就停滞了：没有新的工业发展，也没有人口流入，街道上的一切都不再更新换代。一位医学院学生对我说，他和同学们毕业后都准备去伊拉克发展，原因是那里医师的工资比埃里温的同行高出数十倍之多。

恐怕这正是亚美尼亚精英们讳言苏联的原因。在那个红色帝国里，亚美尼亚是联邦重要的人才和科研中心。据1971年时苏联出版物记载，人口仅有二百万的亚美尼亚当时汇集了一千多个科研机关、十多万名科研人员。这里的人均公共藏书量在所有加盟共和国中仅次于最发达的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上世纪八十年代，亚美尼亚甚至与俄罗斯、乌克兰共同成为苏联最重要的三个电子计算机制造中心。

与许多知识精英不同，亚美尼亚美国大学毕业的玛丽给了我非常直接的回应：“（亚美尼亚人）当然怀念苏联！那个时候人人都有工作，都可以接受教育，都有房子住；现在我们没有工业，也就不再有工人阶级，同样也没有了免费的教育和住房。生活一天不如一天，人们肯定怀念苏联。”

如今，只有埃里温的文化事业还和苏联时期一样繁荣。亚美尼亚曾被来访苏联的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誉为“苏维埃的意大利”，埃里温老城里多少留存了些“红色罗马”的气质。老城里书店密集，而且几乎每家都有古旧书出售；中央市场和周围的市集上游荡着不入流的青年画家和书贩。一个寻常的工作日午后，他们将油画和旧书摆满了共和国广场旁边的小公园。即使在西欧的文化名城，这种景象也是十分罕见的。

旧书和油画中夹杂的则是这座城市的苏联记忆。相比波罗的海三国，这里的苏联旧货更多也更廉价。一套24张的苏联风光明信片售价折合人民币不到十元，一枚带原证书的苏军服役军功章要价三十元，而证件齐全的卫国战争勋章也仅售四十元。不擅砍价的我最终以六十元买下了两枚勋章。似乎是觉得多收了钱，年老的摊主连连道谢，又抓了一把苏联货币送给我留作纪念。

亚美尼亚人著实是很难形容的。他们似乎天然对外来客友好，但在金钱的问题上却又让人觉得贪婪。这里的官营出租车和黑车都不找零钱，杂货铺和小店亦然。无法换取小面额钞票的外国游客为此不断被迫支付小费。额度很小，但令人不适。要说亚美尼亚人贪婪，似乎又不妥当。这里的贫民不偷不抢，也不像一些周边国家的贫民那样满大街追着游客乞讨。他们似乎就在意那一点“小便宜”，期待用自己的劳动换取稍稍不等价的回报。

我见到的每一个常驻埃里温的外国人都抱怨着亚美尼亚人的这种狡黠。但所有人都认为这并不影响当地的淳朴民风。据说如果你据理力争，他们宁可自己吃亏也不会一直坚持收超额的费用。每每拿到“小费”，他们又总会流露出害羞、不好意思和兴奋交织的神情，不断对你表示感谢。

2018年4月，亚美尼亚的“快乐革命”

除去这点小小的狡黠，亚美尼亚人穷的无忧无虑且快乐。这里没有欧洲的富裕，却有和欧洲一样的街头歌手与画家。2018年4月，亚美尼亚爆发天鹅绒革命，全程在共和广场采写报导的帕沙告诉我，那场没有流血的示威，如同一个盛大的节日。人们载歌载舞，还把烤肉摊搬到了广场上。亚美尼亚人骄傲地将之称为“快乐革命”。

“我看这根本就不是一场革命。”一位到访埃里温的美国教授对我抱怨。在他看来，“快乐革命”本身没有错，但亚美尼亚式的“快乐”使得革命并没有获得真正的成功。时任总理谢尔日．萨尔基相在4月23日突然宣布辞职后，占总人口三分之一的游行民众就此散去，只留下一片狼藉的广场和毫无改观的政治。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讨论颜色革命的主题论坛上，亚美尼亚国会议员和教授们丝毫没有反思革命的意向。每个人重复赞扬着民众的热情与克制，述说着当时“没有人预测到谢尔日会主动下台”而自己早有判断。台上台下的外国学者们多少有些无所适从。“为什么他们不谈谈革命的局限和未来的问题呢？”我问帕沙。“这个会议原本邀请了总统的，因为第一夫人是这所大学校长的女儿。”帕沙看看我，“亚美尼亚的学术会议历来如此，都是‘打官话’。”

亚美尼亚听众不善于发问，但随后的提问环节依然出现了尖锐的声音。一位年轻人询问：“革命之后经济未见改观，我们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愈发紧张，政府有何作为？”另一位当地学者则提出：“谢尔日只是威权时代的一个代表，去掉一个谢尔日就真的实现民主了吗？”议员们并没有做出解答。

亚美尼亚的民主转型和经济发展还没有下一步的时间表。一些旅居埃里温的外国人认为，亚美尼亚人悠闲、与世无争的“快乐”为这个国家带来了时间观念缺乏、办事效率低下的问题。而一旦你向当地人指出这些问题，他们不会生气，但更不会改变，只是微笑着冲你摇摇头，劝你适应这个时间凝固的社会。

“这就是亚美尼亚。”一名亚美尼亚裔格鲁吉亚教授对我说，“即使是这里的知识精英，他们也只会在会上说说高论，会后是不会有任何行动的。”问题还不止于此。当我问起亚美尼亚人将如何处理威权时代的遗产时，本地学者们似乎对法庭或真相与和解委员会都没有兴趣。

“谢尔日在人民心中并非坏人，他只是恰好出现在那个时间点上。”有学者直白地回答。当埃里温街头到处可见纳卡战争英雄的海报时，头号“战争英雄”谢尔日显然不会在下台后受到更多的追责。

会议达成的唯一共识是民主国家要在近东和中东地区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人们忙不迭地讨论起如何帮助叙利亚难民。“我们国家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一位教授信誓旦旦地说。帕沙对此不以为然：“就是这位教授，昨天还在大会的主旨演讲里大谈‘我们基督徒’，完全忽略了台下的其他信仰者。”

我想这并非故意为之，亚美尼亚人缺乏这种敏感的神经。在种族灭绝纪念馆的出版物上，未被国际承认的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都被标注为独立的国家，而名义上拥有上述地区的格鲁吉亚还是亚美尼亚的友好邻邦。在世界上多数国家，这都会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但在亚美尼亚，人们并不在意。“现在你知道为什么亚美尼亚总是和外部世界搞不好关系了吧。”一位伊拉克学者对我笑道。

会议结束，民主转型并未得出什么成果，帮助叙利亚难民的方案也未再被提及。主办方备好了上等的酒水和奶酪——亚美尼亚土地不很肥沃，却是白兰地的绝佳产区。伴着几位乐手的现场演奏，第一夫人和知识精英们纷纷举杯欢笑，所有来客也都沉浸在祥和的气氛中。这里的人们都如此快乐，外人也就不必为他们的前途操心。一起开心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