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劉懷昭狀告勞資審裁處—對“劉懷昭對魏京生案”文的議論

過去兩日，微信文章“劉懷昭對魏京生案”引起圍觀，趨之若鶩。内有揭露民運名人 “道德敗壞”乃至“強奸犯罪”的驚人之筆，仿佛是具有時代感的女性#MeToo維權的潮湧新高。

文中甚至提到“她（懷昭）得了嚴重的抑鬱症，在服藥，工作上又失業了，或者在打官司或鬧公案，要回自己的一點公正。”

本人正是劉 “失業後打官司”的當事人。迫不得已，必須公告事實，陳述一下劉懷昭是如何通過“打官司”“要回自己的一點公正”的。

經由溫云超介紹，2012年我與劉懷昭首次會面，至今並無私交。

2012年9月，劉懷昭受僱香港陽光時務有限公司。不久，劉與陽光時務管理層閙出不可調和的矛盾，劉堅決辭職離任。正在她“閙公案”的時段，時任《開放》雜誌編輯的蔡詠梅大姐親口同我說：劉懷昭單身母親，如果勞工合同解約除，便無法在港居留。你若能幫就幫她一下。記得蔡大姐給我的印象是劉持中國護照不能居港，其女持美國護照難駐大陸，在美國的則是離異難返的前夫，總之是走投無路身陷絕境的感覺。蔡大姐是我平素在人格上尊敬的好人。於是我便答應下來，唯一的動機便是模糊的“同情”之心，經過腦補把“單親媽媽”與“弱者”聯係起來。

結果是，2013年1月，我公司同劉懷昭簽署了一份名義上的雇傭合約，雙方具有絕對的共識：合約目的是解決劉懷昭的留港身份問題，公司並不需要新增全職編輯。事後得到劉在網上的公開表揚。必須承認，在簡單的一念同情之下，我的做法有違香港法律的精神，事後不得不吸取深刻教訓，下不爲例。

簽約後，我盡可能地幫劉找過一些編輯及翻譯之類的工作，但我很快發現同劉打交道非常困難。比如：2013年我將已從法文翻成中文的《盧琴齋傳》稿件交給她做些文字編輯，一共10万字，約定編輯費用10000港幣。編完後，劉說她花了很大工夫。仍然是出於想象中的同情，我主動增加編輯費50%，並很快匯15000港幣給劉。不想款項到賬，她自己的銀行收取了20港幣的匯款手續費，引發了劉懷昭的極大不滿。這20港幣，被劉當成我公司盤剝欺壓她的主要事件之一，最終被告到了香港勞資審裁處。另一件事也引起劉的極度不滿：她要求在《盧琴齋傳》上署名翻譯，被我拒絕。理由我至今仍然堅持：原稿是法文，劉不懂法文，不可以署名翻譯。

回顧全部與劉懷昭打交道的過程，我沒有做過任何對不起她的事情，同其打交道的唯一動因，就是所謂的同情之心。終於我得到回報。2014年3月，劉懷昭以我公司同她簽署的雇傭合同為證據，在香港勞資審裁處（Labour Tribunal）控告我公司“欠薪”幾十萬。

為應對劉的控告，公司的運轉受到干擾。我也終于明白劉爲何堅持在《盧琴齋傳》上署名翻譯，原來是為日後控告鋪墊“證據”索要“版稅”。處心積慮去誣告一個純出於同情之心去幫助她的人，劉懷昭光天白日上演“農夫與蛇”的劇目，如此品質是我平生僅見。

值得一提的是，儘管沒有證據，蔡詠梅大姐一如既往地同情劉懷昭的悲苦命運。面對擺在面前證據確鑿的惡行，蔡大姐始終認爲，事出有因，是 “情緒化”，“受害後的心理抑鬱”造成的。換句話說，是背後某個害了劉懷昭的男人造成的。我無法理解“受害後心理抑鬱”的“情緒化”，是如何驅使劉懷昭精准抓取本人爲了幫助她而暴露的弱點，潛心策劃，步步爲營，利用法律手段榨取錢財的。但是我仍然尊敬蔡大姐與人爲善的品格。

我能做的僅僅是對自己的言論負責，對公告的事情做到百分之百的真實，並提供證據。對沒有證據的傳説不予評論。

鮑樸

2020年7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