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三座建築看香港文化發展簡史

香港政府主導的文化建設大約於戰後50年代開始。戰後自內地到港的移民/難民導致香港人口大幅增長，殖民地政府開始注重城市民生問題，主要由市政局負責。前身為潔淨局的市政局早期功能主要是公共衛生管理，直到1973架構重組後才開始涉及康樂文化事務。重組後的市政局於財政及決策上獨立於政府， 以服務市民的宗旨自行擬定項目發展，其中香港文化中心（cultural centre complex）的建設可說是當時最具野心的一個大型項目。市政局（及區域市政局）於1999年解散後由康樂文化事務署接手文化服務，延續支援資助文化藝術發展的功能，但卻少了早期市政局的主動性。公共文化建設自此轉向另一種模式，新的文化建築不再由政府部門建設及管理，現時西九文化區的法定機構模式就是十多年來反覆討論的結果。

1962年建成的香港大會堂，1989年的文化中心演藝大樓，以及2018年開幕的西九戲曲中心，這三個大型文化建築正好體現了香港文化發展的三個不同時期。相對於學校或醫院等公共建築的功能規範，文化建築似乎具有更高的靈活性，同時其建設過程也提供公眾討論新建築及文化體制概念的機會。以此為基礎，對於文化建築的研究同時也是對於文化環境和政策方向的探討。本文將通過三座建築的空間設計，簡述不同時期的公共文化發展。

1. 香港公共文化服務的起源 — 香港大會堂（1960年代）

於1962年開幕的香港大會堂可算是本地第一座公共文化建築。與愛丁堡廣場及皇后碼頭整體規劃建設，大會堂是一座包括劇院，音樂廳，圖書館，美術館，以及婚姻註冊處的文化市政服務綜合建築。由英國建築師Ron Phillips及Alan Fitch設計，大會堂其實具備作為慶典場地和文化場所的雙重功能。據時任市政局主席沙利士所言，“香港大會堂標誌著市政局對城市文化發展的承諾，包括表演藝術，博物館及圖書館服務“「1」。

雖然大會堂是以現代建築的幾何型態與功能性細節見稱，但其內部空間卻是經典規整的儀式列陣佈局。建築主入口正對著現以拆除的皇后碼頭，考慮到大廳用以接待以海路到訪的貴賓，連同戶外廣場作為像港督宣誓等場合的場所。連結建築的戶外空間則設計成半封閉的戰爭紀念花園，並以上層平台花園連接低座及高座建築。面積不大的大堂是演廳的門廳和售票處及節目展示的地方，除了演出前後聚集的觀眾，這個沒有休憩座椅的空間平日人流不多。夾層和上層是餐廳和展覽廳，緊湊的佈局均以功能為主而沒有設計成觀眾或日常市民可以聚集休閒的地方。

大會堂的功能性設計反映了5/60年代政府對文化發展的態度，一方面以最經濟的建設滿足了當時港英團體對演藝文化場所的訴求，同時利用文化建築提供官方慶典的場所。時任港督柏立基於大會堂開幕致詞提到，香港大會堂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政府合署組團建築，卻是”城市社交文化活動的中心“「2」。大會堂的建築空間以及官方論述正好表達了當時市政局有意推動文化發展，可是其主要投入的重點還是在其他市政功能上。大會堂作為文化公共空間當時其實只為為數不多的本地及外籍文化愛好者提供了社交場所，一般大眾市民對文化活動的認知和需求相對較低，還有待其後十多年的發展才足以推動下一個大型文化建設。

2. 本地文化地標 — 香港文化中心（1980年代）

隨著香港經濟於7/80年代迅速發展，慢慢也培養了一群對文娛活動有一定興趣的中產階層。同時，香港的人口組成也演變為大多數本地出生的華裔移民第二代，續漸建立起香港的本土身分認同。於這樣的社會環境下，香港文化中心的構思和設計從一開始就有著融入本地元素的想法。位於前九廣鐵路火車站的地點，文化中心連同沿海岸一帶的商業建設標誌著九龍半島的發展，成為維港對岸的第二市中心。

整個文化中心規劃包括太空館，演藝大樓，藝術館和公共花園四部分，是第一個由本地建築師李長根（Jose Lei）設計的大型公共項目。相對於大會堂的正規空間序列，文化中心的規劃則強調多方動線及流動性，以演藝大樓為中心形成步行網路連結各個文化設施與戶外海濱空間。這個雄心勃勃的設計方案表達了為當時正在高速發展的城市建立一個公共文化機構的願景。以下我們將集中討論演藝大樓及周邊的空間。

演藝大樓的設計沒有特定風格，其大鵬展翅的型態正切合當時的需求，作為一個不帶殖民地象徵同時面向國際的前瞻性地標。這樣的建築，配合開幕月的國際藝術匯演，正好展示香港不再是「文化沙漠」，立足於亞洲文化藝術圈子。 除了兩個演藝廳的一流設備最為觸目以外，演藝大樓通透挑空的中庭更是較少被提及但值得細讀的公共空間。 從建築平面可見，中庭成為穿透這棟大型建築並通往演廳及廣場步道的重要連接空間。寬敞的中庭於開幕當天成為招待400人的宴會大廳，澳洲歌劇女高音Jessey Norman從大台階拾階而下更是賓客與媒體津津樂道的一幕。中庭也是平日午間音樂會或示範表演的場所，正因為中庭四通八達又連接地鐵站與天星碼頭，可能只是路過的市民也會駐足欣賞。中庭的設計原意本是一個容納日常活動的多層公共空間，包括上層遊廊及演廳前廳連接平台步道以及戶外大台階劇場。可惜因從管理考慮，上層空間其實只有持票觀眾才可以進入，隔斷了地面層和上層戶外走廊的連通性，導致上層戶外空間也較少日常使用。這反映了一個關於文化場館著重管理多於體驗，以及設計過程各持分者的溝通問題，及後另文再加討論。

時任市政局主席沙利士（1973-81）是整個文化中心規劃的主要推手，從而也設立了市政局對於文化服務的承諾與方向，旨在提升香港的文化水平和與亞洲文化圈子中佔一席位。可是，礙於市政局文化設施的管理架構，文化中心本身並沒有一個屬於自己的決策層或藝術總監，因而很難發展出一個具體有獨特性的藝術方向。縱使文化中心有其重要性，但依舊只是市政局（後康文署）轄下的文化場館，管理效率的考慮往往高於建立一個文化機構的願景。近年文化中心有過一次小規模的空間改造，增加了大堂的休憩座位和電子展示屏幕，然而相對保守的管理方針侷限了中庭公共空間的可能性。這樣的公營文化場所與周邊的藝術主題商業設施如K11 Musea或正在建設中的西九龍文化區形成強烈的對比。

3. 當代“生活文化”品牌 — 西九文化區/戲曲中心（2000至今）

香港文化中心可算是前殖民地政府最後一個大型文化項目。在1997年回歸後的十年，只興建了公眾反映一般的兩個地區劇院和中央圖書館。過渡時期的香港政府的文化政策維持在一個支援的角色，反而民間藝術文化團體更主動推動城市文化發展。自2000年起，主要的文化項目建設大多數是由半公共或私人機構資助和運營，這些中小型項目和新文化機構在發展和管理方面相對由更大的自由度。

當文化機構必須考慮財務可行性，整個文化發展的討論也自此趨向經濟效益多於社會性的成果，即使是公營機構也是以同樣的角度規劃發展。雖然文化公共空間應當是整體城市發展策略的一部分，其重點往往著眼於旅客帶來的收入或周邊地產價值的提升。政府始於90年代設想新的文化區計劃也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開展討論。在首輪以單一地產商主導的發展面對大量公眾反對聲音而擱置後，現建設中的西九文化區（wkcd）於2008年放棄原有計劃重新開始討論，強調與本地藝文界別的溝通和推動本地藝術發展的方向。現在的西九文化區發展由政府全額資助，通過成立法定機構“西九管理局”負責其項目建設與未來營運。這個獨立於政府架構的公共文化機構將以企業模式營運，並需要負責未來的自身財政，以致無可避免地必須顧及商業營運的考量。由Foster & Partners設計的總體規劃提供了一個務實直接的文化建設藍圖，實際上是依循土地開發思路，著重最大化土地建設效益的方案。除了建造十多個不同類型的文化場館以為，大約一半的建設用地將會是商業綜合建設。另外文化區周邊早於2007年已建成了高級商場，酒店，辦公大樓以及多個大型高端住宅。

西九文化區的第一個項目-戲曲中心-於2018年開幕，其設計正揭示了這個市場力量於公共文化願景之間的兩難關係。戲曲中心的場館以傳統戲曲表演為主，包括一個2000座的大劇院，一個400座的茶館劇院，多個排練室，以及一個半戶外中庭。設計戲曲中心的建築師形容這個核心空間為慶典型的大型公共廣場，以創新的設計策略將大劇院架空至地上24米達成。從平面圖可以看到地面空間連接城市和未來文化區的街道脈絡，並提供可供各類休閒活動的大型公共空間。雖然設計目標是創造沒有門的完全通透開放空間，實際上因為必需以有限的腹地解決內外場地高差問題，現在的“公共廣場”還是被台階與坡道包圍，減弱了通達無礙的設計意圖。再者，整體建築面積頗大的比例被分配到餐飲零售等商業用途，面向觀眾以為的更大客群，沿主動線大多為商業店面的佈局不禁令人聯想到身處於商場的體驗。也許這是維持演藝場所高成本營運的必須策略，又或許配合商業設施可以吸引更多不同類型的觀眾，但如何避免文化場所被商業主導將會是未來必需密切關注的議題。

於2008年成立的西九管理局是相對年青的機構，還有待發展出一個鮮明的願景或個性。它承襲了香港傳統公共文化機構的官僚制度，同時又如商業文化機構需要有迎合市場的考慮。基於這樣的背景，未來西九能否有更大的機會成功平衡社會與商業利益？文化機構與社會大眾的關係體現於這些建築的公共空間，是一個需要多加討論的議題，共同探討文化機構的社會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