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扬游—由党葬说党国

穿过中山陵的陵门之后，在二三十级台阶之上是碑亭。不过，我们来到的时候很不凑巧，碑亭正围蔽施工，脚手架和绿色纱网把碑亭里里外外罩起来，外围还有一人多高的围壁板。好在围壁板上贴着许多大幅风景照，因而工地没有对周围景观造成严重破坏。我留意到围壁上有一幅中山陵全景图是冬季的雪景照，将陵园的宏阔与肃穆庄严表现得淋漓尽致，让人过目难忘。

尽管我没能见到碑亭的具体样貌，但从各种的介绍和围壁上的照片也可以了解一二。

中山陵碑亭建在陵门后面第二层平台上，以花岗石建造，重檐歇山顶，上覆蓝色琉璃瓦，仿中国古代传统的建筑结构形式。碑亭为方形，高17米，宽12.2米，东、南、西、北四面各有一个拱门，但北面的拱门仅供观景。

碑亭，顾名思义，亭内有碑。墓碑竖立在碑亭正中，墓碑为长方形，高9米，重达几十吨，是用一块巨大的花岗石雕琢而成的。据说，当年从福建选制了一块庞大的花岗石碑料，但在装运时，由于体积太大，又极其沉重，装上船不久，就沉没到水里去了。葬事筹备委员会主席林森马上决定再从福建赶制第二块花岗石碑运到南京。当石碑运到码头后，林森亲到现场察看督运。工人们硬是用人力滚木，一步步地将巨石从下关滚到紫金山下，再运到山坡的工地上。光是从紫金山下运上工地现场，就花了40多天时间。

在1926年3月陵墓工程刚开始兴工的时候，葬事筹备委员会曾讨论过有关墓碑碑文撰写等事项。当时准备为孙中山刻墓碑、墓志铭、传记等，并且作了分工，由汪精卫写碑文，胡汉民作墓志铭，吴稚晖写传文，张静江撰记文。可是，过了将近两年多的时间，这些碑文内容都没有确定下来，到1928年1月葬事筹备委员会在上海召开会议，认为像孙中山这样伟大人物的思想和业绩，不是墓志铭、传记文字所能概括得了的，故以不用为宜。最后决定由国民党元老后来任国府主席的谭延闿书写24个大字的碑文：“中国国民党葬总理孙先生于此，中华民国十八年六月一日 ”

有意思的是，用了两年时间，葬事筹备委员会与汪精卫等人居然没能起草好合用的碑文、墓志铭、传记等文本，显然是另有隐情，也许与国民党大佬们的权斗有关吧。墓碑上除了有24个大字外，在顶端花纹下方的正反面还各有青天白日党徽图案一枚。据说，由于党徽在文革中被铲除，1981年中山陵园管理处按照原样重新修复时，原先的阳刻变成了阴刻。

孙中山逝世时，当时的段祺瑞政府同意进行国葬，但国民党中央坚持采用党葬仪式，因而此处的墓碑上才会是如此写法。孙中山的身份是国民党的总理，因有殊勋于国家，按照《国葬法》予以国葬，而丧葬费则特别加码，算是政府给了个天大的面子。不过，国民党并不领情，只因此时的国民党已是第一大党。

在此先简单了解一下国民党发展的历史。孙中山最早于1894年11月在檀香山成立国民党的前身兴中会。但实际上，中国最早的反满反帝制革命组织并非兴中会。早在1890年，杨衢云等人便在香港组织成立了辅仁文社。该组织的宗旨为提倡学习西方思想，进行中国大众的革新，驱除满族鞑虏，秘密进行革命活动。

1895年1月，刚在檀香山成立了兴中会的孙中山来到香港，寻找壮大组织的途径。经人撮合，辅仁文社和兴中会随即合并，在香港成立兴中会总会。由于辅仁文社人员较多和资金也充实，杨衢云被选为会长（当时亦称总办或百理玺天德，即President），孙中山为秘书，在香港中环成立一商号“乾亨行”作掩饰。新的兴中会有一张照片存世，坐前排正中的是会长杨衢云，孙中山作为秘书，站在杨衢云身后，照片中还有将参与起义行动的浪人。

杨衢云这一任就是5年。在这5年内，就是在他的领导和参与下发动广州起义和惠州起义。他辞任之后，孙中山担任会长。杨衢云1901年1月10日被人刺杀死于香港。在孙杨合作期间，孙中山尚未有彻底推翻帝制的想法。1910年2月，孙中山在旧金山与《大同日报》主笔刘成禺谈话时就说过，“予少年主张，谓汉人作皇帝，亦可拥戴，以倒外族满清为主体，杨衢云与予大闹，几至用武，谓非民国不可。”历史学家唐德刚在他的《晚清七十年》中写道：“一部‘中国近代革命史’，是应该从杨衢云开始写的。”

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后，杨和孙都被通缉，仓皇逃离。所谓“伦敦蒙难”之后，孙中山经过学习思考，思想大有进步，回到日本后继续努力开拓革命新局面。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通过光绪帝施行了“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的改良运动，史称戊戌变法。慈禧太后于9月21日发动戊戌政变，103天的变法失败。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到了日本。

孙中山一直想利用康梁响亮的名声壮大革命势力，这次有机会了，因而主动与之联系，并与梁启超多次会谈，最后双方形成了一个合作方案：两党合为一党，拟由孙中山任会长，梁启超任副会长，将康有为置于师尊的荣誉地位，会名未定，仍暂以兴中会代之。但康有为得知后甚为不满，命梁启超立即往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务。梁启超启程前，孙中山还特意给其兄孙眉和檀香山兴中会写信，希望他们接待和帮助梁启超。没想到梁启超充分利用了这次机会，积极发展保皇会，向广大华侨发出号召：“大家饷助起兵勤王，保救光绪皇帝，兴政变法，国家强盛，方能抗御外辱，海外侨民利益方保。”一时之间，保皇会声威大壮，包括许多兴中会骨干都纷纷加入，孙眉也成了保皇会员。为此，孙中山与梁启超分道扬镳，再无合作，而是相互攻击。

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经人介绍与黄兴会晤，建议兴中会与华兴会联合，共同致力于革命，黄兴表示赞同。黄兴与宋教仁等人在此一年前于长沙正式成立华兴会，黄兴被推为会长，不久因欲举行长沙起义之事泄而逃亡日本。

同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召开成立大会。同盟会以华兴会成员为主，同时吸收了兴中会和光复会的少部分成员。由于黄兴提议“公推孙中山先生为本会总理，不必经选举手续”。孙中山也不推让，顺势便成为了第一任同盟会总理。随后有许多心怀共同志向的仁人志士加入同盟会，从此，孙中山有了一个成员跨越地域的全国性组织为后盾，有了更大的施展能力的舞台，为实现共和奔走呼号，组织武装起义。

中国同盟会曾因孙中山某些不甚妥当的行为而一度分裂，但孙仍得到黄兴等人的鼎力支持。在新军发动的武昌起义成功之后，经过孙中山回来当临时大总统、满清政府在袁世凯威逼下退位、袁世凯当政等过程，中华民国正式成立，同盟会成为了合法组织。

此时国内各种政党林立，在宋教仁的积极努力下，1912年8月25日，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合并，成立国民党。合并后的国民党推选孙中山为理事长，孙中山遴请宋教仁代理理事长。在宋教仁的领导下，国民党于全国选举中在参议院与众议院皆获得最多席次成为国会最大党，第一届国会即将召开，宋教仁极有希望当选为具有实权的政府内阁总理。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被暗杀。同年7月12日，孙中山等人发动二次革命，旋即失败。11月4日袁世凯解散国民党。1914年7月，孙中山等人于东京另组中华革命党。1919年10月10日，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党内改组完成，正式进入中国国民党阶段，同时也同意了苏联“联俄容共”的要求。由此，国民党得到迅速发展，成为中国大地上最有活力最为勇猛的有生力量，开始大展宏图。

就在此时孙中山逝世了，国民党决定给领袖以党葬礼仪。在孙中山之前，就有蔡锷1917年4月12日国葬长沙岳麓山、黄兴1917年4月15日国葬长沙岳麓山、陈其美1917年5月12日国葬浙江湖州、伍廷芳1924年12月3日国葬广州，其中伍廷芳是南方政府重要成员，国葬令是孙中山以南方政府元首的身份颁发的。

在孙中山之后，也有廖仲恺1925年8月国葬于广州沙河顶驷马岗，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再次以国葬仪式附葬于中山陵旁，还有谭延闓1930年国葬南京灵谷寺以及黎元洪1935年11月24日国葬武昌卓刀泉。后几次的国葬都是按照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1930年重新颁布的《国葬法》实行的。

不用特别比较，我们都知道，孙中山的党葬可比其他人的国葬隆重了许多许多倍，几乎可说是有天壤之别。这也可以看作是“党大于国”的一个特别例子。我们的教科书常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实际上，苏联革命首先给中国送来的革命经验，最重要的就是“以党治国”的理念和实践。

“以党治国”思想内涵包括用党的主义治国，用党的理想、组织纪律、奋斗目标等凝聚人心。有文章指出，“以党治国”是20世纪不发达国家共产主义革命的产物，它发源和成形于苏俄，后来扩散到其他地区。也有人说，作为一个特定概念，其发明权可能要归功于同属于共产主义革命运动谱系的中国国民党及其创立者孙中山。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的产生与“二次革命”的失败有关，后来进一步向苏俄学习而使得这种思想更加系统。后来，德国意大利也由“以党治国”而强大，进而威胁全世界。

在总结“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时，孙中山认为党员不服从、不统一，尤其是不服从一个领袖的命令是失败的主要原因。为此，孙中山开始建立绝对服从他个人的中华革命党。为了建立领袖权威，孙中山提出党员必须绝对服从党魁的命令，“如有二心，甘受殛刑”。虽然孙中山早年心目中的理想国家是美国，认为美国是“世界最文明、最富强之国”，因而憧憬在革命成功之后，中国要效法美国政体。但在苏俄革命成功之后，他似乎又看到了另外一条捷径，便一头扎了进去，要“以俄为师”，从此无法自拔。

苏联的成功经验使他深受鼓舞，并仿照苏俄模式明确提出“以党治国”的思想。苏俄革命成功经验就是党创制国家，定党义于一尊，以党领政，以党治军，实行一党独掌政权，不与其他政党分享权力，甚至于尽可能禁止其他政党存在。

改组国民党和建立黄埔军校，学习苏联红军的“宣传感化”方法，教育军人为主义奋斗等等，并由建党、建军进而以党建国，所有这些都是孙中山向苏维埃俄国学习的主要内容。根据《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孙中山从苏俄革命的成功经验中学到了许多，他此时的建国理念是：“欲以党治国，应效法俄人”“先由党造出一个国来”，而后“将党放在国上”，“完全以党治”。

“以党治国”思想对20世纪中国政治舞台上两大苏俄式的列宁主义政党国民党和共产党都产生了最重要的影响。从此，中国政治舞台上，一党独大成为常态，执政党为维护权力的独揽不惜一再采用下三滥的手段。在野党则要有超乎异常的狡猾和能打破所有底线的心理承受力，因为两个相似的政党相争，越没有底线才越有胜算。

孙中山终归是接受过较为完整的西方教育的人，明白民主社会才是最终目标。1923年初，孙中山发表《中国革命史》一文，其中特别阐述了他的三阶段政治路线图：“余之革命方略，规定革命进行之时期为三：第一为军政时期，第二为训政时期，第三为宪政时期。”军政时期即“以党建国”的暴力革命时期，训政时期即“以党治国”时期，宪政时期即“还政于民”时期。上世纪九十年代，台湾地区政权终于在世界潮流的推动下完成了三个阶段，而大陆因政权主导理论改变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宪政不再是发展的目标，从此其实现便遥遥无期了。

某些崇尚现代文明民主政治的知识分子心中的宪政梦，在百年前破灭之后，至今似乎仍难以重温，且渐行渐远了。百年来的历史留下了一路变迁的痕迹，我们还可以从中找寻到些许自我安慰：党葬，给游客留下如此宏大壮观的旅游点；党国，也给了全体国民一个机会，可以重温万邦来朝的中国梦；而伟大领袖，更是解放了所有国民去认真思考祖国命运的沉重负担。这是草民之福啊。在如今的党国里，草民切不可过于忧国忧民，那可是僭越，非常危险。最好还是跟着大家一起高喊：“厉害了，我的 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