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了，李香蘭】 女文青的波瀾人生
這部片子的資源在我的硬盤裡躺了很多年，卻一直沒看，因為我不懂日文。
對於李香蘭這位傳奇色彩的女子，或者說對於中日曠日持久戰爭時代的電影我抱有強烈的探索心。因為，在那個時代，初創的電影工作者們懷著飽滿的激情登上舞台，因為戰爭而流散，戰後天各一方。直到今日，對我們的華語電影格局仍然有著深遠的影響。在這其中，長春的滿映和上海的中華是兩個非常特殊的存在，因為它們是日本佔領區配合日本殖民宣傳的電影機器。在我們的電影史教科書上，對於這兩家電影公司態度都是盡量避而遠之。何苦呢？像個鴕鳥一樣。對於已然發生的歷史，何不放下仇恨和歧視，從影像中去重新審視當年這段離奇而迷幻的歷史呢，畢竟，它們也是中國電影的一部分，不會因為個人意志而轉移。
李香蘭，就是這麼一位能夠串聯起這段奇妙電影史的關鍵人物，關於她的生平就不再贅述了。這部劇以她在中國的半生奇緣為藍本，分為了滿洲和上海兩部分。先聊聊滿洲篇部分，滿映當年是除了關東軍之外，日本在東北的實權派，這要拜甘粕正彥所賜。在甘粕的操持下，滿映從一介殖民地三流製片廠發展成可以與日本本土大公司有話語權的製片廠。甘粕是一個很難以琢磨的人物，一方面，他以強硬的態度君臨滿洲；另一方面，他又大力提攜中方工作者，例如片中有周曉波攜李香蘭去往黃河拍攝影片的篇幅。可見，甘粕是一個充滿矛盾的人物，他既想把這個滿洲建設成為一個新的國家，又逃脫不了日本的掌控，因為啟用中方的工作人員本身就是一件充滿矛盾且備受爭議的做法。李香蘭後來對於自己早期出演滿映的國策電影充滿了悔恨，但無論李香蘭、甘粕和更多的中方工作者，都是被日本的滿洲國幻想所裹挾，甚至都不理解當時自身的所作所為吧。所以，當李香蘭去跟甘粕談離開的事情時，甘粕才會毫不猶豫地一把火燒了李香蘭地合同，因為他知道自己孤注一擲的滿洲國從一開始就是個徹頭徹尾的幻滅。但是，除了宣揚殖民文化之外，我們也在戰後接收了滿映的遺產。新中國第一部彩色故事片《橋》就是出自滿映培養的中方人員之手，這時已經改名為長春電影製片廠了。雖然片中的周曉波戰後入獄了，但是有很多滿映出來的中方人員參與到新中國的電影拍攝當中。這其中的功過是非，又豈是一句話能說明白的。再看看如今長影厂的沒落，最能嘲諷人類的其實就是時間。
對於李香蘭在中國後期於上海的電影活動，有著不亞於滿映的特殊性。上海，是中國第一代電影人聚集與澎湃的夢幻都市。可是，因為日本的船堅砲利，這些電影人流落四方，左派的電影人一路向西去到了延安，跟隨共產黨一路革命；精明的電影商人南下來到了香港，戰後的邵氏兄弟盛極一時；還有追隨國民黨的人最後落到了台灣，現在李安仍然是最好的華語片導演。難以想像如果當年沒有戰爭，我們的電影今天會是那般模樣？可惜，當時日本佔領上海之後，還留在那裡的電影人就像被困在孤島的倖存者，因此才會有“孤島電影”的說法。日本效仿滿映，在上海成立了中華，繼續推行所謂的國策電影。究竟是不幸？還是萬幸？掌管中華的分別是川喜多長政和張善坤。前者，同李香蘭的家境一樣，至少都是同情中國的日本人之一。至於張善坤，背靠黃金榮，在上海灘混得風生水起。本劇中重點提到了李香蘭出演的《萬世流芳》這部影片，憑藉著借古諷今的故事，成為戰爭結束前最賣座的所謂中國電影。對於這部影片的成就，不同政治態度的人群會給出截然不同的評判。只是，我想從從業者的角度去看待，比如張善坤，戰後輿論說他是漢奸。可是，事情都是兩面性的，上海淪陷了，很多人都跑了，但是還有更多跑不了的人留在上海。除了拍電影沒有別的謀生手段，不服從日本人是死路一條，不拍電影也是死路一條，難道這些人就不是人了嗎？張善坤站了出來，明知道會被當做漢奸，還是帶領著留在上海的電影人加入了中華，保護了這些電影人。可是，張善坤沒有一味地迎合日本人，而是在權限內盡可能地去創作鼓舞民眾的電影，也才有了後來的《萬世流芳》。戰爭是瘋狂的，戰後的清算更是癲狂的，即便做出過一定貢獻，張善坤還因為漢奸的嫌疑，遠走香港，跟他一起的，還有馬徐維邦、卜萬蒼和費穆這些，這些為中國電影初創做出過傑出貢獻的人，即便像費穆的《小城之春》被譽為最好的中國電影，他們的晚年境遇也很悲涼。像馬徐維邦因為不適應信號燈被車撞死，費穆因為四人幫的誣陷被活活氣死，相比之下，李香蘭的結局要完滿太多了。
由此，其實也衍生出一個話題，那就是當年中日電影之間的恩愛情仇。除了滿映和中華，當時小津安二郎和山中貞雄被徵召入伍，山中很快就死在了激烈的初期戰場，小津雖然活著回到祖國，但戰爭的陰影始終無法退卻。在劇中，李香蘭在去往開封的列車偶遇的小說家和後來離開她的東寶保鏢，都成為了戰爭的犧牲品。在當時中日電影有限的交流之中，其實是有一定友誼存在的，例如李香蘭跟隨劇組在黃河岸邊等待戰鬥結束的那場夜戲，周曉波提到了岩崎昶這個人物，他是當年日本電影界的左派評論家，很早就看到了中日電影之間的文化依存性以及戰爭的荒謬性，只是這些聲音都被軍人的狂吠淹沒了。戰後，他的弟子佐藤忠南也是左派的電影人士，孜孜不倦地譜寫著中日電影合作的篇章，他專門撰寫了《炮聲中的中國電影》這本書，是我讀過的對於那段特殊歷史時期中國電影最詳細、最認真、最動容的一本書，戰爭早已過去了，像李香蘭和佐藤忠南這些為了修補中日之殤的人物更不應該被忘記。
當李香蘭最終得已踏上回國的船隻時，船上的廣播卻播放出《夜來香》這首歌。這首歌當時被批判為靡靡之音，多年後隨著港台音樂的流行再次進入到公眾視野。而這首歌的創作者，是當時赫赫有名的“黎家八駿”之一的黎錦光，還有他的大哥黎錦暉，為當時的中國影視流行文化奠定了重要的基礎。其實，劇中對於黎家有一個隱藏的彩蛋，那就是李香蘭在北京求學時，有一段她和友人坐在故宮內暢聊的戲，背景是一群小孩在唱諷刺朱元璋的鳳陽花鼓，殊不知黎家八兄弟就是從鳳陽走出來的。多年之後，家族中最小的黎錦暘在美國定居，出版了一本《花鼓歌》的英文小說，這部小說被好萊塢改編成電影，風靡一時。就在這部有日本明星出演的電影花鼓歌上映十幾年之後，鳳陽縣小崗村的農民們開成為改革開放最早的試水者，時代總是以奇妙的方式在輪迴。
說到這裡，似乎沒有太著墨於李香蘭本人。是的，我覺得李香蘭更像是解讀歷史的符號，由這個名字可以串聯很多史實。其實這部洋洋灑灑四個小時的劇也是如此，通過李香蘭的明眸觀察著動蕩的中國社會，閱讀著那些風起雲湧的各色人等。正如，李香蘭跟甘粕對話的那場戲，李香蘭說到這個名字本身已然成為一種枷鎖。其實，不只是李香蘭，所有人都承受著時代的枷鎖，想著自己篤定的前方前行。最後，有些人累了，有些人離開了，堅持到最後的也是傷痕累累，戰爭之下沒有真正的贏家。所以，這即是李香蘭的故事，也不是李香蘭的故事，是時代的史詩和悲劇，從古希臘時代一路走來，最好看的永遠是悲劇性的命運。
所以，當終於有了字幕的時候，一口氣看完，四個小時完全不煎熬，比現在的很多作品都更好看，衷心感謝那些翻譯這部作品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