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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惠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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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對孩子說:我能為你做些什麼?

申惠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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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https://www.pexels.com/

研究所課上,學生正在報告亞洲漫畫發展的現況,在台前,這個外表柔弱、斯文,看起來十分乾淨的大男孩,曾經有過漫畫家的夢。韓國、日本、中國、台灣,從政策到風格,男孩一一詳細解說,只是談到台灣時,他嘆了口氣,貧瘠的島嶼,對於台灣的漫畫,他下了這樣的註解。

男孩曾經努力地畫過幾部小短篇,技巧不差,但最終他還是放棄了漫畫家的夢想,準備一邊讀書,一邊專心考教職,我問他,為什麼不繼續畫了,他說沒有資源、沒有舞台,在台灣當漫畫家,註定沒有前途,他愛畫,但現實不允許他冒險。

為什麼漫畫產業在台灣發展不起來呢?我問,政策、資金、市場、產業鏈、人才養成,在男孩口中,台灣漫畫發展處處是問題,當然,這些都是所謂結構性的問題,然而,這些看得到的問題,可能都只是冰山的表層,每個結構性的問題,都有淺層與深層,在海面上浮現的,都只是所謂「冰山的一角」,老實說,看得到的問題,只要有心,我相信都能解決,但通常這種積弱不振的結構,都產生於看不見的深層因素──比如說文化性、比如說價值觀。

課上,我問所有人,如果你的小孩跟你說,我未來想當漫畫家、藝術家、舞者、文學家、或者是那些看起來「無用」的工作,你們會怎麼回答?現場同學陷入了一陣沉默,連那位想當漫畫家的男孩,都顯得猶豫起來。理想與現實的關係是什麼?是二分法,還是辯證法?

還是得顧及現實啊,一位同學說率先發言。沒有人反駁,大家都知道,或者最少大家認為,這是最務實的思維。我想起前一陣子,批改同學生命史作業的經驗,許多人都寫到,自己小的時候曾經學過畫圖、舞蹈、音樂......,但絕大多數的人都因為課業壓力或者父母的要求下,放棄了自己曾經很喜歡的東西,在他們的文章中,這些放棄或有遺憾,但卻又顯得那麼理所當然。

我們都把孩子丟進系統中,用單一的價值觀,把他們塑造成一模一樣的人。但每個人都不一樣,否則這世界上就不會有各種區別──成功的、失敗的、好的、壞的,在我們的想像中,彷彿這世界只有一個出入口,一種評斷標準,一套成長模式。這不是事實,但我們卻把它搞成了唯一的真實。

曾經有個常住在台灣的外國朋友對我說,他覺得台灣人很怪,當孩子們說出自己未來的想像時,我們的回應大多是:「做這個有什麼用?」,可是,朋友略帶激動地說:「我們應該對孩子說,我能為妳做些什麼?我能給你什麼幫助才對!」

或許,不是台灣文化真的貧瘠,「貧瘠」這個詞,代表著某種後果,意味著有跡可循,貧瘠是我們自己造成的,無論教育或政策,都只是冰山的表層,文化創造與生產的最深之處,在於我們的價值思維,我們如何定義自己、我們如何思考世界、我們如何想像未來,都影響著文化的生產。

就在上個學期,我的某門通識課,有個學生幾乎沒有出席與作業繳交的紀錄,他在最後一節課,跑過來找我,希望我能高抬貴手。我問原因,他說他對這課沒興趣,不想浪費時間。這些年,同樣的理由我聽了無數次,每每反問,翹我課時他們在做些什麼「不浪費時間的事」,幾乎毫無例外的支支嗚嗚,說不出個所以然,只有這個孩子很理直氣壯的對我說,他在練吉他,以後想當吉他手,「老師,給我個機會,讓我向你證明我沒有浪費時間。」

下課後,我借了個有舞台的教室,邀請了一些老師與朋友,請他開場二十分鐘的吉他演奏會,把打成績的責任交給我為他找來的聽眾。男孩閉上了眼睛,開始撥弄琴弦,沒有緊張,只有享受,男孩在台上,一曲接著一曲彈奏,比我們更沉浸於其中,這種表情,我想我一輩子都不可能在我課堂上看到。最終我還是給了他60分,通過了這門課。

我能為你做些什麼?我想起朋友的話。

也許我們都該給彼此一個機會,去成為心中最想要成為的那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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