閭丘露薇：病房外的記者：不擇手段還是各司其職？

十年前，傳出一名政治人物的死訊。在沒有辦法向官方確認的情況下，只能假扮其他病人家屬，包裡放了一個小錄像機，趁著走過這位政治人物的病房，拍下空空的病床，算是拿到了獨家畫面，確認了死訊，第一時間發出電視報道。當然，現在回想，還好當年還算寬容。

記者要隱瞞記者身份，很多時候是因為採訪受到阻礙，比如災難事故發生，有些地方的官方不太歡迎記者和家屬接觸，但是如果只有官方一種聲音，對家屬並不公平，媒體的在場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在馬航MH370的家屬接待中心，不少記者假扮家屬混進了現場，觀察和記錄家屬們和航空公司的交涉過程。

從98年開始，香港記者被允許採訪中國領導人的外訪，為了能夠近距離拍到不對香港媒體開放的公開活動畫面，或者為了堵到領導人問個問題，經常要假扮遊客，食客，在領導人進出的地方等候，甚至躲在洗手間，躲避那些嚴防記者的安保人員。

曾經有一段時間，我和一些同行，戲稱自己是皇家狗仔隊，好在慢慢的，採訪安排越來越開放，領導人的形象也不再神秘，這一套已經用不上了。

很多時候，充當「狗仔隊」也好，所謂的「不擇手段」也好，是為了獲取真相，這本身就是媒體的職責，新聞從來不是交到你手上的一份新聞稿，或者從網上扒下來的資訊。當然，因為涉及到公共利益，可以理直氣壯，但狗仔隊通常指那些專門報道公眾人物隱私的。那麼，公眾人物的隱私，是不是符合公共利益，符合公眾知情權呢？

這一點可以好好討論。

但是有一點，公眾人物，包括他們的團隊，總是希望媒體報道自己光鮮正面的一面，把媒體看成宣傳工具，但是媒體，包括娛樂媒體，不是為公眾人物服務的，而是為受眾服務。對於公眾人物，公眾其實希望知道的不僅僅是他們展現出來的那些。

但那些公眾想知道，公眾人物又不願意展示的，如何獲得呢？

娛樂新聞比時政新聞更受歡迎，這是媒體的問題，還是受眾的問題？

一個公眾人物進了醫院，或者一宗遭難事件，火災，礦難，空難……記者們聞訊趕來，這是每天都在世界各地發生的事情，因為公眾本身想要知道最新的進展。這個進展可能是好消息，也可能是不好的消息，工作職責而已。

至於提前準備好公眾人物的相關資訊，也就是profile，這是媒體的慣例，也區分出媒體的專業程度，通常是在公眾人物傳出病危消息，或者年事已高。媒體提前準備的越充分，得益的是受眾，可以更詳盡地瞭解一個人。但是這種準備永遠不可能充分，總有一些突發事件，這個時候，拼的是人手和蒐集撰寫資料的熟練程度。

引發討論的記者假扮醫生助理進入手術室拍攝，因為公開的細節不多，我無法確定，到底記者有沒有獲得醫院的授權。

能否進入手術室拍攝，需要經過兩個關卡：醫院，以及病人，在這裡，是死者家屬。

在這個個案當中，我無法想象記者是擅自進入手術室的，因為如果一家醫院，意識不到有陌生人，而且是假扮醫護人員進入手術室的話，那這家醫院的管理存在嚴重問題，醫院需要承擔責任。

從唱片公司的聲明來看，記者應該是獲得了手術醫生授權。至於這名醫生有沒有事先和家屬商量，從結果來看，應該沒有。

我不知道，記者進入手術室，到底是為了拍這名醫生動手術，還是為了拍攝遺體。

不管怎樣，在這次事件中，記者犯的錯誤在於，沒有獲得家屬的授權，因為假扮助理，顯然就是要隱瞞記者身份，而且需要反省，是否有進入手術室的必要性，公眾真的需要這些影像嗎？

醫生更需要被問責，因為關係到：醫生是否有權帶非醫護人員進入手術室，是否涉及金錢交易。

最近還有一篇人物報道被認為記者缺乏對弱者的同理心。我想，感受這種事情，因人而異，比如，我只覺得報道很有趣，關鍵是記者的報道是否準確，有否在採訪過程中誤導被訪者。比如，即便所有的對話都有錄音，但是對方有否在期間聲明，有些內容只是私下聊天而已，有沒有清晰地告知對方，採訪正式進行，或者正在進行中。

當其他媒體報道了一個事件之後，除了引用，有條件和能力的，必須去做確認的工作。比如，媒體A 報道說某座表面和民居無異的大樓是軍事設施，正常的做法，除了轉述，需要去這棟建築物門口拍攝一下，萬一媒體A的報道是錯的呢？

如果拍攝正常進行，那就證明媒體A的報道存疑。當然，如果拍攝受阻，那就是確認了相關的報道。

阻止媒體拍攝，是守門人的職責，進行拍攝則是媒體人的工作，發生衝突，那是因為各司其職，就這麼簡單。

（本文原標題為：《媒體的「不擇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