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GB怎樣糾纏沙卡洛夫院士

安德烈·沙卡洛夫院士生前是蘇聯持不同政見群體主要代表人物之一，雖然居住莫斯科（1980年被驅逐到高爾基市），卻是全國異議人士的榜樣（亦是KGB的眼中釘）。許多人從各地給院士寄信、打電話、呈送手稿、諮詢意見，所以沙卡洛夫的名字經常出現在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文件中。解體後這些文件存於烏克蘭國家安全局檔案庫，記者摘抄整理了其中部分內容，並試著同院士的回憶錄進行對比。

1971年12月，五十歲的安德烈·沙卡洛夫飛往基輔。這年他已經是蘇聯科學界超級巨星（32歲成為蘇聯歷史上最年輕院士、三次社會主義勞動英雄），但這年也是他人生的重要轉折點。沙卡洛夫1950年代曾參與製造氫彈，後來反對核武器試驗，最終成為蘇聯制度的堅定而審慎的批評者。他撰寫揭露蘇聯侵犯人權的文章和小冊子，公開呼籲冷戰各方溝通對話，並在法庭內外為政治犯辯護。

此次基輔之行的原因是烏克蘭詩人、持不同政見者阿納托利·盧皮諾斯的審判即將開庭。早先他已經因“反蘇”罪名被判刑十年，在勞改營健康嚴重受損。這一回他又因為在基輔的塔拉斯·舍甫琴科紀念碑前朗誦詩：“我見過，母親如何飽受凌辱……”而被捕，“母親”顯然是指蘇聯制度下的烏克蘭。

沙卡洛夫前往基輔聲援盧皮諾斯並監督審判是否公正，陪他一起來的是同行（核物理學家）兼未婚妻葉蓮娜·邦納，二人相識不久——也是在法庭上遇見的。《回憶錄》提到兩人入住賓館時發生的怪事：“前台安排我們住在不同樓層，因為我們護照上沒寫結婚，而蘇聯的賓館在道德方面把關把得可緊。尾隨我們身後那人，想必是個KGB分子，試圖提出抗議——應該為功勳科學家行個方便。當然，這樣也方便他監視我們，只是不能明說罷了。”

12月16日沙卡洛夫和邦納在賓館跟當地的兩位持不同政見者列昂尼德·皮柳什（打電話通報盧皮諾斯案件的人）、伊萬·斯韋特利奇內碰面，四人共同前往基輔州法院。“應援團”（更別說是莫斯科名人）現身法庭絕非KGB所樂見，被告可能因此拒絕認罪，案子也會引來更多關注。法庭上的“正確氣氛”通常是由共青團員旁聽者提供的，他們將齊聲譴責被告。結果法院宣布當天庭審取消。

烏克蘭KGB向共和國黨中央匯報：“為了預防盧皮諾斯刑事案件審理期間可能出現的過激行為，以審判長生病為藉口延期開庭”。然而沙卡洛夫回憶，他們有人看見“生病的”法官在照常上班。

既然庭審取消，沙卡洛夫和邦納當天飛回莫斯科，三週後再度赴基輔詢問審判何時恢復，這天是二人登記結婚次日。結果事實證明大家都被耍了，不會再有什麼審判——12月底法院已經宣布盧皮諾斯是“精神病患者”，押送特種精神病院強制治療。盧皮諾斯淪為蘇聯懲罰性精神病學眾多受害者之一，所謂“治療”實乃報復異議者的手段。

事已至此，沙卡洛夫和邦納借宿基輔著名作家維克多·涅克拉索夫家，此人也因持有“非法出版物”和結交“叛徒”被KGB長期監視。公寓很可能遭竊聽，因為KGB檔案記錄了沙卡洛夫和涅克拉索夫的對話，院士強調他打算為爭取盧皮諾斯獲釋而鬥爭。

盧皮諾斯“被治療”期間醫療委員會多次提出讓他出院，屢遭法院拒絕，輾轉多個精神病院，直到1983年才重獲自由。

盧皮諾斯案審結後不久（1972年1月）列昂尼德·皮柳什和伊萬·斯韋特利奇內也被捕，對烏克蘭知識分子的大規模迫害浪潮開始了！包括詩人瓦西里·斯圖斯和編輯維亞切斯拉夫·切爾諾沃爾在內的幾十人受到當局“反蘇煽動和宣傳”的指控。皮柳什經不公開審判押送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精神病院（沙卡洛夫稱其為最惡劣病院之一，盧皮諾斯也在其中住過）關了幾年，強迫他大劑量服用氟哌啶醇，1976年獲釋後移民法國。斯韋特利奇內在嚴管勞改營服刑7年、流放5年，1983年返回基輔生活。維克多·涅克拉索夫被屢次逮捕屢次釋放，又被作家聯盟開除，遂於1974年偕妻飛往蘇黎世，後定居巴黎。

但當局不敢把沙卡洛夫關監獄，也不敢讓他“被精神病”。起初忌憚他的科學成就和院士頭銜，後來世界級聲譽和諾貝爾獎更令政府感覺棘手。於是KGB發起抹黑行動，無休止糾纏、騷擾沙卡洛夫兩口子。

1973年沙卡洛夫接受瑞典記者採訪，批評蘇聯體制各個方面。他的話被世界各國媒體引用，而蘇聯政府的回應是：安排塔斯社發評論進行對外宣傳、安排《文學報》刊文《誹謗的提供者》進行對內宣傳。同時蘇聯KGB領導向各共和國發出指令：給院士“寫信”。

組織“熱心公民”給團體或個人寄信是當年KGB的常用伎倆之一。大多數情況下這些信件屬於對外行動，比如白宮陸續收到幾千封抗議美國外交政策的蘇聯來信，寫信者很可能是聽命於KGB的工農出身大學生，也不排除是KGB員工自己所寫。理論上此類行動應該能起到點針對性作用——動搖收件者士氣、散播懷疑種子、遊說改弦更張等，但很難講究竟產生過多大效果，儘管KGB偶爾會把成績算在自己頭上並向黨中央邀功。

關於“寫信行動”的檔案同樣保存至今。烏克蘭KGB報告上級：“根據蘇聯部長會議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指示，為了對沙卡洛夫形成正面影響，УССР部長會議國家安全委員會組織了一些共和國公民給他的地址寄信，對他在‘採訪’中表達的觀點表示否定態度”。

《回憶錄》提到有時每天竟收到十通這種信件，其中不乏威脅。比如1974年一封打字匿名信惡狠狠地說：

“如果你不停止（你的活動），我們就要採取行動了。跟你想的一樣，我們先從揚克列維奇下手——老的小的一窩端。（落款）俄羅斯基督教黨中央”。

所謂“老的和小的”是指葉蓮娜·邦納的女婿葉菲姆·揚克列維奇（譯註：邦納跟前夫生的女兒塔季揚娜·伊萬諾芙娜嫁葉菲姆）與他兒子馬特維（也就是院士老兩口的外孫），當時只有15個月大。沙卡洛夫談論這封匿名信說：“毫無疑問，此等強盜恫嚇肯定出自KGB”。

沙卡洛夫還認為攔截朋友和同志來信、塞入血腥恐怖照片（信封原樣未變）也是KGB特務所為：“聖誕問候信裡裝著車禍、開顱手術、猴腦插入電極的照片，一兩天收到幾十通”。

但另一方面，真正聲援支持的信件很可能到不了院士信箱。1973年烏克蘭KGB截獲兩封信，第一封發自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州：“親愛的沙卡洛夫院士，我，亞歷山大·希波夫，欽佩您的行為。我國很少有人能夠如實說出真相。大多數人要嘛在被動期待中保持沉默，要嘛因恐懼噤口不言”。第二封自稱克里米亞大學生代表，曰：“我們和大多數克里米亞人與您同在”。

KGB分子當然會搜尋這兩封信的作者。

1975年院士榮獲諾貝爾和平獎，“表彰他為爭取蘇聯的人權、裁軍和促進所有國家之間合作上做出的努力”。這件事大概是對蘇聯“反沙卡洛夫宣傳”的最沉重一擊。沙卡洛夫回憶，當他得知獲獎消息回家，“走在樓梯間就聽見電話鈴響——有熟人和陌生人的祝賀，有莫斯科和其他蘇聯城市的祝賀，還有許多來自國外的祝賀……外國記者也紛紛打來電話”。

在這些致賀電的人之中，烏克蘭KGB專門點名正在被強制治療的列昂尼德·皮柳什之妻塔季揚娜·日特尼科娃，以及曾來過基輔並跟日特尼科娃保持聯繫的莫斯科異議人士塔季揚娜·霍多羅維奇。檔案顯示她倆沒撥通院士電話，於是發祝賀電報。

當時的情況正如莫斯科藝術家鮑里斯·阿馬蘭托夫所言：“沙卡洛夫獲獎激發了國家的政治生活”。全蘇持不同政見者都被來自奧斯陸的好消息鼓舞，KGB報告：“……個別敵對分子對沙卡洛夫獲獎表達贊同，視為蘇聯‘持不同政見者’的勝利，是他們繼續開展反蘇活動而不受懲罰的重要動因，紛紛向沙卡洛夫致以聲援”。

維克多·涅克拉索夫的一位密友：被KGB監視的基輔工程師奧列格·拉平說“如今沒人敢動沙卡洛夫”，假如禁止他出國領獎，“全世界都要聯合起來反對蘇聯”。然而院士終究未獲批准出席頒獎典禮，理由是他掌握機密太多。葉蓮娜·邦納代表他去了奧斯陸。

烏克蘭政治犯米哈伊爾·戈倫不僅歡迎沙卡洛夫獲獎，甚至“散布政治謠言”，說“克爾德什院士辭去蘇聯科學院院長職務，因為國家要求他開除沙卡洛夫”。關於這個問題，反對派和科學界各種說法滿天飛。領導蘇聯科學院十四年的姆斯季斯拉夫·弗謝沃洛多維奇·克爾德什的確拒絕留任，但原因不是沙卡洛夫而是其本人健康不佳。許多書刊都曾提到：雖然克爾德什1973年公開譴責過沙卡洛夫院士，但當政府施壓要求開除沙卡洛夫的時候，克爾德什卻站出來為他辯護，親自面見安德洛波夫說好話。

如果讀者願意相信，有個小故事可以分享：據說克爾德什召集少數幾位大科學家開會討論要不要驅逐沙卡洛夫。物理化學家尼古拉·謝苗諾夫指出從無開除科學院院士的先例，物理學家彼得·卡皮察反駁稱有先例——希特勒就把愛因斯坦攆出普魯士科學院。這句話促使克爾德什下定決心保留沙卡洛夫的院士席位。即使這次小規模會議真的發生過，謝苗諾夫和卡皮察的表述也是不準確的（或許他倆故意聲援沙卡洛夫亦未可知）：蘇聯不止一次以“人民公敵”為由驅逐院士，愛因斯坦則是1933年主動放棄普魯士科學院和巴伐利亞科學院的成員資格。

前烏克蘭民族主義組織成員、政治犯葉夫根尼·切列德尼琴科認為諾貝爾和平獎把沙卡洛夫變成了“聖徒”，現在全世界都會聽他說話。為KGB效力的語言學家康德拉特·斯托查克估計沙卡洛夫獲獎“會促進持不同政見者數量增長，使得對黨和代表大會制度冷漠的人數增加，或者隱藏他們的敵對情緒”。

蘇聯政府應對沙卡洛夫獲獎的手段與他們應對其他類似事件一樣——操縱新聞界發起宣傳。安德烈·沙卡洛夫回憶：“1973年的情況（瑞典記者採訪）重演，出現了許多‘揭穿’我活動的文章，對我進行諷刺和嘲笑，還把諾貝爾獎委員會的決定說成是敵意的、挑釁性的舉動”。

KGB再次擔起寄發“憤怒公民”來信的重任，這次不僅針對沙卡洛夫本人，還瞄準了遠在奧斯陸的諾獎委員會。烏克蘭KGB報告：“為了向全世界揭露沙卡洛夫是個狂熱反蘇分子，以及諾貝爾獎委員會挑釁、仇視蘇聯行動的本來面目，УССР部長會議國家安全委員會認為應當組織共和國工人代表、知名科學家和文藝界人士向該委員會及蘇聯科學院（為開除沙卡洛夫事）寄送抗議信，同時通過可能的國外新聞機構公布這些材料”。

至於大多數蘇聯普通人的態度，KGB保證：“共和國勞動人民憤怒譴責授予沙卡洛夫諾貝爾和平獎這一敵視我國的行動，認為等於給叛國賊發酬金，乃是對誠實人民的褻瀆，目的在於反對緩和國際緊張局勢，煽動境外反蘇運動、激勵境內反蘇分子”。報告援引哈爾科夫師範學院高級講師А.沙拉波夫對某特務講的話作為“勞動人民譴責敵視行動”的證據：“一個拋棄科學、詆毀祖國、擁護智利法西斯政權暴行的人，不配獲獎”。

沙卡洛夫“擁護智利法西斯政權暴行”是對他最常見的指責之一。1973年秋天皮諾切特在智利發動政變，患癌症的詩人巴伯羅·聶魯達被抄家及軟禁。沙卡洛夫、詩人亞歷山大·加利奇和作家弗拉基米爾·馬克西莫夫向智利軍政府發出呼籲，替聶魯達辯護，文中委婉、克制地表示：“這位偉人的驟然死亡將在很長一段時間裡給你所宣稱的智利復興和團結的時代蒙上陰影”。蘇聯黨媒斷章取義，把這句話說成同情智利軍政府。

KGB又引用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人Я.布卡特尼科夫的言論：“西方反對派給了沙卡洛夫諾貝爾獎，因為他替他們工作反對我們，把各種渣滓、異類、緩和的敵人全都聚集到他旗下，而所有進步人士都在與之作鬥爭。這個叛徒在桌上吃我們麵包，在桌下拉屎”。

基輔工程師В. 列夫琴科覺得沙卡洛夫獲獎毫不令人驚訝，他認為這是一種“老舊的反共策略”，目的是保護該院士不受“國家制裁”，並將其與另兩位被政府厭惡的獲獎者：鮑里斯·帕斯捷爾納克、亞歷山大·索忍尼辛相提並論。

有趣的是，KGB文件顯示似乎連外國人也加入譴責大合唱，尤其在烏克蘭留學的非洲和南美洲學生，比如哥斯大黎加人魯道夫·奧班多·阿庫諾就將沙卡洛夫稱為“著名極端主義分子”。

總而言之，文件提到的“受訪者”們齊聲表示太便宜沙卡洛夫了，應該剝奪其公民權、遣送出國（比照索忍尼辛的待遇）或逮捕入獄。藝術學家尤里·瓦爾瓦列茨基說：“我不懂我國政府的立場，簡直是在‘嬌慣’他，雖然大家都清楚他是個敵人，不該住莫斯科而應該住西伯利亞”。敖德薩工程師Н.圖尼茨基感嘆：“捷爾任斯基若在，必能讓這些人學會怎麼尊重我們，令混蛋們個個不敢亂張口”。

1980年1月沙卡洛夫被剝奪全部蘇聯獎章和頭銜（院士除外），流放到外國人禁入的城市高爾基（下諾夫哥羅德）。KGB及時匯報群眾對此事觀感，稱這是該異議人士接受採訪、發表聲明的報應，誰讓他譴責蘇聯對阿富汗開戰、呼籲抵制莫斯科奧運會！

KGB報告各界人士“積極討論”政府的決定，包括在工作場所公開發言。比如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電力機車廠電工Б.黎孫說：“剝奪沙卡洛夫全部獎項是對他的最後警告。現在西方的有組織宣傳將圍繞這件事唾沫星子橫飛。然而，應蘇聯人民多次請求而採取的這一措施將對資產階級蠱惑人心的陰謀給予必要回擊。廠房工人們議論、贊成我國政府決定就是鐵證。”

切爾諾夫策市少先隊員和中學生宮女負責人Л.圖列夫斯卡婭也表示，希望把沙卡洛夫“當作罪犯”押送偏遠地方，他就聽不見海外的“敵對聲音”了。

羅夫諾市文化部門檢查員В.薩宗京相信，沙卡洛夫早就應該“作為中情局間諜”抓進監獄。他補充說：“無需什麼證據。這人給誰打工明擺著呢”。

雖然政府宣稱流放沙卡洛夫與莫斯科奧運會無關，但許多反對人士堅信這是奧運會開幕前“清理社會”的重要一步。KGB報告了烏克蘭詩人、政治犯瓦西里·斯圖斯的意見（稱其為“民族主義分子，服刑後返回基輔市，無業”），說他在同夥圈子裡揚言：“政府對沙卡洛夫的行動是暫時性的。奧運會後如果他表現老實，就會被送回去”。幾個月後斯圖薩本人再次被捕，判處十年勞改，1985年絕食死於勞改營囚室。

被流放高爾基市的沙卡洛夫表現並不“老實”，他和葉蓮娜·邦納在當地居住七年，三次絕食抗議，爭取到出國看病的權利。直到改革年間才被允許搬回莫斯科——1986年米哈伊爾·戈巴契夫親自打電話通知這一消息。64歲的沙卡洛夫在列別捷夫物理研究所擔任首席研究員，又活了三載，當選蘇聯人民代表，提出蘇聯新《憲法》草案。1989年12月14日夜晚心臟驟停逝世，至死未能拿回自己的獎章和榮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