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南巡30周年 中国资本主义复辟过程的另一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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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彼得 中国劳工论坛
1992年1月17日，邓小平在北京踏上开往深圳的火车，展开了为期一个月的“家庭旅行”。这个当时看来平平无奇的旅程，成为了中国走上高速资本主义发展的转折点。要全面了解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过程，就必须要认识邓小平南巡的历史。
1978年12月，中共三中全会召开，掀起了改革开放的序幕。中国1949年后所建设的斯大林主义（官僚专制）计划经济体制当时面临深层次问题。中共领导层面对后毛时期的混乱与危机，试图通过引入一些资本主义的元素，为中国经济找出现代化之路。最初，邓小平与一众后毛时代的中共领导人也没有一套预定的蓝图，而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试验。在1978年开始的市场改革的规模与之后相比十分有限，起初参考的是东欧斯大林主义独裁国家，特别是南斯拉夫。后来随着东亚的自亲西方资本主义独裁政权的经济成功，目光也转向了所谓的“亚洲四小龙”（韩国、台湾、新加坡、香港）。
背景：曲折的80年代改革
亲资改革由邓小平亲自提拔的胡耀邦和赵紫阳一派所主导，改革的方式主要是通过中央协助发展地方的基础建设，同时将经济政策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自行决定，包括让其制定市场化政策、保留利润、累积资本、进行融资（包括进行外贸）及再投资。
从1979年在南方设立4个特别经济区（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到了80年代中，深圳已经成为了中国市场改革的象征──1980-1984年间的地方产出增长了29倍，当地人均GDP是全国平均的20倍。
中共内部出现了分裂，亲资产阶级的一派越来越有意识地主张进行资本主义复辟，而保守派则希望保留官僚控制的计划经济。类似的分裂也在从苏联到东德的斯大林主义政权中出现，这是由于斯大林主义的模式陷入了危机。他们就何种社会制度和经济政策最能保障统治集团自身权力与特权产生了分歧──也就是继续以国有（斯大林主义）经济之上作为特权官僚集团，还是废除计划经济（实行资本主义）并将自己转变为新的资产阶级。
但同时，这些亲资改革也到引发出新的问题，“深圳模式”遭到保守派的攻击：外国进口商品形成黑市、投资额的过度上报，且大部分都是来自国内而非国外、投资项目主要为低技术工业、吸引的投资额不足以抵销中央政府的基建投资成本，变相依赖中央“输血”等。
为了支持及推动改革步伐，并克服保守派的反对，邓小平在1984年就展开了第一次南巡，肯定了赵紫阳的市场改革。此后，特别经济区在14个城市扩展，基本上中国整个沿海地区都开放了。
时至80年代后半叶，市场化改革的社会弊端日渐呈现。大量投资，加上价格双轨制导致官僚腐败倒卖，使得通胀、物价不断上升。民间不满也开始累积，到了1986年全国大学生发起抗议，反对腐败和要求政治自由权利。保守派担心改革派的政策会鼓励社会上对于扩大民主自由空间的诉求，而邓小平也认同此点。他换下了胡耀邦，认为胡对于学生“太手软”。这正是邓小平波拿巴主义的一个例子：他在不同相对立的社会阶级和政治力量中平衡，有时倒向一方，时而倒向另一方，来维持自身的权力。
80年代的资本主义经济改革就是一系列左摇右摆的实验中走出来的。中共为了解决价格双轨制，1988年打算推出“价格闯关”，短期内将大部分商品价格提高，然而政策未实行就走漏风声，引发民众抢购潮，进一步推高物价。1988年的通胀率为18.81%，而1989年为18.25%。而这也是1989天安门运动爆发原因之一。
1989的中共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国内积压的矛盾最终爆发了具革命性质的运动，在血腥镇压后，中共一度被西方制裁及孤立，纵使美国当时在背后仍然保持与邓小平政权保持紧密外交联系。大量外商暂停投资、对华高科技出口也受到限制、中国外贸出口下降，经济受到严重影响。
1989-1991：走资政策暂缓
而国际上，苏联斯大林主义的东欧集团开始崩解。正如伟大的革命家托洛茨基所解释道，计划经济需要群众的民主控制，就如同“人体需要氧气”一样。经过斯大林主义多年官僚统治和经济管理不善的窒碍，导致了经济停滞甚至衰退，而工人们的生活水平每况愈下，许多必需品也出现短缺。这些所谓的“共产”独裁政权以社会主义的言辞来合理化其恶行，使很多人产生对于社会主义的不信任。相对地，民众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表现良好、而工人生活水准高的错误印象不断蔓延。在缺乏真正的社会主义政党来带领反官僚专制、同时捍卫公有制计划经济的斗争，资本主义在各国迅速复辟，西方资本主义更以胜利的姿态地宣称“历史的终结”。这些发展，给中共政权带来生死存亡的巨大危机。
在这个背景下，中共内部开始多了对改革步伐的疑虑。以陈云为首的保守派主导了中央政府，他们主张放缓改革速度，并将过去的通胀与危机归咎于胡赵的改革。
不过，陈云也不是代表恢复旧有斯大林主义的官僚计划，而是认为要减慢改革步伐──以十年计的改革而非短短数年间完成──并且要避免赤字预算、担忧改革过快所带来的通胀，主张以中央的国家计划为主，辅以市场改革。
实际上，早于1988年9月的中共十三大三中全会中，为了应对取消价格管制而导致的通胀与社会恐慌，当时保守派就已经处于上风。为了解决通胀问题，当局下降了增长目标已经支出、减低了货币供应、集中并加强了资本与金融控制，并试图减少财政赤字。
结果，1989年的GDP增长仅为4.2%，1990年为3.9%，相比1982年以来中国每年的经济增长一直保持9%以上，已是很低。
1989年，邓小平虽然仍然主张资本主义复辟，但需要联合保守派和强硬派来镇压的革命性运动，因为虽然学生领袖的有限度“改革”的目光，天安门群众运动有推翻中共统治的潜力。在赵紫阳被软禁后，他钦点了前上海市长江泽民为中共总书记，及后也提拔了上海的朱镕基到中央政府中。中共精英中的“上海帮”比北京官员更支持改革。这一事实连美国政府也意识到，并使那些担忧中国会回到斯大林主义计划的美国资本家得到安抚。
但江泽民在中央还是受到陈云及李鹏等保守派的压力。
1992年1月：南巡
邓小平非常忧心当时经济转型的缓慢步伐。苏联和东欧的崩溃就是源于经济危机，并引发群众不满。假若中国的经济发展不够快，他担心中共就会走上苏联亡党亡国的下场。
中共高层的权斗也越演越烈。邓小平在中央未能影响大局，因此转向地方寻求支持。1991年，他先利用上海的地方媒体去倡议更进取的亲资改革。然而中央的保守派则利用《人民日报》进行反驳，双方就这样隔空开火。正如其他波拿巴主义的中共领导那样，包括后来的习近平，邓小平也绕过官方架构来尝试达到自己的目的。
到了1991年11月的的八中全会，保守派仍然占有上风。
1992年1月17日，邓小平踏上南巡的历史性旅途。当时是以“家庭旅行”为名的秘密行动，就连当时其他党中央的领导层也没有知会，包括江泽民。《人民日报》也没有派记者跟随。整趟旅程是军方改革派的武警安排的。
离京前，邓小平也向广东打招呼，要求不见报。整个旅程当时在中国是完全没有媒体报导，反而是隔岸香港消息灵通的资产阶级“自由”媒体将事件率先曝光。讽刺的是，香港相对的媒体自由在今天已被习近平政权打压得体无完肤。
邓小平此趟的目的，是要拉拢地方官员，他们当中都在80年代的改开中获得了许多好处，肯定会支持改革。邓小平想动员地方萌芽的新兴资产阶级力量来迫使中央就范。
邓到了南方后，与当地官员会面，并巡查不同的发展项目。他的讲话虽然没有公开点名中央，但明显话中有刺。他不断重复指“开会太多、发言太长”，应该要“多干实事，少说空话”、“谁不改革，谁就下台”。他还说“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他所谓的“右”是指党内的政治改革自由派，这些都在1989年的屠杀后给镇压掉了。至于他认为的“左”就是主张个缓慢地走向资本主义的保守派或半毛派。当时，中共内部的所有派别都已经放弃了计划经济，并意识到资本主义复辟的必然性，他们两派之间的分别只是走资的速度和规模，而各派也是为了在这个过程中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
政变的性质
可以说，南巡的秘密性质，拉拢地方官员反对中央政策，是带有权斗政变的特征。事实上，在南巡期间邓小平甚至的确有曾讨论政变。
根据傅高义（Ezra F. Vogel）的《邓小平时代》传记披露，邓小平在南巡期间曾在珠海参与了一场秘密会议，这是中共官方没有记载的。其他参与会议的中共党政高层包括：政治局常委乔石、掌握实际军权的中国国家主席兼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杨尚昆、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以及杨尚昆的弟弟、中央军委秘书长兼总政治部主任杨白冰。
会上邓小平再次重申：“谁不改革，谁就下台……我们的领导看上去像是在做事，但他们没做任何有用的事。”
参与会议的阵容强大，没有军队实权的江泽民并无参与，反而在政治局常委内被视为江的潜在竞争者乔石参与其中。这都指向，如有必要，军方会支持拥立新的领导人推动改革。
在北京收到消息的江泽民很快地意识到力量天秤的改变，并且果断站到邓小平一方。他下令将邓小平南巡的讲话汇集成党内文件，成为中央党领导层的必读物。一下子，中共党内的气氛改变了。
引用傅高义的话：“1989年北京风波后，如果有人对中国领导人对改革开放的态度有所怀疑，这种怀疑在1992年烟消云散了。”
1992年10月，中共召开十四大，江泽民在会上提出，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术语是江泽民在邓小平的许可下发明的，是为了取代此前陈云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计划经济”。江泽民在党大会中将经济增长预测定在8-9%，这远高于年初李鹏宣布的6%。
与此同时，中央顾问委员会被撤销，主任陈云退休。
南巡可以被视为中共内部权力斗争的决定性转折点，围绕邓小平的新兴资产阶级获得了全面主导，不是作为外部力量，而是成为融入了中共专制的一部分。
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上并不是“改革”，而是资本主义反革命：一系列对于旧有计划经济的攻击，来为今天中国的超级富豪资产阶级的出现扫除障碍。
这个过程当中不只一个转折点。1989反抗斯毛主义专制的运动虽然没有清晰纲领，但是工人民主革命或“政治革命”的萌芽。中共镇压了这场运动，扫除群众抵抗威胁。如果1989是一个转折点，则1992年乃是另一个转折点——邓小平清洗党内仅余的反对声音，确立了中共在专制政权框架下急速发展资本主义、而没有向自由资本主义政治改革作出妥协的路线。
结论：资本主义复辟又一转折点
此后，中共关于高速资本主义市场改革之路基本上在毫无争议下走了20年。在1990年代中，江泽民及朱镕基以“抓大放小”的方针进行了国有企业的大规模私有化。1998年，房屋部门被一下子私有化，奠下了今天超投机性及难以负担的房屋市场的基础。1990年代末，6000万国企工人下岗，来让中国符合资格在2001年加入世贸。这些残酷的亲资政策在胡温时期得以继续并加速。
这阶段一直持续到2008年的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及2012年习近平上台为止。2008年危机暴露了资本主义的灾难性失败，这也导致了全球各国政府走向更多国家干预、管制和去全球化。中共也开始走向更加国家资本主义的控制手段，成为了习近平的统治特征。当然这不代表要回到过去的斯大林主义“社会主义”，这是今天中共资本主义政权不愿意亦不可能做到的，而是采取更多措施来试图控制住资本主义的破坏力量，以维持资本主义下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