瀕死經驗與靈魂

[ 本文的簡短版本已在2016年第XIV卷第二期的《中外醫學哲學》期刊物中發表。]

瀕死經驗與靈魂 — 回應關啟文

劉彥方
香港大學哲學系
2016年10月

有很多人經歷過瀕死經驗，這是不爭的事實。但如何解釋瀕死經驗，眾說紛紜。如果這些經驗確實證明靈魂的存在，這會是個極為重要的發現。不過，就算不是如此，我認為科學家和哲學家也應該多些關注瀕死經驗。如何解釋人類意識是個懸而未決的難題，瀕死經驗或許能夠提供一些獨特的線索。

關啟文的文章很詳細地介紹了各方面對瀕死經驗的研究和理論。他認為瀕死經驗初步 否定了唯物論。我對這個判斷有不同的意見。本文會就科學方法、案例的可靠性、大腦研究 、唯物論的定義四方面作出回應 。

科學方法

瀕死經驗對唯物論的挑戰可以分三類：

1.   很多瀕死經驗都有類似的地方，例如當事人穿越隧道後遇上死去的親人或神靈，感到很溫暖等等。無論這些經驗是真是假，事發時這些人的腦部可能受到嚴重創傷，很難理解為何會出現這些奇妙而清晰的經歷。這種意識以下簡稱為「妙識」。

2.   不少瀕死經驗據說是在腦部完全停頓時發生（以下稱為「頓識」）。照道理腦電圖（EEG）呈一條直線時是沒有可能有意識的 。

3.   有經歷瀕死經驗的人相信自己昏迷時曾經脫離了軀體，還可以視察附近環境，知道一些在他們身處的地方沒有可能看到的事情。這個我們可稱為「外識」。外識如果是真確的，似乎證明靈魂真的存在。

不相信靈魂的科學家，大多認為大腦在意外時會出現極端的生理變化，例如腦部缺氧，而妙識是這些變化所產生的錯覺，並不違反唯物論。至於頓識和外識，很多科學家都否定它們的存在。頓識和外識兩者邏輯上互相獨立，但似乎都和唯物論有衝突。如果頓識真的存在，縱然當中的所有經歷都是幻覺，唯物論也很難解釋。至於外識，無論發生時腦部是否停頓，對唯物論來說同樣是個難題。

關啟文認為基於大腦活動的科學理論現在不足以完全解釋妙識，這個我很同意。但這並不代表這些理論一無是處。例如科學家現在可以通過刺激腦部甚至利用虛擬眼鏡來產生意識離開身體的感覺（out of body experience）。科學現在只能解釋妙識的一小部份，但有時候科學研究進展緩慢，這些理論未必沒有改進的空間。

這裡牽涉一個科學方法的問題。瀕死經驗對唯物論來說是一個異常現象（anomaly）。但當一個理論遇上異常現象，到底應該在什麼情況才放棄這個理論呢？牛頓的物理學有一段時間解釋不到天王星的軌跡，但後來發現了海王星，問題便解決了。不過，當時的天文學家也知道牛頓的物理學同樣也不能完全解釋水星的軌跡，但原來答案要用到廣義相對論，也是說要放棄牛頓的理論 。很多人都聽過科學家 Carl Sagan的名言：「非比尋常的假設，需要非比尋常的證據 。」[1] 認為靈魂存在並非一般的假設，本身並沒有任何不具爭議的客觀證據支持。況且，認為靈魂存在，也要解釋大腦和靈魂的關係。腦神經科學和認知科學近年發展迅速，科學家現在可以從腦部掃描知道我們夢境的內容，[2]預知我們的決定[3]。腦部不同的地方受到傷害，會對性情、語言、記憶、思考和意識帶來不同的影響。認為心理現象存在於大腦而非靈魂，是一個有非常有成效的研究進路。這個進路不一定是正確，但放棄的理由一定要非常充分，強而有力。

案例的可靠性

關啟文認為我們不應武斷地否認瀕死經驗的真確性，而是要「跟著證據走」。這個我很讚同，但我們跟隨的，應該是明確而經得起考驗的證據。有很多所謂證據，是基於個別的案例。它們往往在緊急情況下發生，我們只能依賴當事人或在場者的口供。雖然他們對事件可能印象深刻，但也有研究認為這些情況下的記憶準確性較低。[4]我們很難掌握全部的事實，但「魔鬼在細節中」，要評估這些經驗的真偽並不容易 。

關啟文的文章提到很多例子，不能在此逐一評論。但他用了最長的篇幅描述美國外科醫生伊本．亞歷山大（Eben Alexander）的瀕死經驗。[5]亞歷山大把自己的經歷整理成書，非常暢銷。不過，很遺憾的是，網上很容易找到很多對他的質疑。亞歷山大不止一次因為涉嫌行為失當而遭醫院暫停職務 ，更有病人指控他手術犯錯後篡改記錄。他在書中提及的不少情節也疑點重重 。[6]例如他說自己是因為受到細菌感染而昏迷了七天，發生瀕死經驗時腦部完全停頓，但他卻沒有提供EEG證據證明。[7]反而當時其中一個醫生卻對記者說是他受到感染後神經錯亂不受控制，所以被逼使用麻醉藥令他昏迷，醫院多次令他回復意識時的情況也是一樣 ，而昏迷也不一定是腦部完全停頓 。有另外一位記者也報道，亞歷山大向他承認當時自己的腦部其實不是完全靜止 。[8] 這一切難免令人對他的誠信以及經驗的真確性生疑。

當然，這些質疑不一定合理，而亞歷山大也可能真的經歷過頓識和外識，但問題是真相很難查證，當時的病況應該如何分析極具爭議性，我們不能輕率地定斷誰是誰非。提出懷疑的人要求高質素、客觀、可驗證的證據，未必是不肯面對真相，反而可以是負責任的表現（當然不排除有些人立場先行）。

那麼有什麼證據會比較可靠？ 最近有一個大型的瀕死經驗研究AWARE 是在幾個國家的多間醫院同期進行。研究人員在急救室等地方的高處放置了不同的圖案，但圖案只能在空中向下望才見到，下方的病人和醫護人員不會知道。如果有一定數目的病人經歷瀕死經驗後可以正確地描述到圖案，而又沒有其它解釋，這會是證實外識存在的強力證據。[9]

這項研究在2008-2012年期間，錄得二千多宗心搏停止的病例，生還率不足兩成。研究人員事後訪問了其中一百四十個病人，當中有九人被列為有瀕死經驗，但沒有一個人看到隱藏的圖案。這當然並不代表頓識和外識沒有發生。事實上，二千多宗心搏停止的事件，近八成發生在沒有安裝圖案的地方。但如果可以改善這個研究的設計，在更多的地方安裝圖案，以及延長研究的時間，這會是非常重要的參考證據，很值得支持。

大腦研究

這項研究還有一個令人注意的地方，便是研究人員報稱在二千個病例裡，確認了有一個病人在腦部停頓的時候還有意識，而且觀看到當時病房的情況。這似乎證明了頓識和外識的存在。但如果仔細地閱讀研究報告，便會發現這只是一個猜測。研究人員並沒有利用任何儀器證明病人腦部曾經停頓，只是假設心搏停止一段時間後大腦應該沒有活動。但病人的觀察是否昏迷前留下的記憶，又或是搶救中或之後蘇醒所產生，[10]也未能交代清楚，所以結論很難令人信服。

有很多維護瀕死經驗的討論都有同樣的毛病，在欠缺充分理據的情況下推斷病人因為心搏停止所以大腦也完全停頓 。關啟文的文章也有類似的問題：

我們首先要交待判斷死亡的標準，現時主要的醫學標準有三個：呼吸停止、心臟停止跳動、大腦功能喪失（當EEG顯示一條平線）。在心搏停止(Cardiac Arrest) 的過程中，這三個死亡標準都會滿足，所以在心搏停止期間發生的經歷，應該可歸類為瀕死經歷。[11]

這裡似乎對「心搏停止」有所誤解。心搏停止只是心臟停止跳動，既不代表沒有呼吸，也不表示大腦立刻喪失所有功能。首先，心臟停止時，腦幹有時候能夠繼續主導呼吸十多秒甚至更久，以羊作實驗時呼吸更可以長達差不多三分鐘。[12]至於大腦功能和EEG，有一點很重要的是，大部份瀕死經驗是意外時發生，搶救病人時根本沒有時間安裝EEG探測儀器，儀器通常是急救成功後才用來監察病人。所以多數瀕死經驗是沒有EEG數據證明大腦當時已經停頓，只是推測病人因為已經有一段時間沒有心跳或者呼吸，所以很大機會喪失了腦部功能。但根據文獻，從心搏停止開始，到大腦活動減慢至等電位EEG（isoelectric EEG，也是說EEG呈直線），過程可以長達三十秒，[13]不過這是平均值，而且假設期間並沒有施行急救。搶救突然心臟停頓的病者通常會用到心臟按壓急救法，中間也許間斷地心跳恢復，而就算是沒有，按壓的壓力也有機會令血液循環，使到病人腦部活躍而蘇醒。[14] 有一個病人便是這樣，心臟按壓竟然維持了足足兩個小時，病人大部份時間有意識，有時甚至可以跟從指令，但整段時間都沒有心跳！[15]所以心搏停止，絕對不能等同沒有呼吸和大腦停頓。我們不能完全排除，有很多接受急救的病人，雖然好像沒有反應，但他們其實仍然有大腦活動，構成他們的瀕死經驗。

關啟文認為「EEG所量度的大腦活動正正是唯物論者素常說是意識的物質基礎」，這個也不是完全準確。很多醫院監測EEG時會用到腦電雙頻指數（BIS），一個經 EEG數據整理後而得出來的指數，數值可以是零至100。指數越高，代表病人越清醒，而40-60通常代表達到全身麻醉的狀況，可以進行手術。但有研究發現，其實有少數的病人的BIS指數達到這個區域時依然有意識，顯示這個指數不一定可靠。[16] EEG對大腦皮層（cortex）的活動最為敏感，但未必能夠偵察到較為深層的腦部活動。例如EEG就算呈直線時，不單只腦幹可以仍然活躍，腦部的海馬體（hippocampus）也能夠產生有規律的電波，慢慢擴散至大腦皮層。[17]海馬體的功能與記憶、情緒、空間感有關，這幾方面都和瀕死經驗有密切關係。 動物實驗也發現，在海馬體附近的視丘（thalamus）的很多腦細胞可以在EEG呈直線時保持活躍（約三十秒）。[18] 這個觀察很有趣，因為有不少學者認為視丘是大腦產生意識的主要地方。我們身體的感官資訊都會直接或間接經過視丘，不同種類的麻醉藥共通的地方都似乎在於干擾視丘的功能。當然這個理論並非沒有爭議，[19]但重要的是，不少的研究指出，從昏迷到回復意識，腦部的深層部分會比大腦皮層首先活躍起來，而意識的主要機制，似乎與這些深層部分有密切關連。[20] 此外，有些不幸患上積水性無腦畸形症（hydranencephaly）的兒童，因為腦部積水而令到大腦皮層變薄甚至近乎消失，但未至於變成植物人。他們有些可能會發出聲響，對光和親人有所反應，似乎擁有些微意識，但腦部的EEG可以是主要呈直線！[21]所以，認為瀕死經驗有可能是當時殘餘的深層大腦活動所引致，並非無基礎的臆測，反而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觀點。

關啟文認為腦部的殘餘活動不能用來解釋瀕死經驗，因為這些經驗「比日常的經驗更真實、更清晰」。[22] 這確實是一個強力的批評。[23]不過，有一個耐人尋味的實驗，是研究人員發現老鼠從心臟停頓到死亡，中間的EEG變化可以分為幾個階段。最特別的是，其中一個階段竟然是EEG信號突然增強，某些頻率的一致性也會提高，甚至高過麻醉昏迷以及正常意識時的狀態。[24] 類似的實驗也發現老鼠的腦部會釋放大量的神經傳導物質（neurotransmitters），其中很多是平常用來增強覺醒程度和注意力的，還有例如serotonin據稱能夠促進正面情緒。[25]研究人員的解讀是老鼠死亡前腦部可能出現短暫的強烈意識 。當然，我們不是老鼠，也未能肯定老鼠是否真的經歷了迴光反照的意識。但有研究也發現，有撤除維生治療的病人死亡前的EEG也有類似的波蕩。[26]

總括來說，我們現時對大腦的運作的認識非常有限，未能滿意地解釋瀕死經驗。但科學的發展難以預測，認為瀕死經驗初步否定了唯物論，是言之尚早。尤其是很多個案的細節不一定準確，當時的腦部狀態也未必清楚。頓識和外識是否存在，各方的分歧甚大。以上的討論並非是要反對靈魂的存在，而是希望指出，要令人相信有靈魂，高質素的證據非常重要。有很多人認為自己有扶鸞、見鬼、魂遊太虛、遇上神跡、與上帝對話等經歷。對他們來說，這些經歷的真確性毋容置疑，但就算他們是對的，這並不代表別人也有同樣強的理由相信這些經歷。比較有建設性的做法，是運用我們的創意和智慧，設計更嚴謹的實驗，以及改進腦部掃描和探測技術 。假以時日，相信可以找到能令人信服的真相。

唯物論的定義

最後，我想簡短地討論靈魂和唯物論之間的關係。我覺得有幾個觀點比較少人提及，但值得留意。

第一，不少學者反對唯物論，並非因為相信有靈魂，而是覺得唯物論的定義有問題。例如Noam Chomsky認為，「物質」在笛卡兒的時代有清晰的意義，但牛頓之後已經變了。[27]現代物理學的量子場（quantum field）和時空流形（spacetime manifold）等事物，都不是傳統的物質。唯物論的「物」，內容空洞，到底有什麼實質意義？

第二，有非主流的理論認為，人類的意識和思維涉及量子重力現象（quantum gravity）。著名英國數學家Roger Penrose 和與他合作的美國學者 Stuart Hameroff 相信，這些量子現象呈現於細胞結構的微管（microtubules）之內。[28]Hameroff 更大膽推測，這可能代表意識能夠脫離腦部存在，而外識是微管內的運算以更高頻率轉移至腦部以外的時空結構上進行 。[29]這個理論可能大錯特錯，但原則上可以運用科學方法驗證。關啟文認為如果意識可以獨立於腦部活動，唯物論便是錯的。但嚴格來說，如果撇開以上第一點關於唯物論定義的問題，頓識和外識其實與唯物論沒有邏輯矛盾。要「跟著證據走」，證明靈魂存在，我們也要排除這一類非主流理論的可能性。

第三，不少接受唯物論的哲學家也接受功能主義（functionalism），而其中一個版本是說所有心理現象只是複雜的資訊運算。任何系統只要能夠支援到這些運算，便可以擁有意識和思考。人腦可以，電腦也可以。但接受功能主義，不一定也要接受唯物論。功能主義者也可以認為人類心靈的複雜運算只有靈魂才能支援到，又或者平常是存在於人腦，但死後和特殊情況下可以轉移到電腦甚至靈魂。靈魂的功能也許好像一個雲端後備系統。

第四，最近有不少討論是關於我們是否生活在一個虛擬世界，類似電影《廿二世紀殺人網絡》的情節。牛津學者 Nick Bostrom 認為這個可能性很高 。[30]如果這是事實，在虛擬世界裡面意識可以脫離身體並非沒有可能，只要虛擬世界的程式容許便可以了（神靈是否虛擬世界的程式編寫員或遊戲參與者？）。但這是否證明唯物論是錯的呢？說不定我們的情況正如哲學家Putnam所說的缸中之腦（brain in a vat）一樣。在缸中之腦經歷的虛擬世界內，意識可以脫離（虛擬）大腦，但可能這個意識在真實的非虛擬世界中卻不能脫離缸中之腦。唯物論在這個情況是否依然正確？這裡涉及很多有趣但複雜的哲學問題，不過受篇幅所限，只能點到即止。

[1] 原文：Extraordinary claims require extraordinary evidence. 法國數學家拉普拉斯（Laplace）也有類似的講法。

[2] Horikawa, T., Tamaki, M., Miyawaki, Y., & Kamitani, Y. (2013). Neural decoding of visual imagery during sleep. Science, 340 (6132), 639-642.

[3] Bode, S., He, A. H., Soon, C. S., Trampel, R., Turner, R., & Haynes, J. D. (2011). Tracking the unconscious generation of free decisions using uitra-high field fMRI. PloS one, 6(6), e21612.

[4] Deffenbacher, K. A., Bornstein, B. H., Penrod, S. D., & McGorty, E. K. (2004). A meta-analytic review of the effects of high stress on eyewitness memory. Law and human behavior, 28(6), 687.

[5] 關啟文也有提及很著名的Pam Reynolds 案例。有關這個以及類似的案例的批評可以參考這篇文章：Craffert, P.F. (2015). Do out-of-body and near-death experiences point towards the reality of nonlocal consciousness? A critical evaluation. Td - The Journal for Transdisciplinary Research in Southern Africa, 11(1), 1-20.

[6] http://www.esquire.com/entertainment/interviews/a23248/the-prophet/

[7] 他說自己接受了電腦斷層掃描（CT scan）,但這種技術只能夠顯示腦部結構而非細胞活動和血液流通量。

[8] 見 http://www.salon.com/2012/11/26/dr_eben_alexanders_so_called_after_life/

[9] Parnia, S., Spearpoint, K., de Vos, G., Fenwick, P., Goldberg, D., Yang, J., ... & Wood, M. (2014). AWARE—AWAreness during REsuscitation—A prospective study. Resuscitation, 85(12), 1799-1805. 關啟文也提及一個類似的實驗，有一位Miss Z聲稱睡夢中漂離了身體，看到實驗室床上方隱藏了的一個五位數目字。但我細閱研究報告，發覺當晚的EEG記錄質素特別差，出現了特別頻率的雜音，不能排除是Miss Z中間起來偷看數目字。可惜這個實驗未能重複，也好像沒有視像記錄。（見Charles T. Tart. (1968). A Psychophysiological Study of OBEs in a Selected Subject.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Psychical Research, 62(1), 3-27.）如果實驗可以在這些方面改進，信服力會大大提高。這也是個很好的例子，為什麼我之前說「魔鬼在細節中」。很多類似的實驗，不可以不假批判地盡信，但這些實驗設計的缺憾都是原則上可以克服到的。

[10] 病人自己也說記得在過程中好像曾經清醒過。

[11] 劃線是我加上去的，原文沒有。

[12] Haouzi, P., Ahmadpour, N., Bell, H. J., Artman, S., Banchs, J., Samii, S., ... & Gleeson, K. (2010). Breathing patterns during cardiac arrest. Journal of Applied Physiology, 109(2), 405-411.

[13] Pana, R., Hornby, L., Shemie, S. D., Dhanani, S., & Teitelbaum, J. (2016). Time to loss of brain function and activity during circulatory arrest. Journal of Critical Care, 34, 77-83.

[14] Olaussen, A., Shepherd, M., Nehme, Z., Smith, K., Bernard, S., & Mitra, B. (2015). Return of consciousness during ongoing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A systematic review. Resuscitation, 86, 44-48.

[15] Bihari, S., & Rajajee, V. (2008). Prolonged retention of awareness during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for asystolic cardiac arrest. Neurocritical care, 9(3), 382-386.

[16] Avidan, M. S., Zhang, L., Burnside, B. A., Finkel, K. J., Searleman, A. C., Selvidge, J. A., ... & Hantler, C. (2008). Anesthesia awareness and the bispectral index.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58(11), 1097-1108.

[17] Kroeger, D., Florea, B., & Amzica, F. (2013). Human brain activity patterns beyond the isoelectric line of extreme deep coma. PloS one, 8(9), e75257.

[18] Steriade, M., Amzica, F., & Contreras, D. (1994). Cortical and thalamic cellular correlates of electroencephalographic burst-suppression. Electroencephalography and clinical neurophysiology, 90(1), 1-16.

[19] Alkire, M. T., Hudetz, A. G., & Tononi, G. (2008). Consciousness and anesthesia. Science, 322(5903), 876-880.

[20] Långsjö, J. W., Alkire, M. T., Kaskinoro, K., Hayama, H., Maksimow, A., Kaisti, K. K., ... & Scheinin, H. (2012). Returning from oblivion: imaging the neural core of consciousness. The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32(14), 4935-4943.

[21] Shewmon, D. A., Holmes, G. L., & Byrne, P. A. (1999). Consciousness in congenitally decorticate children: developmental vegetative state as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Developmental Medicine & Child Neurology, 41(06), 364-374.

[22] 其實認為有靈魂也不足以解釋為何瀕死經驗是更加清晰而不是迷迷糊糊的。

[23] 還有一個難題，是有些人感覺意識脫離身體的時候，並非在瀕死邊緣，而是（錯誤地）認為生命受到威脅。不過如果他們突然感到強烈的恐慌，其實也有機會影響到腦部血液流通。但實情有待詳細研究。

[24] Borjigin, J., Lee, U., Liu, T., Pal, D., Huff, S., Klarr, D., ... & Mashour, G. A. (2013). Surge of neurophysiological coherence and connectivity in the dying brain.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0(35), 14432-14437.

[25] Li, D., Mabrouk, O. S., Liu, T., Tian, F., Xu, G., Rengifo, S., ... & Wang, M. M. (2015). Asphyxia-activated corticocardiac signaling accelerates onset of cardiac arrest.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2(16), E2073-E2082.

[26] Lakhmir S. Chawla, Seth Akst, Christopher Junker, Barbara Jacobs, and Michael G. Seneff. (2009). Surges of Electroencephalogram Activity at the Time of Death: A Case Series. Journal of Palliative Medicine, 12(12): 1095-1100. doi:10.1089/jpm.2009.0159. Auyong, D. B., Klein, S. M., Gan, T. J., Roche, A. M., Olson, D., & Habib, A. S. (2010). Processed electroencephalogram during donation after cardiac death. Anesthesia & Analgesia, 110(5), 1428-1432.

[27] Noam Chomsky (1988). Language and the Problems of Knowledge. MIT Press.

[28] Hameroff, S. R., & Penrose, R. (1996). Conscious events as orchestrated space-time selections. Journal of consciousness studies, 3(1), 36-53.

[29] Hameroff, S., & Chopra, D. (2012). The “quantum soul”: A scientific hypothesis. In Moreira-Almeida, A., Santana Santos, F. (Eds.) Exploring frontiers of the mind-brain relationship (pp. 79-93). Springer New York.

[30] Bostrom, N. (2003). Are You Living in a Simulation?,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53(211), 243-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