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我们该往何处去”之后｜接力访问 035 滕宇堃
文｜杨樱
滕宇堃在大学里开始考虑一个问题：所谓公民社会是适合当下的吗？
这句陈述需要一些背景解释。滕宇堃出生于 1995 年，2013 年 9 月，他从兰州到广州上大学，接触到了 NGO 并开始担任志愿者，一年之后就开始独立负责项目，比如关于环保项目的一线调研。“当时觉得这个事情是对的，所以我就去做了，做了以后，发现事情不是我想的样子”。滕宇堃看到很多 NGO 遭遇政府机构的压制，后者认为 NGO 许多行动危险而敏感。到了滕宇堃毕业的 2017 年，广州许多公益组织停滞或解散。他到后期也只能转入学校社团做事。所有这些让滕宇堃困惑：为什么会这样？
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要到他毕业三年之后才浮现在他脑海里。他说 2020 年他状态低迷，因为对陌生的新冠病毒感到恐惧，也被武汉发生的一切正面冲击。
但是当时的滕宇堃已经要比 2017 年毕业的时候成长了很多。这种成长根据他的说法，有他一贯的随机性。而和滕宇堃聊天的有趣之处在于，你会意识到所谓随机并非完全是无方向的，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一个人去除了做事的功利性。
滕宇堃毕业之后去了一家基金会工作，那时候他还在试图解决困扰自己的那个“公民社会”的问题。基金会让他看到了另外一些 NGO 的状态，它们和政府走得更近，提供政府可以采购的服务，所做的事情也直接与城市、乡村的居民生活相关。滕宇堃对这样的工作状态没有直接的评价，只是说和自己大学期间的经验是完全不同的工作方法，以及他意识到，必须让更多人认识到“公共是重要的”，包括“关键位置的人”，只有这样才能防止极端事件的发生。
但是在基金会参与一项公益人才培养的项目时，滕宇堃发现了一个新问题。项目内容是这样的，他要去广州一所大专职业学校里培训学生，让他们加入基金会资方设立的公益慈善学院，并致力于公益事业。“真的接触以后发现，职校的学生是两类，一类打算专升本，一类就是玩三年，回家反正有事情等着我去做”，负责具体事务的他发现资方只是一厢情愿。
他在 2020 年彻底离开了基金会，“这个事情里面，我意识到了做公共事务这件事情的时候，大家宣称的和实际执行的是有区别的。”
而他那时候打算做的事情，就是寻找和自己大方向一致的人。于是他一边在各种公益机构兼职，提供之前自己积累的服务经验，他称之为“咨询顾问”，一边在构建真正属于自己的事情。
这就会说到滕宇堃“随机”的人生态度。“就是我现在手头有事情做，做了以后我觉得是对的，我就会接着做；遇到问题，我就想把问题搞清楚，搞得差不多了需要做选择，那就做选择。我觉得所谓目标是个被塑造的过程，不同人会告诉你不同的看法……”
但是他做事也有自己的规则，首先是认真对待正在接触的人和事情，其次是不作预判。“我 2017 年听过一个长辈的分享，他在结尾的时候说，人生的路径不是你走出来的，是你走完了回头看，自己把那条路串起来的。”
他开始做自己的“公共客厅”，和一些朋友一起讨论、记录时事，保持对自己周遭生活的观察。新冠疫情三年，这成了他持续进行的一件事。
“2021 年 10 月，就是当年广州第一次封控之后，我做了一个‘疫中诗’工作坊，其实就是叫几个朋友过来一起做一些表达，任何疫情期间的个人状态都可以。大概一个多月之后，一个参加活动的朋友突然在街上碰到我，第一句话就说他现在开始尝试读诗了，之前读不懂。我觉得好像那次对话在他身上发生了一些东西。”
这事固然有公共性的面向，但滕宇堃说，这也是他的个人生活需要。所谓“公共客厅”，也无非就是不定期邀请朋友来吃饭，而吃饭的时候，大家就会聊起很多事情。
根据我的吃饭经验来看，滕宇堃至少做了两件额外的事情，第一是筛选了来吃饭的朋友，第二是多多少少有自己希望探讨的议题，而且希望把有价值的讨论沉淀下来。
滕宇堃对于前一点表示同意，他说他本来就认识很多不同圈层的人，也会定期和各种人互通有无。他根据相处状态把不同的朋友分类，有一类事专门吃饭的，“微信发一个链接，去吗，去，好，定好时间就走。”这样的饭局聊天不会深入，但可以帮他了解朋友的生活；有些朋友是专门一起读书的，尤其是他有书自己一个人推进不下去的时候；如果是那种讨论问题的朋友，交往的时间一般就更久，有相当的了解和信任。
2022 年底，滕宇堃把疫情时期大家的一些讨论印成了小册子，送给朋友们，算是对这段实践的小结。然后他自己开始往更公共的生活方式推进——做一个“知识文化共同体”。
这件事的起源是这样的。滕宇堃的四个朋友，从 2019 年开始从事面向县城高中的人文教育项目，一开始是带着同学们读书，举办夏令营，而滕宇堃是项目的咨询顾问。在项目进行到 2021 年时，大家开始思考更多可能，“如何让对人文、公共精神没有太多接触的学生去找到自己生命历程中那些公共性的点，并且还愿意跟着一些脉络持续学习相关的内容。”
这也是滕宇堃后来深度参与的时间。因为他们发现，对于县城的高中生来说，单一的阅读只能带动一小部分人的兴趣，甚至这个部分的同学的热情也开始降温。反倒是学校里的一些社团活动，很能唤起同学们的兴趣，而且也的确需要方法上的指导和支持。于是滕宇堃和朋友们开始推动一些校园行动和公共服务，同时配合人文阅读，反而更能推动同学们对于公共议题的关心。
在这个过程中，“知识文化共同体”的愿望出现了。其中一位常年在湖南的朋友，提议在长沙找一个落脚地，大家都同意了。或者说，大家都没想过“为什么是长沙”，只是觉得没什么不可以的，就把未来活动的第一个据点放在了长沙。
那是一个岳麓山脚下的院子。打开滕宇堃的朋友圈，你可以看到他 2023 年的持续劳动：如何收拾一个乡村院落。4 月 6 日发的一条，是两个广告海报夹着一桌菜的照片。海报大字写的是：
想要耕田吗？想要搬砖吗？
青塬小院！周六周日！欢迎青壮年劳动力来蹭饭！
中间那桌菜看上去挺好：蒜泥黄瓜，红烧茄子，干锅卷心菜，土豆烧肉。
到了 4 月 9 日，他的朋友圈里就出现了十几个人；到了 4 月 20 日，关于这个项目的首个公众号自我介绍出炉：为了解决“我们该往何处去”的问题，四个项目所有人会在岳麓山这个叫做“青塬小院”的地方共建“文化共同体”，从读书会开始，推行可持续的生活实践，未来还会向更多湖南的县市走，了解县乡生态，基于本地社区历史文化推动“人文营地”。
公众号里没有提及滕宇堃的名字，他在转发的时候写了很长的一段话，其中说：“2023 年，我会拿出至少一半时间来建设这个文化空间”。与此同时，他还会继续做公益组织的兼职咨询顾问，做自己的家族史，和继续发展自己关于茶叶的爱好。
这很符合滕宇堃在朋友们面前一如既往的模糊形象：“教育圈的朋友会说，我是在做县城高中生人文教育；环境领域的朋友可能会说，我是一个做社区的；在商业领域混得比较好的朋友会说，这个人好像是在做公益的。”
滕宇堃对“青塬小院”的设想是，在所谓的“共同体”之前要加上“流动”这个词。“可能有状态、有需求的时候就来到了这儿，当觉得需求被满足的时候就离开，就甚至再也不回头，但你会带着在这里一起经历过的一些事情去往下走。”
这其实是一个很高的要求，因为要求别人在记忆里给自己做的事留下一席之地。而这里持续会进行的，就是关于公共议题的探讨。关于如何推动公共讨论，滕宇堃有一些心得：
“（讨论时的）心理防御是可以被放下来，但需要契机。我自己有一些奇怪的自信，觉得我可以做到让大家在一些特定的时候放下防备。靠真诚当然不行，大家只会觉得你有点傻。需要一种场域的营造，里面有很多小技巧。”
“在线下，如何让大家把话说明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其实很多讨论时的矛盾并不是根源性的，甚至都不涉及根源，连表达那层都还没到，就出现了一些所谓的矛盾——当一个人听到某个关键词的时候，就把自己的情绪封闭起来了。我觉得这是在公共讨论里面非常常见的的状态，也是最大的危险，因为你没办法去理解这个人到底要表达什么，而其实 Ta 只是语言体系和你不一样。”
“在这种时候就需要帮助表达的人去做澄清，同时需要帮助聆听的人把耳朵打开。活动发起人需要掌握技能。比如一个人的表达并不一定跟公共相关，可能非常个人，往往在那种时候需要用一些方式让个人表达尽快结束，然后进入一些个人场合的时候，再让 Ta 继续下去。”
我们后来回到了那个让他从大学开始就非常困扰的问题：为何政府会叫停一些公益行动。滕宇堃的理解是这样的：“是标签。就是标签化的一些 NGO 的行为，比如这个叫做干扰，那个叫捣乱。只要出现了一些很类似的行为，你就会被认为有问题。”
我没有回到那个“所谓公民社会是适合当下的吗？”的问题，某种程度上，滕宇堃已经在回答这个问题。他还补充了一个让他觉得神奇的近况。
“其实有很多朋友会主动不联系，但是今年开始，有很多人会重新找回来……我不太知道为什么，但反正大家现在找回来了。我最近一段时间见了好多五六年没见面的朋友，好奇我在干嘛……他们聊的东西我觉得是有相似性的，大部分都是集中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自己想要找一些别的乐趣，但好像又找不到，就处于这样一种状态。”
Q：最近在做什么有趣的事情？
A：我最近一直在搞园艺，院子上一任租户留了非常多的植物。跟植物待在一块让我找到一些新的快乐，比如角落里有一些球茎，我把它们移去有阳光的地方，过了四五天，叶子慢慢立起来了，还有些植物，原本以为它是不开花的，突然有一天早上起来发现开了朵花。
Q：以前养植物吗？
A：种过，但这里有很多我不认识的。比如说我最近认识了桃金娘，以前只在书里看过。
Q：这件事的困难是什么呢？
A：需要做一些工程，然后每天跟工人师傅打交道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的时候语言特别无力，只能上手做示范。
Q：你会推荐什么有趣的人做接力？
A：焜老苟，一位在大学时想要学习建筑，但阴差阳错成为了文身师的朋友。他的文身都是原创，还通过文身来帮助顾客完成很多个人表达。他的生活状态很有趣的是，完全没有按照社会时钟在走，但又非常稳定和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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